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主义与无人的未来
近年来，“加速主义”一词频繁出现在反恐报告、科技行业宣讲、大规模枪击案凶手的宣言，以及亿万富豪的公开表态中。那么，究竟何为“加速主义”？《万古杂志》（Aeon Magazine）于6月刊登了题为《无人未来：加速主义的真正面目》的文章，并详细讨论尼克・兰德的加速主义哲学。
作者文森特指出，过去十年间（尤其是近几年来），这个术语从互联网的阴暗角落走入主流政治与文化视野，并在此过程中分化出两大主流分支，它们的理念完全对立。一派加速主义者幻想摧毁现有世界，在废墟之上建立白人单一民族国家；另一派则憧憬新技术带领人类走向近乎天堂的美好未来，但两派都曲解了加速主义的内核。
《人间乐园》，耶罗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图源：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2024年8月，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局（ASIO）上调了国内恐怖威胁等级。当被问及主要威胁来源时，局长迈克・伯吉斯列举了传统高危群体：极右翼极端分子与恐怖分子。但他新增了一类新威胁：“加速主义者”。面对记者困惑的提问“什么是加速主义者？”，伯吉斯解释道：“这类人秉持极右翼意识形态，多为新纳粹分子，甚至立场更为极端。他们信奉白人至上主义，不满当下世界的运行秩序，希望现有体系彻底崩塌，重建他们心中所谓正统的社会秩序。”2019年澳大利亚男子布伦顿・塔兰特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的努尔清真寺与林伍德伊斯兰中心直播行凶，造成51人遇难、89人受伤。这名凶手曾在网上发布宣言，其中一章标题为“制造动荡与加速主义：制胜策略”。他写道：真正的变革，我们亟需推动的变革，只会诞生于剧烈危机的熔炉之中。循序渐进的改良永远无法赢得胜利。稳定与安逸是革命性变革的天敌。因此我们必须不择手段地扰乱社会、打破民众安稳的生活。
但这种崇尚暴力、宣扬白人至上的思想，既非加速主义的唯一形态，也并非其最初本源。2020年代初期，时常刷推特的人会发现，多名硅谷知名科技从业者自称“有效加速主义者”，简称e/acc。“有效加速主义”由两名匿名推特用户（账号名为贝夫・杰佐斯、贝叶斯领主）于2022年提出，该思潮推崇激进的技术万能论，认为通过市场竞争催生的技术创新，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优途径。正如互联网先驱马克·安德森在2023年《技术乐观主义宣言》中所言：任何自然或技术层面的难题，都能被更多的科技所攻克。
在有效加速主义者眼中，技术资本主义（哪怕是由人工智能驱动、最不人道的版本），也会持续改善人类生活。贫困、战争、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难题，都能依靠放开不受限制的市场竞争、加速技术发展来解决。安德森还写道：我们坚信，技术资本机器并非反人类，相反，它或许是最贴合人类利益的存在。它服务于人类，整套技术资本体系为我们运转，所有技术工具都为人所用。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一众认同有效加速主义（e/acc）的美国科技界人士不仅公开力挺特朗普，为特朗普竞选捐款，还持续在网络发布各类表情包造势，助力特朗普重返白宫。特朗普在就任总统后，随即推出星际之门计划（Stargate Project）。该项目由美国政府联合OpenAI、软银、甲骨文与MGX集团共同打造，计划至2029年前累计投入高达5000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研发。他还提议通过行政令与国家紧急状态宣告，简化各类科技项目审批流程，希望借此研发出治愈癌症的疫苗，实现更多曾经只存在于科幻中的突破性技术。
那么，究竟什么是“加速主义”？一方面，该名词似乎与恐怖主义高度绑定；另一方面，它又频繁出现在一心“造福人类”科幻乌托邦的科技巨头口中。但这两种形象，都背离了加速主义最初那套更为诡异的原始哲学——一种以人类灭绝为终极归宿的狂热思想体系。
尼克・兰德
