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台北马场町刑场，李友邦被押到最后一站。
这个名字听着陌生，可他不是小人物。
黄埔二期、台湾义勇队总队长、陆军中将、台湾省政府委员、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任委员。抗战时，他喊过一句话：“保卫祖国，收复台湾。”
可最后，要他命的，偏偏就是国民党方面的一纸判决。
更反常的是，他常被人和“吴石案”放在一起说，可真正被公开纪念的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牺牲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十日。
李友邦死在两年后。
中间隔着二十二个月。
这二十二个月，才是他的命门。
李友邦原名李肇基，一九〇六年生在台北芦洲。那时候的台湾还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少年李友邦在台北师范读书，跟同学夜袭日本警察派出所，事情闹大了，学校容不下他，日警也盯上了他。
他只能走。
一九二四年，他离开台湾，到广州，进了黄埔军校第二期。
那一年，他十八岁。
黄埔的操场、课桌、军装，把这个台北青年送进了另一个世界。他的口音还带着台湾味，可他手里拿起的，已经是国民革命的旗帜。
他没有回头。
抗战全面爆发后，李友邦在浙江金华筹组台湾义勇队。酒坊巷里的屋子不大，却挤进了一批从台湾、福建来的青年。
他们懂日语，熟悉台湾社会，也知道日本军队那套宣传话术。队伍做宣传、做情报、办医院，还组织少年团。
最初只是几十人。
后来扩成总队。
李友邦身上的军衔，也从少将到中将。他最常挂在嘴边的目标，还是那八个字：保卫祖国，收复台湾。
这八个字，后来听起来格外刺耳。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李友邦带着妻子严秀峰回到台湾。他成了三青团在台最高负责人，又进了国民党台湾省党部。
可台湾的局势很快变了。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后，李友邦也被抓过一次，罪名还是“通匪”“鼓动”。关了三个多月，才放出来。
他出来后，仍被安排在党政系统里。
这看上去像是安全了。
其实不是。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八日，严秀峰被捕。
这一下，李友邦的门口安静了。
吴石、朱枫那条线在台湾暴露，国民党方面开始大规模搜捕。朱枫与严秀峰有旧识，严秀峰被卷入，后来被判十五年。
但李友邦的问题，卡在一个微妙处。
他的名字没有像吴石、陈宝仓、聂曦那样，成为那起案子的核心人物；吴石等人一九五〇年六月十日在马场町就义时，李友邦也没有同案被处决。
他还在台面上。
他还坐在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任委员的位置上。
这才最危险。
蒋介石进场后，气氛变了。
他拿起名册，先喊的不是新任主委，而是李友邦。
李友邦站起来。
蒋介石当场斥责他，又叫宪兵把人带走。那场会里，最狠的一句话传了下来：“太太是奸匪，丈夫一定是奸匪。”
就这一句。
没有公开审判的辩论，没有证据链的展示，也没有给这个黄埔二期、抗日将领留下体面。
一个妻子的案子，变成丈夫的死罪。
李友邦被关了几个月。
判决书上的罪名，写成“包庇窝藏中共间谍”“早已加入中共组织”等。纸面很冷，字很硬。
可这张纸挡不住一个事实：他不是一九五〇年六月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同案中的那四个人，也没有被放进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那组核心雕像里。
他的死，另有一把刀。
那把刀叫猜疑。
蒋介石退到台湾后，最怕的就是身边再出“内线”。台籍精英、本土力量、抗战旧部、黄埔旧人，在他眼里都可能变成风险。
李友邦偏偏全占了。
他是台湾人，组织过义勇队；他在国共合作背景里成长，又和不少左翼人士有旧交；他被蒋经国用过，也被吴国桢延揽过。
这样的履历，在抗战年代是资本。
到白色恐怖里，就成了罪状。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马场町刑场上，李友邦的名字被划进死亡名单。
他四十六岁。
严秀峰还在狱中。她要到一九六五年才出狱，往后靠做女红、养鸭、卖菜，拉扯几个孩子。这个家庭没有等来丈夫回家，只等来一份迟到很久的平复。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李友邦案的有罪判决被撤销。
那时，距离马场町那声枪响，已经过去六十多年。
一个台北青年曾从这里出发，要“收复台湾”。
最后，台北马场町的空地上，枪声落下，人倒下。
他没有死在抗日战场，却死在自己投奔过的权力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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