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New Leftists）
编者按:
在数字平台只手遮天的今天，“技术封建主义”与“垄断资本”几乎已经成为了左翼批判的常识。我们常常认为，资本家已经化身为收租的封建领主，通过政治强权与平台垄断“躺赢”，而传统的市场竞争已然终结。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本文将向这一即将成为常识的潮流发起了猛烈的挑战。
基于安华·谢克的“真实竞争”理论，本文将犀利地指出：资本的集中化绝不等于垄断。哪怕是亚马逊这样的巨头，依然在残酷的资本流动性与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中拼杀。文章批评了罗伯特·布伦纳、迪兰·赖利以及《每月评论》学派，指出将当今的危机归咎于“政治寻租”或“垄断”，不仅在理论上夸大了资本逃避竞争的能力，在政治上更是极其危险的——它暗含了一种改良主义幻觉，似乎只要通过反垄断法案、恢复“良性竞争”，就能拯救劳工。
但正如本文及本文的前言论述所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异化并非源于“垄断”这种功能失调，而恰恰源于“竞争”这一资本主义的常规运作本身；同时，租金的攫取也并非对竞争的否定，而是残酷竞争的结果。反垄断绝非左翼的最终解药，唯有超越竞争与市场，将生产资料民主化，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出路。本文对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进行了极具启发性的再政治化，特此推介，以飨读者。
垄断资本存在吗？
译自: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Is Brutally Competitive
作者：斯蒂芬·马赫(STEPHEN MAHER), 斯科特·阿奎诺(SCOTT AQUANNO)
译者：灼华文社
01
导言
这篇文章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提出了一个颇为“惊世骇俗”的观点——垄断资本并不存在。作者区分了资本的集中化与垄断，并指出尽管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必然导致资本的集中化，但是这却并不一定导致垄断。甚至恰恰相反，随着资本的集中化，企业对竞争的追求会更进一步。
作者的理论基于谢克的“真实竞争”学说。这一学说注意到了传统的垄断资本理论当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悖论：传统的解读，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抑或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认为竞争所导致的利润率平均化适用于一切的企业和部门。但是，同一部门内的竞争又意味着其价格必定趋于相同，在这种情况下，不同企业间的利润率自然是不相等的。
为此，谢克指出了在部门内的企业竞争和各部门之间的市场竞争的逻辑差异——前者实行价格竞争，试图降低成本，而后者则追求平均利润率。这也就意味着，当一家企业在某一个行业内取得了资本的集中化后，这仅仅意味着它暂时地打赢了价格战，但是并不意味着它就能够取得垄断。如果它试图以某种方式获取高于社会平均的利润率，那么其他行业与部门的资本就会蜂拥而入，试图打破垄断。在这种威胁面前，这样的企业仍然必须保持竞争。正像本文作者所指出的那样，“竞争并非取决于部门内企业的数量或规模，而是资本流动性的函数。”只要资本流动性还保持在高位，那么企业便几乎不可能真的实现垄断。
这并不是说，历史上的垄断资本理论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它恰恰说明，垄断永远都是历史性的。它必须基于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例如某一个政权的存续，某一历史时期金融业的不发达等等。只有在非常仔细地进行了历史与社会学批判之后，我们才能够使用垄断资本的理论武器，而不是将其当成一根现成的大棒随意挥舞。作者的批评与其说是要彻底否定垄断资本理论，倒不如说是它的滥用——垄断所带来的超额利润，在今天，已经同租金乃至腐败所得混为一谈。
但是，作者的论述似乎仍然存在一个缺陷。那就是，作者试图将今天的资本主义描述为一种“资本主义一般”，好像它并没有特殊的地方——作者给人一种印象，那就是步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以来，好像一切都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一切都还处于竞争和市场的正常运转逻辑当中，即所谓的“常规运作”。作者特别对一些批判者将租金视为当今资本主义，特别是大企业的利润来源的说法嗤之以鼻。他的理由是，这样的一种体系根本无法自我维持下去。