要探究加速主义的源头，就必须讨论尼克・兰德的经历。尼克・兰德于1962年生于英国。外界对他早年生平所知甚少，但他在埃塞克斯大学攻读哲学期间，所有人都评价他天资过人、才华横溢。在取得博士学位后，兰德前往华威大学担任讲师，他的教学极具魅力，但方式离经叛道。1995年，兰德与同为华威大学学者的“赛博女性主义”思想家萨迪・普兰特共同创立了实验性文化理论团体：赛博文化研究单元（简称CCRU）。团体成员涉猎范围驳杂，研究90年代新兴赛博文化、哲学思辨、虚构文学与神秘学。兰德早期文字充满朋克精神，甚至带有革命色彩，以激烈批判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著称。
上世纪90年代末，兰德辞去教职，精神几近崩溃，从此淡出公众视野。此后，他的立场与研究重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千禧年后，他成为“新反动右翼”核心代表人物之一，他长期发文表示厌恶民主制度，狂热追捧资本主义中最具威权性的特质，并开始重新审视资本主义永不停歇的技术革新，将其视作更有力的批判工具。
这看似矛盾的转变，却有着统一的根源：对人类自恋的批判。他批判人类以自身尺度曲解现实，迫使人们直面一个残酷事实：人类终将走向死亡，这是我们无法逾越的事实。人终有一死，人类所有信念、价值与理想，都无法真正永存。那么，人类为何始终坚信宇宙与现实是以自身为中心运转？
1988年前后，年轻的兰德认为，掀起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暴动”是破除人类中心式思维的最佳途径。但到 1993年，他改变看法，开始重新审视资本主义永不停歇的技术革新，认为这是更有效的批判手段。在预见到超级人工智能终将诞生后，他意识到人类自身的智慧变得偶然、有限。步入90年代，这套技术资本机器展现出的毁灭力量，远非任何人类革命者所能企及。
兰德从未将自己的理论命名为“加速主义”。该术语由文化理论家本杰明・诺伊斯在《否定的持续性：当代欧陆理论批判》（2010）一书中提出。诺伊斯用“加速主义”指代法国后结构主义衍生出的异端分支，这一思潮的核心诉求是“将资本主义本身激进化：局势越糟，效果越好”。诺伊斯起初并未提及兰德，但在后续著作《恶性速度：加速主义与资本主义》（2014）中，他明确了两者的思想关联，“加速主义”这一说法也就此流传。2010年至今，各类加速主义分支层出不穷，其中绝大多数都严重曲解了兰德最初的理论构想。
在他的首篇论文《康德、资本与乱伦禁令：哲学与现代性架构论战导论》（1988）中，兰德提出：若要理解“全球现代性”，必须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视作世界的缩影、象征，或是“微缩复刻的全球秩序”。兰德强调，种族隔离制度的本质是非洲黑人与白人核心城区形成经济邻近性：黑人被置于白人社会周边，为其创造财富；与此同时，制度又通过地理隔离手段制造政治隔绝，将非洲黑人驱赶至隔离区，这就是“班图斯坦”制度。非洲黑人无法直接参与、挑战白人主导的核心社会。前者族群被置于一种特殊处境：他们在政治上与白人核心区彻底隔绝，在经济上却又紧密依附。
发达国家或许谴责了种族隔离制度，但它们持续剥削全球南方劳动力，依托的是同一套社会经济模式：掠夺异族劳动力创造财富，同时依靠地理隔绝，将这些族群阻隔在本土之外，使其无法分享财富。兰德将资本主义的本质诊断为：它依靠自身所压制的“他者”而存在。在此基础上，他批判了康德哲学中的内在逻辑。他提出：唯心主义先验论在意识形态层面，映射出西方资本主义对他者的压迫。帝国主义列强一边依靠全球南方劳动力维系自身存续，一边又对其实施压制；与之同理，唯心主义先验论隔绝了人类通往本体之物的通道，而世间一切表象事物，恰恰建立在这些本体之物之上。在兰德看来，康德哲学是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处理异质性存在的典型思想表征，此处的异质性，指全球南方劳工群体所代表的“他者性”。资本接纳这种他者性，唯一前提是它能服务于资本积累：这些劳动者不被视作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仅仅被当作可供剥削、用以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力。兰德强调，康德哲学在人真正遭遇本真的他者之前，就预先抹除了纯粹的他者性，迫使一切异质事物只能透过人类固有的先验观念滤镜显现。那些看似“异己”的存在，最终不过是人类自身的倒影。这一批判也暴露了兰德底层的思想追求：将彻底、纯粹的他者性，从人类理性构筑的牢笼中解放出来。
