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国务院组织了400多名专家，分成15个小组，对三峡工程进行全面论证。那时候，水利部召集大家，主要讨论技术、经济、生态这些方面。结果，在最终的论证报告上，有9位专家死活不肯签字。
他们是侯学煜、何格高、郭来喜、李玉光、伍宏中、廖文权、覃修典、方宗岱、黄元镇，加上黄万里和陆钦侃这些顾问和官员，总共12个人左右持反对态度。
黄万里是清华大学的教授，陆钦侃是资深的水利专家，还有些人来自生态、经济、地质这些不同的领域。这些人都去长江流域实地考察过，他们觉得搞这个工程风险实在太大了，好处和坏处根本没法比。
黄万里早年间在美国拿到了工程博士学位，回国以后就在清华大学教书，一辈子都在研究河流泥沙的问题。他以前就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工程，在三峡工程这个事儿上，他觉得长江上游的泥沙会把水库给堵死。
陆钦侃毕业于浙江大学，在 40 年代就参与过三峡工程的初步勘测工作，退休之前是水利部规划局的副总工程师。他强调防洪不能只指望大坝，还得把堤坝和分洪区结合起来用。
侯学煜是搞植物生态学的专家，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呢，他担心修大坝会影响鱼的洄游，还会破坏生物的多样性。
郭来喜是搞地理研究的专家，何格高是经济咨询委员，他俩在经济组专门核算移民得花多少钱。他们觉得国家当时的经济实力，根本负担不起那么大一笔开支。
方宗岱是研究泥沙方面的专家，伍宏中和覃修典在水利电力设计院工作，廖文权是负责地方移民工作的官员，李玉光管着土地规划方面的事儿，黄元镇是工程咨询公司的副董事长。
这些人个个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但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看法，就是觉得三峡工程推进得太急了，以后很可能会出不少问题。所以他们都拒绝在相关文件上签字，主要是有这么几个担心的事儿。
第一个就是泥沙淤积问题。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挺严重的，当时估算每年会有大约5亿吨的沙子被冲进江里。黄万里就说，用不了10年重庆港就会被沙子堵住，长江的航运都得中断。方宗岱也说，那些粗沙和卵石会在水库的尾部越堆越多，这样会影响大坝的使用寿命。
第二是防洪效果存疑；陆钦侃认为，大坝仅能拦截上游洪水，对于中下游支流洪水却难以发挥作用，甚至可能诱发下游河床抬高的问题，从而使防洪效果大打折扣，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第三，生态破坏。侯学煜指出大坝会阻断鱼类迁徙，中华鲟等物种会遭殃，水库淹没区植被消失，生物多样性下降。
第四，移民安置难。郭来喜他们算过，淹没区涉及100多万人，移到新地方后土地不够，生活适应问题大。第五，经济负担重。何格高和黄元镇觉得投资上千亿，回报期长，国家当时正搞改革开放，资金该投到更急需的地方。
安全隐患。有人提大坝是战略目标，战争时易被攻击，溃坝风险高，会淹没下游大片平原。
这些担忧不是空穴来风。那时候，三峡方案几经调整，早年孙中山在1919年《实业计划》里提过堰水发电，但没细想。50年代毛主席诗兴大发“高峡出平湖”，但听了张爱萍将军从军事角度的意见，就没急着上马。
后来，葛洲坝1981年建成，作为实验工程，暴露了些泥沙问题，让反对声更大。1985年全国政协会议，周培源等42位委员联名反对，列出泥沙、移民、生态风险。
1987年，孙越崎、陆钦侃等8位委员发文章《三峡工程害多利少》，直指祸国殃民。论证组内部争论激烈，支持派说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反对派坚持数据不支持。
最终，1992年全国人大表决通过，弃权和反对票不少，但工程还是1994年12月开工，2009年完工。
现在，30多年过去了，三峡运行近20年，这些担忧到底应验了没？咱们一个个看。泥沙淤积是最热议的。黄万里预言的重庆港断航没发生。
根据实际监测数据，三峡水库年均入库泥沙量约为 2 亿吨，较预期数值低 40%。这主要得益于上游地区大力实施水土保持工程以及积极开展植树造林活动，有效减少了水土流失。
在水库运行管理方面，采用了“蓄清排浑”的科学调度策略，即在枯水季节蓄积清水以保障发电需求，在汛期则排出泥沙。通过这一策略的实施，三峡水库库尾的重庆段并未出现严重的泥沙淤积现象。
2023年数据显示，水库有效库容保持在80%以上，坝前泥沙厚度远低于预警。防洪方面，设计抵御万年一遇洪水，避免了大面积淹没。
生态问题有争议，但没到灾难级。中华鲟等鱼类确实受影响，洄游路径变，但建了人工繁育中心，种群数量稳定。
大气环流影响传闻被辟谣，大坝高185米，大气层3000米以上，挡不住风。移民安置初期乱，120万人迁出，有人抱怨补偿少，但多数人后来融入城镇，生活水平升了。
经济上，投资静态2000亿左右，但发电累计到2023年超1.6万亿千瓦时，相当于省了5亿吨煤，减排二氧化碳14亿吨。
当然，不是所有都完美。地质灾害虽稳定，但库区滑坡偶有发生，需持续监测。移民后期有社会问题，有人觉得文化丢失。但整体看，那些极端预言如断航、溃坝、大地震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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