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风趣、痴气与刻薄|徐志摩|杨绛|汪曾祺|钱钟书|钱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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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我公众号的朋友大都知道，我每年春节假期，都会重读一遍《围城》。

时值盛夏暑假，心头没有论文牵绊，心境松弛自在，便想聊聊钱钟书先生。我一直觉得，读者可以将作者与作品分开看待，可无论抛开作品与否，钱先生本人让人兴味盎然，毕竟这样的人（美）物（男）并不常见。

钱先生对我并非是可感可及的人，最早听过的关于他真人的趣事，就是他护猫。

当年他和杨绛住在清华园，隔壁便是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两家都养了猫。钱家的小猫名叫花花儿，身形单薄，总被林家的猫欺负，常常半夜在院子里打架，叫声凄厉。钱钟书心疼得，在门口放了一根长竹竿，当作护猫的武器。寒冬深夜，人已经钻进暖烘烘的被窝，只要一听见屋外猫叫，他立刻披衣而起，抄起竹竿就往外冲，非要把欺负花花儿的家伙赶跑才肯回来罢休。

做钱钟书家的猫，应该挺幸福的。

撰文 |祝羽捷

编辑 | 晨仔

据说，在现当代学界，对钱钟书评价最为尖锐的人，当属李泽厚。二人共事于中国社科院近四十年，同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人文社科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外界也常将他们并列而论。然而，李泽厚对这位同辈大家的评价却颇为耐人寻味：公开场合始终温和克制，私下书信却直言不讳，几乎全盘否定。这种公私评价的巨大反差，也成为学界一段广为流传的公案。

● 钱钟书旧照。

在面向公众的正式发言中，李泽厚始终保持着学者的体面与分寸。在与弟子陈明合著的《浮生论学》中，他评价钱钟书：“对钱钟书不能苛责，（他）应该算不错了。”1999年发表于《明报》的文章中，他又称赞钱钟书“他的学问甚至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坦言“对他我一直是很敬重的”，公开承认钱钟书拥有“大知识、大学问”。

也许，远离人情、单位关系，才能袒露真实想法。晚近后出版的《李泽厚刘纲纪美学通信》，这部跨越二十余年的私人通信，没有公开场合的客套与分寸，几乎字字都是两位老友之间的肺腑之言。翻开书信便会发现，李泽厚对钱钟书的批评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套相当完整的学术判断。

● 钱钟书。

他首先否定的，是钱钟书的治学路径。李泽厚直言：“钱钟书式的解书我也是不欣赏的。”在他看来，钱钟书最大的长处，是博闻强记，能够把中西典籍、冷僻材料信手拈来，构成令人惊叹的知识网络；但最大的局限也正在于此——他的学问始终停留在材料的搜罗、典故的比勘和文献的互证，材料越来越丰富，思想却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李泽厚甚至形容这种学问像“一地散钱”，看似琳琅满目，却缺少贯穿全局的思想主线。

相比之下，他更推崇王国维、陈寅恪式的学术传统。在李泽厚看来，两人虽然同样博学，却都能在材料之外提出自己的历史判断与思想框架。而他与刘纲纪合著《中国美学史》，追求的正是建立理论体系、梳理思想脉络的研究方式。因此，他始终认为，钱钟书只是传统注经、考据一路的延续，终其一生都没有完成属于自己的思想建构。

● 钱钟书的法语手稿。

在李泽厚眼里，《管锥编》最令人惊叹的是知识密度，却不是思想深度。书中大量中西文献的互相引证固然令人佩服，但终究还是材料的排列组合，而非原创性的理论创造。也正因如此，他后来才说出了那句流传甚广的话：“互联网出现以后，钱钟书的学问（意义）就减半了。”他的意思并非否定钱钟书的记忆力，而是认为，当资料检索越来越容易之后，仅仅依靠广博的材料积累，已经不再具有过去那样不可替代的价值。

对文学创作，李泽厚同样毫不留情。《围城》今天几乎已经进入现代文学经典序列，在他眼中却“实难卒读”。他坦言自己“不仅不喜欢，还很不舒服”，认为这部小说最大的特点，是机智、俏皮、善于讽刺，却停留在知识分子的表层调侃，缺少真正的人文关怀与思想重量。那些令人拍案叫绝的比喻和警句，在他看来更像一种“西式小聪明”，甚至评价其“行文之酸，诚有如兄言”。比起作品本身，李泽厚更反感的是后来形成的“钱钟书现象”。

● 钱钟书在《围城》中的刻薄文笔。

他私下甚至用了“海派剽学”来评价钱钟书，认为其长于搜罗材料、炫示博闻，却缺少真正的整体思辨能力；通信中还采信刘纲纪的意见，认为钱钟书的部分研究存在常识性错误，甚至提出过学术抄袭的质疑。在他看来，一个大学者不能只是一部会移动的图书馆，而应当提出属于自己的问题、建立属于自己的理论。因此，他始终无法理解后来学界不断神化钱钟书的风气。他直言钱钟书“浪得虚名，外强中干，散钱一串，德望也不够”，认为这种近乎偶像化的推崇，不仅高估了钱钟书的学术贡献，也容易误导后来真正做学问的人。对于不断兴起的“钱学”，他更感叹：“居然被捧之如云，实则大有误于后学。”

