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陆远洲，三十二岁，在义乌做外贸生意六年了。
那天晚上，宾客散尽，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安娜。
她坐在床边，金色的长发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蓝色的眼睛像东欧深秋的湖水。二十五岁的乌克兰姑娘，比我小七岁，此刻却显得异常平静。
我倒了杯水递给她，手指微微有些发抖。
说实话，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这一切像做梦一样。三个月前我在社交软件上认识她，两个月前飞去基辅见面，一个月前决定结婚，今天——我们真的成了夫妻。
安娜接过水杯，却没有喝。
她把杯子放在床头柜上，抬起头看着我，那双眼睛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
“陆远洲，”她用带着口音的中文叫我的名字，“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新婚夜，妻子说有要求？这种话在任何文化背景下听起来都不太对劲。我脑子里闪过无数种可能——是不是彩礼没给够？是不是她家里还有什么条件我没满足？还是说……
“你说。”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
安娜深吸一口气，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我想把我的妹妹接到中国来。”
我一愣。
“你妹妹？”
“对。”安娜的眼神变得急切起来，“她叫卡佳，今年十七岁。我们的父亲去年去世了，母亲改嫁后去了意大利，卡佳现在一个人住在利沃夫的公寓里。她才上高中，没有人照顾她。”
我沉默了几秒钟。
“就这个要求？”我有点不敢相信地问。
安娜点点头，眼眶突然红了：“我知道这很过分，我们才刚刚结婚，我就提这样的要求。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卡佳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能把她一个人丢在那里。”
我坐到她身边，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骨节分明，能摸到清晰的血管纹路。
“安娜，”我说，“这件事我们可以慢慢商量。办签证、找学校、安排住处，都需要时间。但既然是你的妹妹，那就是我的妹妹，我不会不管。”
安娜愣住了，眼泪顺着脸颊滑落下来。
她扑进我怀里，肩膀轻轻颤抖着。我能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玫瑰香味，还有一点点婚礼上残留的香槟气息。
“谢谢你，陆远洲。”她的声音闷在我的胸口，“你真的愿意帮我？”
“当然。”我拍拍她的背，“我们是夫妻了。”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个英雄，像个拯救者。我甚至在心里暗暗得意——看，跨国婚姻也没那么难，只要真心相待，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可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承诺会成为后来一切事情的导火索。
婚礼后的第三天，安娜就开始着手办理卡佳的来华手续。
我陪她去出入境管理局咨询，去公证处翻译文件，去大使馆递交材料。那段时间我几乎放下了手头所有的生意，每天陪着她跑各个部门。
安娜的办事效率让我惊讶。她虽然中文说得不太流利，但沟通能力很强，遇到听不懂的地方就用手机翻译软件，实在不行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忙解释。
“你以前做什么工作的？”有一次排队的时候我问她。
“在基辅的一家旅游公司做客服，”她说，“专门接待中国游客，所以学了一点中文。”
“一点？你这水平可不止一点。”
安娜笑了，那是婚后我第一次看到她真正开心的笑容。
“我学了两年多，还报了一个中文培训班。那时候就想，如果能找一个中国老公就好了，中国人对老婆好。”
这话说得我心里暖暖的。
我握住她的手，心想这辈子一定要好好对她。
两个月后，卡佳的签证批下来了。
那天安娜高兴得像个孩子，抱着我在客厅里转圈。我被她转得头晕眼花，但还是跟着一起笑。
“我要去机场接她！”安娜说，“你陪我一起去好不好？”
“当然。”我捏捏她的脸，“咱们一起去。”
飞机是下午三点到的。
我和安娜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机场，她站在到达出口，脖子伸得老长，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道玻璃门。
“别急，”我说，“飞机刚落地，还要等一会儿呢。”
“我知道，可是我就是想早点看到她。”安娜搓着手，来回踱步。
我看着她的样子，心里忽然有些羡慕。从小到大我是独生子，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手足之情。那种血脉相连的牵挂，大概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能懂。
