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德富，今年五十二，光棍一条。打我二十岁那年起，村里就有人给我介绍对象，前前后后介绍了不下七八个，一个都没成。不因为别的，就因为我这个人长得不咋地，个子矮，一米六五，皮肤黑，嘴巴还笨。人家姑娘跟我相亲，我憋半天憋不出一句好听的话，只会闷头给人家倒茶，倒完了就坐着搓手指头。有一个姑娘事后跟媒人说，刘德富这个人倒是不坏，就是跟他过日子怕是要闷死。媒人把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我笑了笑，没说什么。后来又相了几个，有的嫌我穷，有的嫌我矮，有的嫌我不会说话，反正没一个看上我的。我也就歇了这心思，一门心思伺候那两亩水田和三亩旱地，种水稻、种玉米、种红薯，日子过得清汤寡水的，但也饿不死。

她叫王桂香，跟我同岁，也是五十二，是个寡妇。她男人叫赵大勇，是隔壁赵家湾的，跟我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大勇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有个毛病——爱喝酒。他喝酒不是那种小酌怡情的喝法，是往死里喝，早上起来先灌二两白的才下地，中午吃饭要喝，晚上收工更要喝，一天不喝浑身发抖。村里人都劝他少喝点，他不听，说男人不喝酒活着有什么意思。桂香为这事跟他吵了不知道多少回架，把酒瓶子藏起来他能翻箱倒柜找出来，把酒倒了他就去镇上赊账买新的。后来她也不吵了，吵不动了。四十岁那年，大勇查出肝硬化，从查出来到走，前后不到四个月。走的时候人瘦成了一把骨头，躺在床上拉着桂香的手，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说这辈子对不起她。桂香没哭，坐在床边上看着男人咽了气，然后站起来开始料理后事，通知亲戚、联系殡仪馆、置办丧事，所有的事一个人操持下来，一滴眼泪都没掉。直到头七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堂屋里，对着大勇的遗像，忽然嚎啕大哭，哭得左右邻居都听见了。第二天邻居来劝她，她已经在厨房里烧火做饭了，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但脸上已经恢复了那种淡淡的、什么都不太在意的表情。从那以后她就一个人带着儿子过日子。儿子叫赵小军，那年才十二岁。

桂香是个能干的女人。大勇走的时候留下几亩薄田，她一个人全种了，还养了十几只鸡，农闲的时候去镇上的服装厂打零工，蹬缝纫机，一天干十个小时，挣四十块钱。就这么一分一厘地把儿子供上了大学。赵小军也争气，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在县城一中当老师，教数学。前年结了婚，媳妇是县医院的护士，去年添了个大胖小子。村里人都说王桂香熬出头了，她也只是笑笑，不怎么说话。她这个人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话就不多，大勇走了以后话更少了，见人总是先笑一下，然后该干嘛干嘛。她跟村里人的关系不远不近，谁家有红白喜事她都去帮忙，但自己的事从来不跟别人说。村里那些长舌妇在背后嚼舌根，说她寡妇门前是非多，她听见了也不恼，端着洗衣盆从旁边走过去，眼皮都不抬一下。

我跟桂香认识快四十年了。小时候我们是一个生产队的，她家跟我家隔了三户人家，小时候一起放过牛，一起在河沟里摸过泥鳅，一起在晒谷场上捉过迷藏。后来她嫁到了赵家湾，隔了七八里地，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再后来大勇走了，她一个人撑着一个家，逢年过节回娘家的时候偶尔能在村口碰见，打个招呼，问问孩子怎么样、今年收成好不好。她说话的时候眼睛总是看着别处，语气不冷不热的，像一杯放凉了的白开水。我也习惯了，毕竟人家是寡妇，我是光棍，走得太近了怕人说闲话。

真正开始有交集是去年秋天的事。村里搞土地流转，她娘家这边还有两亩地在她名下，她回来办手续，在村委会门口碰见了我。那天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外套，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脸上一点妆都没化，但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她站在村委会门口那棵老槐树下，手里拿着一个档案袋，正皱着眉头看手机上的通知，大概是不太会操作智能手机。我刚好去村委会交水电费，路过的时候她叫住我，说老刘你帮我看看，这个二维码怎么扫不出来。我接过手机看了一下，不是扫不出来，是她手机没开流量。我帮她打开数据开关，又教她怎么扫码，她学了两次才学会。她说你这个老光棍还挺时髦的，我说时髦啥，这手机是侄子上次回来帮我弄的，我就会接个电话看个时间。她就笑了，笑起来的时候眼角堆起细细的鱼尾纹，但看着挺舒服的，像秋天晒在屋檐下的干辣椒，皱是皱了点，但红得踏实。办完手续以后她请我在村口的面馆吃了碗面，说是谢我帮忙。我点了一碗牛肉面，她点了一碗素面。我说你怎么不吃肉，她说习惯了，大勇走那几年家里紧，舍不得吃，后来就吃不惯了。我听了没说话，把自己碗里的牛肉夹了两片放到她碗里。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没推辞，低头把那两片牛肉吃了。