但是，难道当今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最大特征，不就是它的自毁倾向吗？作者问道，如果人人都收租金，人人都行腐败，那么资本主义还怎么可能继续运转下去呢？——但是，从个体的资本家和政客的角度，回答却总是一样的：“Après moi, le déluge.”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当然需要正视资本主义体系运作的内在“逻辑”——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我们总是需要在其中看到一种合理性的辩护。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反逻辑的。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当然不可能离开生产，但是生产的主体却已经从大企业变成了小生产者——垄断资本理论揭示的不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内部的“分配”问题（这在逻辑上存在矛盾），而是资产阶级对小生产者的阶级战争。在这里，它无疑是构建社会运动的联合战线的有力武器。在现实的阶级社会当中，政治资本主义与生产性的资本主义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更何况，租金的诞生，本身就是竞争下利润率平均化的结果。马克思强调，地租是土地所有者从农业资本家那里所攫取的，超过平均利润率的部分。就此而言，租金的榨取不仅与不同部门之间的资本竞争不矛盾，而且恰恰体现了这一竞争的后果——每一个部门都追求平均利润率。租金绝不能等同于腐败所得或单纯的强盗行为。其内在已经渗透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逻辑。就此而言，仅仅引入“真实竞争”理论，还不能将租金作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大企业，特别是平台获利的主要手段的观点排除在外。
02
正文
Dylan Riley在《Sidecar》杂志近期的一篇文章中重申了他的论点，即我们正在见证他和Robert Brenner所称的“政治资本主义（political capitalism）”的兴起。他们声称，在这种体制下，通过控制国家来榨取租金正取代生产性投资，成为统治阶级积累财富的主要手段。
Riley写道，资本家“更愿意通过寻租和政治榨取来获利，而不再愿意将财富用于不确定的投资”。此外，这种情况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当今资本主义最明显的威胁并非来自工人阶级，而是来自那些日益成功地通过掠夺而非生产性投资来获利的资本家，这可谓自相矛盾”。这些言论呼应了Riley在其他地方所做的宏大宣称：“在政治资本主义下，赤裸裸的政治权力，而非投资本身，已经成为决定投资回报率的关键因素。”
Riley在文章的开篇正确地认为，分析必须聚焦于体系的“运动规律”。但正如我们在这里的批评文章中所要指出的，他自己的分析似乎脱离了任何此类基础。
资本家榨取的租金必然有其来源。与利润和利息一样，租金是对有限的剩余价值池的一种索取。它源于对某些生产或流通条件的控制，这些条件赋予特定资本家占有别处所产生财富的权力——这是一种无法通过竞争来消除的优势。如果所有资本家都能普遍获得这些条件，租金就会消失，因为它将不再赋予他排他性优势。
由于租金是对有限的剩余价值的索取，它无法无限扩张。在它从利润中被扣除的范围内，它不可能增长到消除生产性投资的程度——那样只会破坏租金本身的来源以及整个体系的再生产。“榨取”或许能使个别资本家致富，但它根本不可能取代生产性投资成为积累的一般基础。因此，我们认为，“Riley的分析实际上是在暗示，资本主义正被某种‘新封建主义’所取代，因为通过‘掠夺’积累财富削弱了竞争，并导致对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悬置。”
在回应我们批评时，Riley对租金进行了一番颇为令人困惑的讨论，他试图通过将租金的攫取与积累的动态分离开来，以绕开这一榨取的根本限制——他辩称“有许多形式的租金与市场无关，因此并不依赖于垄断”。但他所举的例子——授予特朗普家族及其政治盟友的政府合同——几乎未能澄清问题。如果如Riley所言，对国家权力的优先获取赋予了某些资本家其他人所不具备的优势，使他们能够从生产性经济中榨取财富，那么这似乎相当符合垄断的定义。
此外，自二战以来，国家合同一直对于美国跨国公司的竞争力和利润至关重要。所有这些都应该被简单理解为“租金”吗？实际上，国家支出长期以来都在垄断资本理论中占据核心地位。然而正如我们指出的，如果我们像Riley那样放弃马克思关于租金与垄断之间的联系的具体分析，租金的概念就会变得如此宽泛，以至于“利润作为一个独特的范畴，往往会完全消失在租金之中。”Riley最终得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定义。