终于，旅客开始陆续走出来。
安娜踮起脚尖，目光在人流中搜寻着。突然她尖叫一声，朝一个方向拼命挥手：“卡佳！卡佳！这里！”
我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看到一个瘦高的女孩正拖着行李箱走过来。
她穿着白色的T恤和牛仔裤，一头浅棕色的长发扎成马尾辫，脸上架着一副大大的墨镜，遮住了半张脸。
走近了，她摘下墨镜，露出一双和安娜一模一样的蓝眼睛。
只是那双眼睛里没有重逢的喜悦，反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审视。
“这是陆远洲，我丈夫。”安娜用乌克兰语跟卡佳介绍我，然后又转头对我说，“这是卡佳。”
我用英语说了句“你好”，伸出手想跟她握手。
卡佳低头看了看我的手，没有握，而是直接转向安娜，叽里咕噜说了一大串乌克兰语。
我听不懂，但从语气判断，似乎不是什么客气话。
安娜的脸色变了变，赶紧打断她，用中文说：“好了好了，我们先回家，路上再说。”
回家的车上，卡佳一直看着窗外，一句话也不说。
安娜试图跟她聊天，问她在飞机上吃了什么、坐了多久、累不累，她都是嗯嗯啊啊地敷衍过去。
我从后视镜里偷偷观察这个女孩。
说实话，她长得挺漂亮的，五官比安娜更立体一些，下巴尖尖的，皮肤白皙得像瓷器。但她身上有一种刺猬般的气质，仿佛随时准备竖起全身的刺来保护自己。
到家之后，我带她看了给她准备的房间。
那是一间朝南的卧室，我之前特意重新装修过，换了新的床和衣柜，墙上挂了一幅乌克兰风格的刺绣装饰画，是安娜在网上买的。
“你看看喜不喜欢，”我说，“有什么缺的就告诉我，我再去买。”
卡佳走进房间，环顾四周，然后回头看了安娜一眼，说了句什么。
安娜翻译道：“她说很喜欢，谢谢你。”
但我注意到卡佳说话时的表情，那绝对不是“喜欢”的表情。
她嘴角向下撇着，眼神里带着一丝不屑，就像在看一个幼稚的玩具。
我心里咯噔一下，隐隐觉得有些不妙。
接下来的几天，卡佳几乎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
每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她已经坐在客厅里了，抱着手机不知道在看什么。我跟她说早安，她连头都不抬，只是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嗯”。
吃饭的时候，安娜做了乌克兰传统的红菜汤和饺子，卡佳吃得很开心，两个人用母语聊个不停。我坐在旁边，一个字都听不懂，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
有一次，我试着加入她们的对话，用英语问卡佳在学校学什么科目。
她看了我一眼，然后用乌克兰语跟安娜说了句话。
安娜尴尬地笑了笑，对我说：“她说她英语不太好，不知道怎么跟你交流。”
可我明明看到卡佳的桌上放着一本英文小说，封面上写着《哈利波特》的英文原版。
她在躲我。
或者说，她在排斥我。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对她不好吗？我帮她办了签证，准备了房间，买了新衣服新手机，甚至连她喜欢的零食都囤了一冰箱。
安娜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有一天晚上，趁卡佳洗澡的时候，她拉着我在阳台上说话。
“对不起，”安娜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卡佳她……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适应。”
“到底怎么回事？”我问，“她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安娜犹豫了一下，咬了咬嘴唇。
“她……她觉得我嫁给你是为了钱。”
我愣住了。
“为了钱？”
“嗯。”安娜的声音很小，“她说中国男人都比乌克兰女人大很多岁，娶外国老婆就是为了炫耀。她还说我……”
“说你什么？”
“说我是为了离开乌克兰才嫁给你的，根本不是真的喜欢你。”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
我倒不是生气，更多的是失望。我以为我做的一切足以证明我的真心，可在这个十七岁的女孩眼里，我不过是一个有钱的老男人，花钱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外国老婆。
“那你呢？”我看着安娜的眼睛，“你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
安娜抬起头，目光坚定地看着我：“当然不是。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陆远洲。你是真心对我的，我能感觉到。”
这句话让我心里的疙瘩稍微松了一些。
我伸手揽住她的肩膀，轻声说：“那就行了，别人怎么想不重要。卡佳还小，等她再长大一点就会明白了。”
安娜靠在我肩上，叹了口气：“希望吧。”
但事情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慢慢好转。
卡佳来中国的第三周，我开始发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首先是家里的东西经常被翻动。