回头看李泽厚数十年的评价，会发现这并非一时意气，而是一以贯之的学术立场。作为一位始终强调思想建构的哲学家，他无法认同钱钟书偏重考据、重博学而轻理论的治学路径。两人共事多年，钱钟书甚至曾主动示好，对李泽厚颇为赏识，但这种根本性的学术分歧始终没有消失。

我要去昆明了，很多人想必会以为我要带上汪曾祺的《我在西南联大》，可我更偏爱许渊冲的《西南联大日记》。这本书从他备考联大写起，记录课堂、日常、考试、读书笔记（他读书速度之快，一天一本不足为过）与同窗情谊，读下来，我仿佛跟着他亲身经历了一遍联大岁月。

许渊冲在《西南联大日记》中，如实记录了自己第一次聆听钱钟书授课时的所见所感。那些文字朴素而真切，既保留了一位青年学生对老师最初的直观印象，也留下一段难得的师生记忆。

● 许渊冲大一时期的英文日记手稿。

西南联大期间，大一下学期，许渊冲选修了钱钟书先生的B组英文课。在当时的他眼中，钱钟书早已是颇有名气的教授。钱先生待人谦和，脸上总带着笑意，说话风趣，讲课深入浅出。他的英语口语极为地道，发音和表达与其他教授的美式不同，是很英式的。

很多年后，晚年的许渊冲重读这段日记，坦言自己当年观察尚浅，文字也不够成熟，没能真正写出钱钟书的过人之处。时隔数十年再回望，那位老师的形象反而越来越清晰。那时的钱钟书不过二十八岁，只比许渊冲大十岁，却已经是西南联大的知名教授。年纪轻轻，学问却已深不可测。

在许渊冲的记忆里，钱钟书仪表整洁，气质儒雅，常穿一身浅咖啡色西装，脚蹬黑色皮鞋，戴着一副宽边玳瑁眼镜。衣着并不张扬，却自有一种读书人的风度。

● 青年时期的钱钟书与杨绛。

比起外表，更令人难忘的是他的课堂。

钱钟书讲课条理清晰，语言精炼，从不故作高深，也没有冗长的铺陈，总能借一篇作品，引出更广阔的人生思考。许渊冲在日记中记下过一堂印象极深的早课。那天，钱先生讲的是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习惯》。

钱先生说，习惯看似寻常，却贯穿人的一生。一个人若没有养成稳定的习惯，日常大小事务都要反复犹豫，就连起居、抽烟、饮酒这样的小事也迟迟拿不定主意，那才是真正可悲的状态。只有把这些日常琐事变成习惯，不再耗费过多心力，人的思维才能得到释放，把时间和精力留给更重要的事情。

多年以后，许渊冲依然记得这堂课。他后来成为享誉世界的翻译家，也始终没有忘记这位年轻时的老师。这本朴实的《西南联大日记》，不仅记录了一段西南联大的求学岁月，也让今天的读者得以透过一位学生的眼睛，看见二十八岁的钱钟书：风趣、博学、讲课极好，也难怪多年之后，许渊冲谈起恩师，依旧满怀敬意。

● 许渊冲在看钱钟书写给他的信件。

钱钟书的刻薄与损人

祝羽捷有言，情人眼里出憨憨。

在杨绛眼中，钱钟书是一身带着 “痴气” 的天才。她时常以 “痴气”“呆大” 形容丈夫，还直白说道：“他淘气，天真，加上他过人的智慧，成了现在众人心目中博学而有风趣的钱钟书。” 不少人评价他挖苦人自带 “高级阴阳”。

夏志清曾言，《围城》的魅力之一便是它 “无差别地讽刺所有人”。

读张新颖老师《有情：现代中国的人、文、事》一书所得：钱钟书损胡适。

钱钟书作《七缀集》，正文本与新文学论题无甚关联，修订时却特意将胡适纳入评述。谈及 “事后追认先驱” 的学界风气，他连用三重譬喻：野孩子强认生父、暴发户伪造族谱、封建官僚追赠三代先祖。初版仅写前两例，修订本刻意增补第三句，三者并列，直指胡适一派人为白话文强行追溯上古源流的治学行为——暗含嘲讽：不过是刻意给自己攀附显赫渊源。

● 钱钟书与钱父合影。

另一件事关乎《醒世姻缘传》。胡适当年耗费大量心力考证此书，还留徐志摩在家中闭门四日撰写序言，俨然将其视作自己的重大学术发现。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平静罗列多位晚清文人早已推崇此书的史料，淡淡一句点明：这些前辈早在胡适大肆宣扬之前，便已发掘这部作品的价值。言外之意十分直白：这哪里是你的独家创见，前人早已论及。

最锋利的讽刺藏在文末注释中。胡适曾指责林纾译《茶花女》误用 “媰”（指孕妇）一字，称此疏漏早已沦为文坛笑柄。钱钟书核查胡适原文后发现，胡适不仅误将 “媰” 引作 “珠”，还擅自增入 “其” 字，致使语句文理不通，人物辈分错乱，闹出三世同堂的笑话。于是钱钟书在注释里轻描淡写点评：胡适本想揪住林纾的文字纰漏，反倒 “赔了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讥讽他人之前，先辨清文字再说（用今日之网络流行语就是，原来小丑是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