从那以后，她回娘家的次数明显多了起来。以前一年回来两三次，现在差不多每个月都回来一趟。每次回来都有一堆理由，什么帮嫂子腌酸菜、给侄子送棉被、参加表姐孙子的满月酒。她嫂子有一次当面拆穿她，说你以前一年到头不见人影，现在怎么跑得这么勤，是不是在赵家湾待不住了。她脸一红，说嫂子你别瞎说。我在旁边听见了，假装弯腰系鞋带，没让她看见我在笑。

我也是，以前去镇上赶集，买完东西就走，现在总要在集上多转两圈，看看她在不在。有时候碰见了就一起喝碗豆腐脑，有时候碰不见就自己骑电动车回去，一路上看着路边的风景发呆。我也说不清自己在想什么，就是觉得能跟她说两句话，那一天就过得特别踏实。大概是今年春天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忽然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我是不是对她有点意思。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把我自己吓了一跳。我都五十二了，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怎么会忽然想这些。我使劲把这念头按下去，告诉自己就是老邻居之间的正常来往，别瞎想。但第二天她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一张照片，说院子里的月季开了，附了一句“花开得好，你看”。我就捧着手机看了五分钟，然后又想了她一整天。

中秋节那天，她儿子一家从县城回来，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了一下午，做了一大桌子菜。儿子一家吃完饭就走了，说孩子要回去写作业。她一个人把碗洗了，又把剩下的菜用保鲜膜封好放进冰箱，然后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电视里中秋晚会，台上的演员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又唱又跳，她一个人坐在那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她后来跟我说，那天晚上她忽然觉得特别孤单。以前年轻的时候不觉得，因为有儿子要养，有地要种，有鸡要喂，每天忙得脚不沾地，没空孤单。现在儿子成了家，地也流转出去了，鸡也不养了，日子忽然空了一大片。她坐在沙发上，听见隔壁邻居家传来的笑声和酒杯碰撞的声音，忽然特别想找个人说说话。她翻了翻手机通讯录，翻到我的名字，犹豫了好一会儿还是没拨出去。她说她怕打扰我，也怕自己说不清楚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

这事她过了很久才告诉我。我听了以后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你下次想打就打，我手机二十四小时开着，随你打。她低下头，眼泪就掉下来了。她没出声，就那么安安静静地掉了几滴眼泪，在围裙上蹭了蹭手背。

中秋节过后没几天，村里几个老牌搭子约了打麻将。麻将桌摆在李婶家的堂屋里，一张自动麻将机，是李婶儿子从城里淘汰下来的，洗牌的时候咔咔响，有时候还会卡牌。那天晚上打牌的有四个人，我、桂香、李婶，还有村东头的张会计。我们从晚上七点打到十点多，李婶赢了不少，张会计输了点，我跟桂香不输不赢，算是陪打。散场的时候外面天已经黑透了，路灯隔得很远才有一盏，大部分路段都靠月亮照明。我跟桂香有一段同路，自然就一起走了。她打着手电筒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中间隔了大概半米的距离。这个距离是我们多年来保持的习惯，不远不近，既不会让人说闲话，也不会显得生分。

路是土路，白天被拖拉机压过，坑坑洼洼的。她走得小心翼翼，手电筒的光在路面上一晃一晃的。我们都没说话，只有脚步声和远处几声狗叫。走到那片稻田边上的时候，夜风吹过来，稻田里已经收了稻子，只剩下干枯的稻茬和一堆一堆的稻草垛，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稻草的味道。月亮从云层后面移出来，把整片稻田照得亮堂堂的，稻草垛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像一个个沉默的巨人蹲在田埂上。桂香忽然停下来，仰头看了一眼月亮，说今晚的月亮真亮。我也停下来，站在她身后看着她的背影。她穿着那件深灰色的外套，头发被风吹得有点乱，几缕碎发从耳后散出来，在月光下泛着银丝的光泽。她整个人站在那里，又瘦又小，但腰板挺得直直的，就是那种被生活压了很多年却从不弯腰的直。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忽然涌上来一股说不清的情绪，热热的，闷闷的，在胸口堵着。那一刻我不想再叫她桂香，也不想再说今晚月亮真好。我想说点别的。

她把目光从月亮上收回来，继续往前走。我跟上去，心跳得咚咚响。这段路再往前走大概五百米就到分岔口了，往左是她嫂子家，往右是我家。我必须在走到那个分岔口之前把话说出来，否则今晚回去我又要躺在黑漆漆的房间里对着天花板后悔一宿。我攥了攥拳头，手心全是汗。

我说，桂香。她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月光正好照在她脸上，把她的五官照得很清楚——不年轻了，眼角有皱纹，嘴角也有，但那双眼睛还是亮亮的，跟小时候在河沟里摸泥鳅被我泼了一脸水时一模一样。她歪着头看我，问怎么了。我张了张嘴，脑子一片空白，之前打了一晚上的腹稿全跑光了，只剩下最简单的、最直愣愣的那句话，像一颗被晒得滚烫的石子，从我喉咙里滚了出去。