除了康德哲学，兰德最无法认同的，是现象学看待死亡的方式。这类哲学以人类主体性为一切核心，在其理论框架内，死亡几乎无法被真正思考。兰德在《精神与利齿》（1993）一文中评价，现象学带有“面对死亡时既滑稽又无能的烙印”。在兰德眼中，自黑格尔至德里达的近现代西方哲学，非但没有抵达人类最高智慧，反而充斥着一种“灵长类物种狭隘主义”，将人类的特质强行投射至整个宇宙。这套思维预设整个宇宙永远依附于转瞬即逝的人类物种之上。
1993年起，兰德的写作发生决定性转向。他不再将资本主义视作压抑本体性、非人化“外部”的桎梏，转而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迭代（尤其是控制论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将扮演消融人类最为珍视的价值与信念的载体。资本主义成为了一种更有力的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工具，它迫使人类直面自身消亡的终极命运。
两位法国哲学家，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兰德，他们提出：前资本主义体制以维持现有秩序为目标，而资本主义拥有永不满足的扩张冲动。资本主义的运转逻辑是：生产商品以生成资本，再将资本投入再生产，制造更多商品、赚取更多资本，循环往复永无止境。它绝不会止步于重复生产旧有商品，资本主义必须持续为全新商品、服务制造新欲望，并由此催生全新身份与文化，通过对一切流动的普遍解码实现利润扩张。
兰德高度认同德勒兹与加塔利对资本主义革命性动力的论断，但在他们的理论基础上完成了革新。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资本主义自带的解构性能量，可被人类挪用、突破资本主义框架，最终解放人的创造性；但兰德提出，这股力量从根源上就不属于人类，人类永远无法掌控它。对兰德而言，资本主义绝非一套可供人类推翻、改造的历史性社会组织形态，它本身就是一台始终从内部瓦解人类的巨型机器。
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资本主义终究无法脱离家庭与国家这两套基础框架，社会生产、人口再生产仍需两者共同维系。他们直言：“一切旧事物都会复归、循环再现：国家、民族、家庭无一例外。”
但兰德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推演远超德勒兹与加塔利，他坚信：市场竞争下，资本企业逐利的内在冲动，迫使企业更新设备、迭代技术，进而压低工人薪酬。资本主义持续投资效率更高的生产机器，用机械替代人力劳动，劳动自动化成为必然趋势。
兰德提出：“人类眼中所谓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实则是一套来自未来的人工智能场域发起的入侵，这套智能体系必须完全依托它的对立面——人类世界的资源，完成自我建构。”
在这个意义上，兰德的哲学立场极为有趣。相较于认为资本主义造福人类的加速主义支持者，他的立场更接近反资本主义者。反资本主义思想家早已洞悉，资本主义是一台彻底非人化的巨型机器，将人类置于全能市场力量之下，剥夺人的自主能动性。但兰德认为人类对此无能为力，资本主义持续变革生产力，注定让“生命逐步被全新事物取代”。
兰德所看到的未来，与大部分加速主义支持者所关心的图景截然不同。兰德赞美资本主义的理由，恰恰是反资本主义者批判它的理由：资本正全速奔向人类的毁灭。我们可以从这段话中体会兰德的愿景：人工智能超越生物智能的地平线或许还需数十年，但倘若认为人类主导地表文明的格局仍能存续数百年，乃至永恒，这纯属彻头彻尾的迷信。通往真正思考的大道，不再依靠深化人类认知，而是认知本身走向非人化，认知洪流迁移至正在成形的全球技术感知集合，涌入“去人类化的景观……空洞荒芜的场域”，人类文明终将在此消融。
诈骗园区是全球资本主义产物