我不是一个疑心重的人，但我的书房里有几个抽屉是上了锁的，里面放着一些重要的合同文件和护照证件。有一天我发现锁头上有明显的划痕，像是被人试图撬开过。
我问安娜有没有动过我的抽屉，她说没有。
我又问卡佳，她摇头否认，但眼神闪烁不定。
其次是银行卡。
那天我去银行取钱，发现账户里少了两万块钱。
我以为是哪个客户打款出了问题，查了半天流水才发现，这笔钱是在三天前的凌晨两点通过手机银行转走的。
收款方是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账号。
我立刻给银行打电话冻结了账户，然后报了警。
警察来家里调查的时候，安娜吓坏了，脸色苍白地站在一旁。
卡佳倒是很镇定，坐在沙发上玩手机，好像这一切跟她毫无关系。
警察问了我一些问题，查看了我的手机和电脑，最后说需要进一步调查，就先走了。
送走警察之后，我关上门，转身看着客厅里的两个女人。
“谁动了我的手机？”我问。
我的手机设置了密码，只有我和安娜知道。转账是通过手机银行操作的，必须要有我的手机和支付密码才能完成。
安娜摇摇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她的声音在发抖，眼眶已经红了。
我把目光转向卡佳。
她放下手机，迎上我的视线，嘴角竟然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你看我干什么？”她用英语说，语气里满是挑衅，“你觉得是我偷了你的钱？”
“卡佳！”安娜厉声制止她，“你怎么跟你姐夫说话呢！”
“他不是我姐夫！”卡佳猛地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他就是一个骗子！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在网上查过他的资料吗？你知道他以前做过什么事吗？”
我心头一紧。
“什么意思？”
卡佳冷笑一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扔到我面前。
我弯腰捡起来，展开一看，是一份打印出来的聊天记录截图。
上面的头像是我，对话对象是一个女人，聊天的内容暧昧不清，还有一些转账记录。
时间是两年前。
我盯着那些文字看了半天，脑子里一片空白。
“这是我两年前的聊天记录，”我说，“你是怎么弄到的？”
“你不用管我怎么弄到的，”卡佳抱起双臂，“你就说这是不是你？”
我沉默了。
是的，那确实是我的聊天记录。两年前我还没认识安娜，那时候我谈过一个女朋友，分手后就删了联系方式。我不知道这些记录怎么会落到卡佳手里。
“你不说话就是承认了，”卡佳转向安娜，“看到了吗姐姐？他就是这种人！他在网上勾搭女人，花言巧语骗人家上床。你以为他跟你结婚是因为爱你？他只是想找个外国女人玩玩而已！”
“够了！”安娜大喊一声，眼泪夺眶而出。
她看看我，又看看卡佳，整个人都在发抖。
“陆远洲，”她的声音嘶哑，“这是真的吗？”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来解释，却发现所有的话都显得苍白无力。
“那是以前的事，”我说，“在认识你之前。”
“以前的事？”卡佳插嘴道，“谁知道你现在还在不在做这种事？你能删掉一个就能加十个，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我攥紧了拳头，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安娜，”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如果你相信我，我们就坐下来好好谈谈。如果你不相信我……”
“不相信你怎么样？”卡佳咄咄逼人，“你是不是要说离婚？”
“卡佳你别说话了！”安娜推开她，走到我面前。
她抬头看着我，泪眼模糊。
“我需要一点时间，”她说，“让我冷静一下。”
说完她转身回了卧室，把门反锁了。
客厅里只剩下我和卡佳两个人。
她靠在沙发背上，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看着我，嘴角挂着得意的笑容。
“你很厉害，”我说，“小小年纪就会玩这一套。”
“彼此彼此，”她用流利的英语回敬我，“大叔你也挺厉害的，三十多岁的人了还能骗到二十出头的小姑娘。”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不想干什么，”她耸耸肩，“我只是不想让我姐姐被骗而已。”
“你怎么确定我在骗她？”
“因为我了解男人，”卡佳的笑容消失了，眼神变得冰冷，“我爸爸就是这样的人，在外面养了好几个女人，把我妈妈气走了。你以为你们中国男人和乌克兰男人有什么区别？天下乌鸦一般黑。”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这个女孩不只是叛逆那么简单。
她身上有一种深深的伤痕，那种被至亲背叛过的痛楚，让她对所有人都充满了防备。
“你爸爸是你爸爸，我是我，”我说，“你不能因为你爸爸的过错就判定了所有人的罪。”
“是吗？”卡佳歪着头看我，“那你敢不敢把你的手机给我看看？”
“凭什么？”
“心虚了？”
我盯着她看了几秒，然后掏出手机，解锁屏幕，递了过去。
“你看吧。”
卡佳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干脆。
她接过手机，翻了一遍通讯录、微信聊天记录、短信，甚至连照片和浏览器历史记录都没放过。