Riley的论证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国家并非价值的自主来源，而是对其他地方生产的财富进行再分配。因此，他无法回避我们所指出的租金扩张的限度问题。如果租金掠夺和通过政治膨胀的资产价值不是对被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索取，那么它们又是在索取什么？如果这些被视为独立于生产的财富来源，那么这种论证就已经抛弃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然而，如果它们是对剩余价值的索取，那么问题依然是我们所提出的那些：剩余如何生产、如何分配，以及为何这些占有形式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新的积累体制。
在回应中，Riley从描述特朗普家族政治腐败的生动案例，跳跃到了一个关于“政治资本主义”的宏大论断，声称整个经济由一个模糊且未命名的“榨取部门”所主导。与他在《Sidecar》上的原文一样，他既未指明这个“非生产性的榨取部门”由什么构成，也未提供任何关于其总体经济的证据。指出公然的腐败案例，当然与证明国家榨取构成了一种全新的积累体制或逻辑截然不同。因此，Riley充其量只是指认了一组特定的企业，它们通过其引用的新闻报道中每日可见的那种腐败关系来获利。
Riley的框架倾向于将国家描绘为狭隘的统治寡头的直接工具。然而，要组织一个阶级的权力——就需要国家与特定资本家保持一定距离，即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家所称的“相对自主性”。国家之所以做资本主义的事情，并非因为资本家告诉它去做，而是出于结构性的要求。我们需要一种更精细的理论，它不是将国家简单地视为腐败的工具或被私人利益俘获，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在支持积累，保障合法性和行使强制力方面发挥系统性作用的体系。
这样一种理论既阐明了改革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如何带来了右翼的反弹，这种反弹将全球化给工人带来的负担，与对移民和父权制受到侵蚀的焦虑融合在一起。如果资本能如愿以偿，那么现任总统就应该是哈里斯而非特朗普。引发特朗普崛起的政治危机——他在任期间的混乱行动只会加剧这一危机——源于资本并不直接控制国家这一事实。
“政治资本主义”概念还存在其他根本性问题。该框架建立在这样一个论断之上：停滞已封堵了生产性投资的机会。对Brenner和Riley而言，1970年代的危机从未得到解决，这迫使他们不得不对1990年代的繁荣、2008年后的复苏，以及当前的创纪录利润、高额研发支出和大规模投资复苏进行解释。然而，Riley也不得不承认，大型科技公司——通常是“技术封建主义”和食利资本主义论述的中心目标——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投资巨大且充满活力，并且在崛起当中并未赚取垄断租金。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积累只能通过榨取来实现的这一论断，似乎就所剩无几了。
Riley反驳说，我们必须考虑科技行业以外的增长率。但是，如果一个理论只有通过忽略经济中最具活力和最主要的部门才能成立，那又说明了什么呢？我们是否也要忽略在军事、能源和物流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即使存在某些过度投资，导致贬值、市场集中化乃至潜在危机，这也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动态。这绝不表明一个体系已经筋疲力尽、停滞不前。
John Bellamy Foster和Brett Clark在最新一期的《每月评论》中回应了我们先前对垄断资本理论的批评，但他们的回应方向与我们截然相反。Riley试图将租金与垄断分离开来，却得出了一个宽泛到不可能维持的定义；而Foster和Clark则扩展了垄断的定义，使其实际上无法被证伪。通过这样做，他们恰恰印证了我们的核心论点：面对与现实的不符之处，垄断资本理论家们扩大了垄断的定义，使之能与现实吻合。我们证明了，Shaikh的“真实竞争”理论比“垄断资本”更能捕捉当代资本主义的动态。
正如我们所展示的，垄断资本理论实际上与主流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密切相关，后者以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中设想的“完全竞争”理想为标尺来衡量现实市场。这些理论的核心是“竞争的数量理论”。根据该理论，竞争的强度被视为市场中企业数量的直接结果。竞争存在于一个光谱之上，一端是拥有无数小企业的完全竞争，另一端则是仅有一个卖方的完全垄断。随着市场通过集中而由更少数的、更大规模的企业所主导，资本主义便离开了其“竞争阶段”，进入了“垄断阶段”。由于缺乏竞争性的约束，结果便是投资不振、停滞、价格高企和超额剥削。