近日，加州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历史学教授迈克尔·万恩（Michael G. Vann）在《雅各宾》（Jacobin）杂志上撰文，讨论了柬埔寨、老挝境内日益猖獗的电信诈骗园区现象。他认为，这些园区代表着全球资本主义催生的一种全新产业：金融投机、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人口贩卖与极端劳动剥削交织在一起的产物。
当地时间2026年2月2日，柬埔寨奥斯马奇，一名士兵在废弃的电信诈骗园区内巡逻。视觉中国 图
万恩首先把这一现象放进东南亚被外部资本反复掠夺的历史脉络中审视。从十六、十七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以近乎种族灭绝的手段垄断香料群岛，到殖民时期种植园以近似奴役的方式压榨劳工、外资矿业开采锡矿与煤炭，这一逻辑延续至今。如今，柬埔寨与老挝的部分地区成为工业化诈骗产业的生产基地，联合国多份报告将这一局面称为一场人权危机。
这里遍布的前赌场城镇、经济特区与投机性房地产项目，如今已被改造为戒备森严的封闭园区，数以万计从全球南方贫困国家被贩卖而来的劳工，被迫在其中冒充加密货币顾问、恋爱对象、投资经纪人，目标对准全球北方相对富裕的受害者。
万恩重点引述国际特赦组织今年发布的报告：尽管柬埔寨政府宣称已取缔数百个诈骗中心，调查却显示大量园区仍在运作，且特赦组织采访的七十三名人口贩卖幸存者，无一被当局正式认定为贩卖受害者。老挝湄公河沿岸的赌场综合体也存在类似情况。诈骗产业并未因政府施压而消失，反而愈发区域化，一处遇打击便转移至邻近地区。
这些园区的地理分布并非偶然，它们都与当地历史上为吸引外资而进行的剥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窝点聚集在柬埔寨的边境城镇，老挝西北部的金三角经济特区周边，或是饱受战火蹂躏的缅甸部分地区。另一些则占据了赌场开发项目或豪华房地产项目，这些项目原本承诺会促进旅游业发展、吸引外资并推动区域进步。作者认为，今天的经济特区延续了殖民时期“划出监管松弛区域、赋予私人资本高度自主”的政治逻辑，诈骗园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滋生的。
万恩指出，许多园区与合法赌场、酒店比邻而设，这提出了谁从中获利、为何执法屡屡失效的问题。报告记录了警方突袭后园区照常运作、受害者被提前转移、管理者与地方官员疑似勾结等案例。作者强调，这不应仅被理解为腐败，而应视为一种发展模式的阴暗面——建立在放松管制、投机性投资、分散破碎的国家监管，以及一个庞大且缺乏保护的全球劳动力池之上。
文章还追溯了产业爆发的直接契机：2020年疫情重创东南亚旅游业，赌场收入几近崩溃，酒店空置，曾经的博彩中心陷入财务困境。许多犯罪组织迅速调整策略，利用原有的物理基础设施——赌场、宿舍、安保系统、监控摄像头、私人保安以及跨境金融网络——只是把生产的商品换了。赌客变成了网络受害者，轮盘桌变成了一排排电脑。
在劳工体系部分，万恩指出诈骗经济最触目惊心的特征之一，是极端剥削的普遍存在。受害者通过加密货币诈骗、恋爱骗局、虚假投资项目蒙受损失，而园区工人自身往往也是受害者。特赦组织采访了来自非洲、拉美、南亚与东亚的幸存者，他们本以为接受了正规工作邀约，结果却被囚禁在戒备森严的园区内，遭遇没收护照、电击、殴打、强奸以及针对家人的威胁，许多人还被像商品一样在不同园区之间转卖。作者反驳了将诈骗工人简单视为犯罪分子的最初假设，指出他们的处境与全球经济中其他劳工类似——被欺骗性承诺招募、被监控体系规训、以业绩指标衡量、以解雇相威胁，只是犯罪集团在这套体系中额外注入了暴力与死亡威胁。
现代诈骗园区就像工业化的欺骗流水线：管理者设定业绩指标，工人按标准化话术分工操作，如同福特标准化了汽车生产，东南亚诈骗中心标准化了操纵人心的过程。高速互联网、加密通信、加密货币、云计算与数字支付系统，这些被视为创新引擎的技术，恰恰构成了诈骗产业的基础设施。而人工智能正在进一步提升其“生产效率”，大语言模型能以多种语言生成以假乱真的对话，翻译软件帮助跨国沟通，语音克隆技术可以冒充陷入困境的亲属，图像生成工具制造虚构的投资顾问或恋爱对象，深度伪造视频则承诺带来更高的逼真度。作者认为，技术本身或许中立，但支配其应用的社会关系并非如此。在当下资本主义体系中，这些技术被用来将诈骗本身工业化。