五分钟后，她把手机还给我，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
“算你干净，”她说，“但不代表你以后不会。”
“卡佳，”我叹了口气，“我知道你不信任我，我也不指望你一下子就接受我。但你至少要给你姐姐一点空间，让她自己去判断。你这样逼她，只会让她更难做。”
卡佳没有说话，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一个人站在客厅里，看着窗外的夜色发呆。
这件事之后，安娜有好几天没有跟我说话。
她白天照常做饭、打扫卫生，晚上睡在客房的床上，说是想陪陪卡佳。我知道这只是借口，她需要时间来消化那些信息。
我也需要。
那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段婚姻到底是怎么开始的？
三个月前，我在一款国际交友软件上认识了安娜。
那时候我刚结束一段长达四年的感情，心情很低落。朋友劝我出去走走散散心，我就报了个团去了东欧。
在基辅的那几天，我打开那个软件，本来只是想随便聊聊打发时间，没想到就匹配到了安娜。
她给我发了第一条消息：“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我回了她一句：“你好，你的中文很好。”
就这样开始了。
回国之后我们继续联系，每天视频通话，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她跟我说乌克兰的生活，说她小时候在乡下外婆家的趣事，说她想学中文想到中国来看看。
我被她的开朗和真诚吸引了。
两个月后我再次飞往基辅，这次是专程去看她。
我们在第聂伯河畔散步，在独立广场喂鸽子，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前面拍照。她挽着我的胳膊，笑得像一朵向日葵。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鼓起勇气问她愿不愿意跟我回中国。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要拒绝。
然后她说：“我愿意。”
就这么简单。
没有盛大的求婚仪式，没有昂贵的钻戒，甚至没有见过双方家长。我们在基辅登记结婚，然后在义乌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一切都快得像龙卷风。
我曾经以为这是缘分，是天注定的爱情。但现在我开始怀疑，这段婚姻的基础到底是什么？
是爱情吗？还是各取所需？
安娜需要一个离开战乱国家的机会，我需要一个温柔体贴的妻子。我们互相满足了对方的需求，这难道不是一种公平的交易吗？
可是交易怎么能算是爱情呢？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安娜敲响了我的房门。
“陆远洲，”她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裙，头发湿漉漉的，“我想跟你谈谈。”
我让她进来，给她倒了杯热水。
她捧着杯子坐在床边，低着头不说话。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打破沉默，“我听着。”
“我相信你，”她说，“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
我抬头看她，她的眼睛很亮，里面有泪水在打转。
“可是卡佳她……”安娜哽咽了一下，“她太小了，她不懂事。她爸爸在她十四岁的时候出轨了，跟一个比她妈妈年轻很多的女人跑了。从那以后她就变了，变得不相信任何人，尤其是男人。”
“我知道，”我说，“我能看出来。”
“你不要怪她好不好？”安娜抓住我的手，“她只是害怕失去我。她怕我有了你之后就不要她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让你和她分开，”我说，“她是你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妹妹。我会把她当成家人一样对待。”
安娜扑进我怀里，紧紧抱住我。
“谢谢你，陆远洲，谢谢你这么理解我。”
我拍着她的后背，感受着她温热的体温。
那一刻我告诉自己，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要守住这个家。
可是命运似乎并不打算让我如愿。
一周后，我在整理卡佳的房间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那天安娜出门买菜，卡佳说要去图书馆看书，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本来是想打扫一下卫生，路过卡佳房间的时候，发现她的门没有关严，地上掉了一张纸。
我弯腰捡起来，发现是一张医院的检查报告单。
上面的名字是卡佳·科瓦连科。
诊断结果那一栏，写着一个我完全没想到的词：妊娠早期。
我拿着那张纸的手开始发抖。
十七岁，怀孕了？
我反复看了好几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报告单上的日期是两周前的，也就是说，卡佳在来中国之前就已经怀孕了。
我的第一反应是给安娜打电话。
但拿起手机的那一刻，我又犹豫了。