在我们发表于《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RRPE）的论文中，我们考察了亚马逊的案例——它常被引为垄断企业的典型。例如，“技术封建主义”的理论家认为，亚马逊和其他科技公司凭借其对知识产权、平台和个人数据的控制，正在榨取巨额垄断租金。与“政治资本主义”的情况一样，科技公司榨取租金的能力取决于它们是否拥有垄断权力：即对某种能带来无法通过竞争消除的市场优势的东西的控制。否则，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只会吸引其他资本的投资，加剧竞争，并将利润推回社会平均水平。
这一利润率总是通过行业间竞争趋于平均化的过程，正是“真实竞争”理论的核心。在这种观点中，竞争并非取决于部门内企业的数量或规模，而是资本流动性的函数。大企业在由大规模金融机构提供的支持之下，能更好地摧毁市场壁垒。从这个角度看，竞争不一定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削弱——相反，集中化会增强企业的力量，使“企业间的战争”在更大规模上进行。正如我们所展示的，亚马逊仍然必须通过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以吸引卖家和买家。因此，它被迫最大化其效率。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还表明，亚马逊并未持续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在我们最近发表于《社会主义年鉴》（Socialist Register）的文章中，我们证明了其他领先的科技公司也是如此。简而言之，没有证据表明资本流动性的壁垒已经像技术封建主义或垄断资本理论所要求的那样，中止了利润率的竞争平均化。
Foster和Clark并未回应这些证据，也未回应我们对亚马逊发展的考察。相反，他们屡次从巨型企业的存在直接跳到它们通过垄断获利的结论。Foster和Clark将讨论从利润率转向关于企业规模、集中度、平台中心地位和战略规划的一般性陈。但这恰恰预设了有待证明的东西。大型企业的存在当然毋庸置疑，但是我们所质疑的正是“集中等同于垄断”这一论断。
为了支持他们的论点，Foster和Clark从寻找证据转向了诠释马克思的“真实想法”，声称马克思赞同竞争的数量理论。然而，他们所引用的《资本论》第一卷中的那一段话是被断章取义的。马克思的竞争理论是在《资本论》全部三卷中展开的，直到第三卷他才对整个体系中的竞争进行了全面考察。他们引用的那段话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特定情境的，即那些现代工业还没有完全改造过的领域（带有前资本主义特点的小生产的领域）。“在这里，”马克思写道，“竞争与竞争资本的数目成正比，与竞争资本的大小成反比地激烈起来。”
这里的“在这里”很重要。马克思描述的是被局限在日益狭窄的经济领域内的众多小资本之间的绝望竞争，而非在陈述一个普遍法则。然而，随着现代工业的建立，竞争日益通过规模、技术发展、生产率增长以及开辟新市场的能力来运作，所有这些都因信贷的发展而得到促进。仅隔了几句话，马克思便指出了更广泛的趋势：“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竞争和信贷——资本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也发展了。”换言之，竞争和信贷随积累而发展，即使它们推动着集中化。
Foster和Clark批评我们没有认识到，竞争在垄断资本主义内部依然存在——这是他们所谓的“真实垄断”理论的一个特征。但这正是我们的论文所处理的问题。正如我们指出的，这些理论承认在一个彼此共谋、固定价格、高度停滞的体系内存在有限的寡头竞争。然而，这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并不相符。正是为了回应这一现实，新一代的垄断理论家——从Lina Khan到技术封建主义的拥护者——才扩展了垄断的概念，将竞争本身也包含了进去。因此，Lina Khan曾将亚马逊描述为一个“悖论”：一方面，它是在集中化运营的巨型企业，但另一方面，它又表现出明显的对竞争的重视。她的解决方案是通过修改定义使数量理论成立：大型企业无论做什么——提价或降价、扩张或收缩、投资与否，都被算作是服务于垄断。然而，如果我们放弃数量理论，悖论也就消失了：更简单的解释是，这些企业正在竞争，这恰恰是真实竞争理论所指出的。