当地时间2026年4月30日，柬埔寨班迭棉吉省波贝镇，一名泰国官员（左）在波贝国际边境检查站看着涉嫌参与网络诈骗的泰国公民。柬埔寨新闻部长表示，该国于4月30日遣返了600多名涉嫌参与网络诈骗的泰国人。视觉中国 图
面对来自美国与中国的压力，东南亚各国政府纷纷加强执法力度，高调逮捕、捣毁部分园区，也有数千名受害者得以逃脱。但万恩强调，仅靠执法无法根除一个深嵌于全球金融网络、并由巨额利润支撑的产业。特赦组织报告恰恰印证了这一矛盾：当局宣布大规模打击行动的同时，园区依然照常运作，受害者持续在各设施间流转，逃脱的幸存者往往得不到有意义的后续保护。政府统计更侧重于突袭与遣返人数，而非受害者救助或结构性改革，至于土地归属、资金来源、利润洗白等更深层问题，则鲜少被追问。
此前《卫报》记者泰斯·麦克卢尔（Tess McClure）撰文指出，随着诈骗产业规模不断膨胀，专家认为东南亚正在进入“诈骗国家”（scam state）时代。这一概念脱胎于“毒品国家”（narco-state），指的是某种非法产业已深深嵌入合法机构，重塑一国经济、腐蚀政府。
文章援引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访问学者、湄公河跨国犯罪问题专家雅各布·西姆斯（Jacob Sims）的观点：近年来针对诈骗中心的一系列高调突袭大多流于表演或只打击中层从业者——地区分析人士将其称为“政治剧场”，是官员们在国际压力下不得不做出的姿态，但对根除这一利润极其丰厚的产业其实兴趣寥寥。他指出，过去五年间，诈骗产业已从“小型网络诈骗团伙”蜕变为“工业规模的政治经济体”。就GDP总量而言，它已成为整个湄公河次区域的主导性经济引擎，也因此成为该地区主导性的政治力量之一。
不到十年间，这个产业已经从一个充斥着拼写错误邮件和荒诞不经的“尼日利亚王子”骗局的世界，蜕变为一个庞大而精密的系统，每年从全世界的受害者身上榨取数百亿美元。所谓“尼日利亚王子骗局”，是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最典型的网络诈骗套路：骗子冒充某个尼日利亚（或其他非洲国家）的王室成员或政府官员，声称手头有一大笔资金被冻结，需要受害者提供一小笔“手续费”或银行账户信息来帮忙转移资金，事后便会给予丰厚报酬。这类邮件往往语法错误百出、逻辑漏洞明显，一般人稍加留意就能识破，因此常被当作“低智商诈骗”的代名词。
今天的诈骗核心是杀猪盘骗局，骗子先在网上与受害者建立联系，然后诱骗受害者交出钱财，通常是通过“投资”加密货币的方式。骗子利用日益复杂的技术来欺骗目标：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翻译和引导对话，使用深度伪造技术进行视频通话，以及创建镜像网站来模仿真实的投资交易。一项调查发现，受害者平均每人被骗15.5万美元。大多数受害者表示损失超过其净资产的一半。
巨额潜在利润推动了诈骗行业的产业化。据估计，该行业的全球规模目前在700亿美元到数千亿美元之间，这一规模足以与全球非法毒品交易相媲美。在柬埔寨，一家被美国政府指控在全国范围内运营诈骗窝点的公司，被美国司法部查获了价值15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这笔资金几乎相当于柬埔寨经济的一半。
万恩的文章强调，将东南亚诈骗园区视为全球化边缘地带的异域的犯罪现象，是一种方便却错误的看法。这些园区无论多么隐蔽，都依赖国际银行体系、加密货币交易所、全球电信基础设施、移民网络、投机性房地产市场，以及由世界顶尖科技公司开发的技术。受害者遍布东京、圣保罗、伦敦、约翰内斯堡，劳动力来自全球南方各地，利润则在国际金融网络中流转。这绝非全球化的边缘现象，而恰恰是全球化按其设计原理运转的结果，只不过这一次生产的不是消费品，而是欺骗本身。万恩援引马克思关于资本“从头到脚滴着血和肮脏东西”的论断，指出两百年后，这一描述有了鲜明的数字化维度：投机金融、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朝不保夕的劳动力。在一个把利润置于一切之上的全球经济秩序中相互交织，它们构成了这场危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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