如果安娜知道了会怎么样？她会崩溃的。她辛辛苦苦把妹妹接到中国来，想要给她一个好的未来，结果发现妹妹肚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孩子。
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孩子的父亲是谁？
我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先跟卡佳本人谈谈。
下午三点多，卡佳回来了。
她背着书包进门，看到我坐在客厅里，愣了一下。
“你怎么在家？”她用英语问。
“等你，”我说，“我有话要跟你说。”
“什么话？”
我把那张检查报告单放在茶几上。
卡佳的脸色瞬间变了。
她冲过来想抢那张纸，被我拦住了。
“坐下，”我说，“我们好好谈谈。”
“没什么好谈的！”她的声音尖锐，“你凭什么翻我的东西！”
“我没有翻，它自己掉在地上的，”我说，“现在的问题是，你怀孕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卡佳咬着嘴唇，眼眶发红，“不用你来教训我！”
“孩子的父亲是谁？”
“这不关你的事！”
“怎么不关我的事？”我提高了声音，“你现在住在我家，你是我的责任！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我怎么跟你姐姐交代？”
卡佳的眼眶越来越红，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
她蹲在地上，抱着膝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叹了口气，走过去蹲在她身边。
“别哭了，”我说，“哭解决不了问题。”
“你不懂，”她抽噎着说，“你什么都不懂。”
“那你告诉我啊，”我说，“你不说我怎么懂？”
卡佳擦了擦眼泪，抬起头看着我。
“孩子的父亲……是我男朋友，他叫米哈伊尔，跟我一样大，也是十七岁。他知道我怀孕之后，让我把孩子打掉，然后就再也不理我了。”
“所以你才想来中国？”
“对，”卡佳点点头，“我想逃离那个地方，想重新开始。可是来到中国之后我才发现，我根本逃不掉。这个孩子就像一个定时炸弹，随时都会爆炸。”
“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她摇摇头，“我真的不知道。”
我看着她无助的样子，心里五味杂陈。
说实话，我很想骂她一顿。十七岁就怀孕，这也太不负责任了。但骂她又有什么用？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解决问题。
“你先别告诉你姐姐，”我说，“给我一点时间，我来想想办法。”
卡佳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
“你……你要帮我？”
“不然呢？”我苦笑一声，“把你赶出去？让你流落街头？”
卡佳低下头，小声说了句：“谢谢。”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对我说谢谢。
接下来的几天，我四处打听关于未成年人堕胎的法律规定。
得到的答案让我很头疼：在中国，未成年人在没有监护人陪同的情况下，正规医院是不允许做流产手术的。而卡佳的监护人是安娜，一旦告诉安娜，就等于告诉她卡佳怀孕的事。
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就在我焦头烂额的时候，更大的麻烦来了。
那天我正在公司处理订单，突然接到安娜的电话。
她的声音很慌乱：“陆远洲，你快回来！家里来了好多人！”
“什么人？”
“警察……还有几个人，说是来找卡佳的！”
我心里一惊，立刻放下手里的工作赶回家。
到家的时候，楼下停着两辆警车，楼道里挤满了看热闹的邻居。
我挤过人群进了屋，看到客厅里坐着三个穿制服的男人，还有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
安娜站在一旁，脸色惨白。
卡佳坐在沙发上，低着头一言不发。
“你就是陆远洲？”那个中年男子站起来，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是移民局的，这位先生指控你非法居留外国公民。”
我看向他指的那个男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国人，戴着眼睛，看起来很斯文。
“你是谁？”我问。
“我叫王建国，”那人说，“是卡佳的……朋友。”
“朋友？”我皱起眉头，“我怎么不知道卡佳有你这么一个朋友？”
“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王建国冷笑一声，“你知道这个女孩在中国做了什么吗？”
“做了什么？”
王建国从包里掏出一沓照片，摔在桌子上。
我拿起来一看，瞳孔骤然收缩。
照片上的人是卡佳，背景是一家酒吧，她穿着暴露的衣服，化着浓妆，手里拿着一杯酒，身边坐着几个中年男人。
“她在你的管辖范围内从事非法活动，”王建国说，“我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
我的手开始发抖。
“你有什么证据？”
“这些照片就是证据，”王建国指了指桌上的照片，“还有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我都有备份。”
“你到底想干什么？”