Foster和Clark的回应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这一趋势，甚至将Khan赞誉为一位发现了“真实垄断”的理论家。他们承认垄断企业依然会追求降低成本、扩大销售，进行扩张性投资。但很难看出这样的“垄断”行为与竞争还有何区别。其结果是，高利润被视为垄断租金的证据，而低利润则被归因于长期垄断的结果；投资不足证实了垄断导致停滞与无效率；投资高涨则证实了垄断正得到巩固。不同的结果都支持着同一种理论。Foster和Clark在“真实竞争”与“真实垄断”之间划定的决定性区别在于，垄断企业会避免降价。但他们并未回应我们提出的关于价格竞争实际上正在发生的证据。他们也未明确他们自己论断的含义：如果企业收取的是垄断租金，那么它们理应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但正如我们所展示的，它们并没有。
Foster和Clark为支持垄断资本理论所提供的唯一指标是通货膨胀。但通货膨胀既不是垄断程度的衡量标准，也不是市场结构的衡量标准。物价上涨可能源于需求与信贷、工资与阶级斗争、供应中断与汇率冲击、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调整以及众多其他因素。因此，通胀的持续并不能证明价格竞争的消失。Foster和Clark的论证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就站不住脚：仅凭通货膨胀无法告诉我们企业是否拥有垄断权力、是否在协调价格，还是仍受制于竞争。
Foster和Clark以一段冗长的引文作结，摘自Paul Sweezy1981年的一篇文章，他们声称该文“阐述了一种真实垄断理论”。但那段话所阐述的比Foster和Clark的那种弹性概念所暗示的要明确得多。Sweezy写道，垄断资本理论面对的是成熟资本主义的“现实”：“过度积累与停滞、闲置产能与投资不足、剩余利润与消费不足”。很难看出这如何能与Foster和Clark所承认的科技公司的大规模投资、快速技术发展、产能扩张、劳动过程重组且没有持续的垄断超额利润现实相协调。因此，证据与Sweezy所认定的趋势之间的矛盾，比福Foster和Clark所承认的要直接得多。亚马逊所展现的，并非他们所预期的那种逃避了竞争约束的垄断资本主义，而是马克思和Shaikh所预测的加剧了的竞争。
最后，真实竞争理论的政治价值在于，它为争取一种更可持续、更民主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提供了清晰的指引。阅读Foster和Clark的回应，人们不禁会问：为何非要煞费苦心地将我们的分析建立在“垄断资本”之上？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理论将资本主义的现存危机视为功能失调而非其常规运作的结果，其可能会“指向”一种旨在重振“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的政治，而非超越资本主义。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援引过垄断概念的理论家或行动者——从弗拉基米尔·列宁到今天——都是改良主义者。问题在于，垄断资本理论由于模糊了竞争的持续在场，它在驱动资本积累、剥削劳动和破坏环境方面的核心作用，也模糊了社会主义战略中“扬弃竞争”的核心要义。
Foster和Clark自己的回应就反映了这种模糊性。一方面，他们坚持认为垄断与资本主义本身密不可分，反资本主义与反垄断政治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他们又提出一些试图加剧或恢复竞争的监管措施，认为这可能对工人有利。但亚马逊的案例显示，在集中化的大企业当中，竞争已经非常激烈。它们已经在持续施压以削减成本，通过加速流通、约束供应商和强化劳动剥削来维持竞争力的。亚马逊的存在对工人不利，并非因为它是一家垄断企业，而是因为它是一家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公司。自动化、监控和残酷的劳动纪律，与其说是垄断的后果，不如说是资本家之间为竞争而进行的残酷战争中的武器。Foster的长期合作者Paul Burkett曾有力地证明，正是同样的竞争驱动着对环境的破坏。
这凸显了系统性转型的必要性。在此方面，问题不在于是否推进改革，而在于应优先推行何种改革以及为何推行。对社会主义者而言，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他们能否在更广泛的斗争中形成一个环节，以将权力转向工人、建立民主能力，并开辟一条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的道路。正如Leo Panitch和Sam Gindin所写，我们必须“将自己从‘唯有通过竞争才能实现生产力的发展’的这一观念中解放出来。”确实，“接受市场竞争作为目标…就等于在运动开始之前就放弃了社会主义的计划。”、要重振和改造劳工运动，使其成为更广泛的阶级政治的关键，就在于要想象并构建能对投资进行民主控制的机构，而不是恢复竞争。
稿件来自于灼华文社
由NLR编辑部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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