“很简单，”王建国翘起二郎腿，“要么你把这个女孩遣送回国，要么我就把这些证据交给警方，到时候你们两个人都脱不了干系。”
我转头看向卡佳。
她依然低着头，肩膀在微微颤抖。
“卡佳，”我说，“他说的是真的吗？”
卡佳没有回答，但她的沉默已经说明了一切。
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
“给我三天时间，”我对王建国说，“三天后我给你答复。”
“好，”王建国站起来，“三天后我再登门拜访。”
说完他带着那几个穿制服的人离开了。
屋子里安静下来，只剩下我和安娜、卡佳三个人。
安娜走到卡佳面前，抬手给了她一耳光。
“啪”的一声脆响，在安静的客厅里格外刺耳。
“你疯了！”卡佳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安娜。
“我疯了？”安娜的声音发抖，“你才疯了！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来中国就是为了做这种事？”
“我没有！”卡佳哭着喊，“是他们逼我的！他们说只要我陪他们喝酒就给我钱，我没办法，我需要钱！”
“你需要钱干什么？”
“我……”卡佳看了一眼我，欲言又止。
“说啊！”安娜吼道。
“我需要钱打掉这个孩子！”卡佳终于崩溃了，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安娜愣住了。
“什么孩子？”
我看着这个局面，知道再也瞒不下去了。
“安娜，”我说，“卡佳怀孕了，来中国之前就怀了。”
安娜的身体晃了晃，扶住墙壁才勉强站稳。
“怀孕了？”她喃喃自语，“你怀孕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不敢，”卡佳哭着说，“我怕你骂我，怕你不管我了。”
“你这个傻孩子，”安娜走过去抱住卡佳，母女俩抱头痛哭。
我站在一旁，看着她们，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这件事闹成这样，我也有责任。如果我早一点告诉安娜，也许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但现在说这些都晚了，当务之急是要解决王建国的问题。
那天晚上，安娜和卡佳哭累了，各自回房睡了。
我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把王建国留下的照片一张一张看完。
越看越心惊。
照片上的场景五花八门，有酒吧、KTV、私人会所，卡佳每次出现都打扮得很成熟，完全不像一个十七岁的女孩。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很多照片的背景里都有同一个男人，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子，秃顶，戴着金链子，看起来很有钱。
这个人是谁？
我拿起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发给一个在派出所工作的朋友，让他帮我查一下。
第二天早上，朋友的回复来了。
“那个人叫刘德胜，本地的一个包工头，有案底，曾经因为组织卖淫被拘留过。”
我的心沉了下去。
看来卡佳是被一个犯罪团伙盯上了。
我给朋友打了电话，问他该怎么办。
“这种事情很棘手，”朋友说，“你妹妹虽然是受害者，但如果她参与了非法活动，法律上也要承担责任。最好的办法是让她配合警方调查，把幕后的人供出来。”
“可她是个未成年人，又是外国人……”
“未成年人可以从轻处罚，外国人可能会被遣返。但如果不举报，她可能会一直被这些人控制。”
挂了电话，我陷入了沉思。
让卡佳配合警方调查，意味着要把她推到风口浪尖上。不举报，她可能会越陷越深。
我该怎么选？
三天的时间过得很快。
第三天下午，王建国准时出现在我家门口。
这一次他没有带警察，只带了两个看起来像保镖的男人。
“考虑得怎么样了？”他坐在沙发上，悠闲地喝着茶。
“我可以把卡佳送走，”我说，“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必须告诉我，是谁在背后操纵这一切。”
王建国的笑容僵住了。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别装了，”我把刘德胜的照片拍在他面前，“这个人你认识吧？”
王建国看着照片，脸色变了。
“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
“你不用管我怎么有的，”我说，“我只想知道，你跟刘德胜是什么关系？”
王建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
“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也不瞒你了。刘德胜是我的老板，他看中了卡佳，想把她培养成自己的人。我只是替他办事的。”
“你们这是在犯罪！”
“犯罪？”王建国嗤笑一声，“你以为这是什么年代？只要有钱，什么都好办。你老婆的妹妹自愿跟我们合作，我们又没强迫她。”
“她还是个孩子！”
“孩子？”王建国摇摇头，“你太天真了。她比你想象的要精明得多。”
我不信他的话，但我也知道，跟这种人讲道理是没有用的。
“我答应你，”我说，“我会把卡佳送走。但你也要答应我，以后不要再骚扰她。”
“没问题，”王建国站起来，“只要你把人送走，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送走王建国之后，我回到屋里，看到安娜和卡佳正在收拾行李。
“我们要去哪？”卡佳问我。
“先离开这里，”我说，“找个安全的地方。”
“那我的孩子……”
“我会帮你联系医院，先把身体养好。”
卡佳低下头，眼泪滴在手背上。
“对不起，”她说，“都是我不好，害你们惹上这么多麻烦。”
“别说这些了，”我拍拍她的肩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安娜走过来，握住我的手。
“陆远洲，谢谢你。”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这件事远没有结束。王建国和刘德胜不会轻易放过卡佳，除非他们被抓进去。
我决定报警。
当天晚上，我瞒着安娜和卡佳，去了派出所。
我把所有证据都交给了警方，包括那些照片、王建国的威胁、还有刘德胜的案底。
警察听完我的陈述，表情很严肃。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千真万确，”我说，“我可以用人格担保。”
“好的，我们会立案调查。但在这期间，你要保证当事人的安全，不能让她离开你的视线。”
“明白。”
从派出所出来，我松了一口气。
至少，正义的天平开始倾斜了。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们的生活像是在走钢丝。
安娜和卡佳搬到了我一个朋友的空房子里，那里比较隐蔽，不容易被发现。
我每天两头跑，一边处理公司的业务，一边照顾她们。
卡佳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也开始愿意跟我说话了。
有一天晚上，她突然问我：“陆远洲，你恨我吗？”
“恨你干什么？”
“因为我破坏了你的生活，”她说，“如果不是我，你和我姐姐会过得很幸福。”
“傻丫头，”我说，“生活本来就是充满意外的。如果没有你，我和你姐姐也不会相遇。你是我们之间的纽带，你知道吗？”
卡佳笑了，那是她来中国之后第一次露出真正的笑容。
“你是个好人，”她说，“我姐姐没有嫁错人。”
“那当然，”我故作骄傲地说，“我可是万里挑一的好男人。”
我们都笑了。
那天晚上，安娜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警方已经逮捕了刘德胜和王建国，他们涉嫌组织卖淫、敲诈勒索等多起罪名，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真的？”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真的，”安娜笑着说，“警察刚才打电话来说的。”
我抱着安娜转了好几圈，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卡佳的事情也有了进展。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她在一家正规医院做了手术，术后恢复得很好。
安娜陪着她，寸步不离。
一个月后，卡佳彻底康复了。
她决定回国继续上学，把高中读完。
“等我毕业了，我还要来中国，”她说，“这次我要堂堂正正地来，考一个好大学，找一个正经工作。”
“好，”我说，“到时候我跟你姐去机场接你。”
送卡佳去机场的那天，天气很好。
她抱着安娜哭了很久，然后走到我面前，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谢谢你，姐夫，”她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
“别给我戴高帽子，”我笑着说，“好好读书，别辜负了你姐姐的心意。”
“嗯，”她点点头，“我会的。”
目送她的身影消失在安检口，安娜靠在我肩膀上，眼泪止不住地流。
“别哭了，”我安慰她，“她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知道，”安娜抽泣着说，“我只是舍不得。”
我搂着她的肩膀，看着飞机划过天际，留下一道长长的白色尾迹。
回家的路上，安娜突然问我：“陆远洲，你有没有后悔过？”
“后悔什么？”
“后悔娶了我，”她说，“如果没有我，你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
我踩下刹车，把车停在路边，转过身认真地看着她。
“安娜，”我说，“我这辈子做过很多决定，有些是对的，有些是错的。但娶你这件事，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
安娜的脸红了，她低下头，小声说：“我也是。”
我发动车子，继续往前开。
夕阳把整条路染成了金色，暖洋洋的阳光透过车窗洒在我们身上。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婚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童话故事。它是一艘船，要在风雨中航行，要经历惊涛骇浪，才能抵达彼岸。
而我，愿意做那个掌舵的人。
不管前方有什么样的风暴，我都会紧紧握着方向盘，带着我的爱人，一路向前。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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