我说，咱俩搭伙过日子吧。

她愣住了。手电筒的光柱垂下去，照在我们中间那片坑洼的土路上，把两个长长的影子钉在稻茬之间。晚风从稻田那头吹过来，吹得她额前的碎发轻轻晃了晃。空气忽然安静下来，连远处那只一直叫唤的狗都不叫了。她把手电筒往上抬了一点，光柱从地面移到我胸口，又从我胸口移到我脸上。那束光在我脸上晃了一下，然后停住了。我被照得眯了一下眼，但没躲开。

她忽然笑了一下，说，你现在不怕别人说闲话了。我把手电筒从她手里轻轻按下去，让光重新照在地上。我说，不怕了。我这辈子就是因为怕这怕那，啥也没落着。以前我总想着，只要我不去招惹别人，别人就不会在背后嚼舌根。可现在我忽然想明白了，就算我啥也不干，该嚼的舌根一样不会少。与其这样，我不如图个自己痛快。她说你这张嘴，什么时候变这么能说了。我说我嘴不笨，以前是没遇到值得说的人。她就笑，笑容里带着点狡黠，像当年在河沟里摸泥鳅时一样一闪一闪的，说你这老东西，憋了多少年了。我说憋了四十年了，从你穿碎花裙子那会儿就开始憋着。她说你放屁，我年轻时候根本没穿过碎花裙子，你肯定记错人了。我说不可能，就是你，那天你去赶集，穿了一件白底蓝花的的确良裙子，从田埂上走过去，我在对面地里锄草，看了你好几眼。她把脸别过去，不让我看见她的表情。月亮又躲进云层后面了，光线暗下来，我听见她吸了一下鼻子。

她的声音忽然沉下来，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她说，老刘，我是个寡妇。这些年我一个人习惯了，苦也吃了，罪也受了，儿子也养大了。我什么都不图，就图个心里踏实。你要是真心想跟我搭伙，我不求你大富大贵，也不求你把我当公主供着。就一条——你真心对我好，不能骗我，不能让我在你面前还要藏着掖着。你要是能做到，我就跟你搭这个伙。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非常平静，平静得不像在说一件人生大事，更像在宣布一条她早在心里反复斟酌了无数遍的规矩。她的眼神直直地看着我，手电筒的光圈在稻茬之间轻轻晃动，碎光跳跃在她脸上。我往前迈了一步。我们之间的距离从半米变成了一个拳头的距离。我闻到了她身上那股熟悉的味道——不是香水，是洗衣皂和稻草混合的气味，清淡，干燥，像秋天晒在院坝里的棉被。我说，桂香，我刘德富这辈子没对谁说过假话。你信我，从今以后，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我不让你受委屈。

她低下头，用手背揉了揉鼻子。那个动作特别用力，像是要把所有的犹豫和不安都揉碎在鼻梁骨上。然后她抬起头，月光又出来了，把她脸上的泪痕照得清清楚楚。她的眼眶红红的，但嘴角慢慢弯起来，弯成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弧度，又酸涩又欢喜。她说那行，明天你来我家，帮我修修那个漏水的水龙头。我说行。她又说，那你要搬过来住还是我搬过去。我说你说了算。她想了想，说你搬过来吧，我家院子大，能养鸡。我说行，我还会修鸡圈。她噗嗤一声笑了，笑声在空旷的稻田上传出去很远，惊起了一只蹲在稻草垛上的夜鸟。我忽然觉得自己这辈子最勇敢的，不是一个人熬了五十多年的苦日子，而是在这条走了上千遍的田埂路上，终于把憋了四十年的话说了出来。

第二天一早，我换了身干净衣裳，去了桂香家。

院门虚掩着，我敲了两下，里面传来她的声音，进来。我推开铁皮门，院子里扫得干干净净，靠墙根码着一排劈好的柴火，整整齐齐。鸡圈里十几只母鸡正在啄食，一只芦花公鸡站在墙头上打鸣。桂香正蹲在堂屋门口择韭菜，看见我进来也没起身，只拿下巴朝厨房方向点了点，说水龙头在那边，工具箱在水池底下。说完就低下头继续择菜，但我注意到她择菜的手停了两三秒才继续动，那把韭菜被她翻来覆去地择了好几遍，黄叶子都择光了还在择。

我在水池底下翻出工具箱，扳手、螺丝刀、生料带都有，工具箱上落了一层灰，但里面的工具码得整整齐齐，每一把扳手上都套着防锈的油纸。水龙头是那种老式的铸铁水龙头，阀芯老化了，关紧了还滴答滴答漏水，水池壁上结了一层黄黄的水垢。我把总阀关了，拿扳手把龙头拆下来，阀芯里的橡胶垫片已经磨得薄如纸片，一碰就碎了。我说得换垫片。她从厨房门口探出头看了一眼，说你去村口五金店买一个，我给你拿钱。我说不用，几毛钱的事。她也没坚持，缩回头去继续忙活。

我骑着她的旧三轮车去了村口，五金店的陈老头正趴在柜台上打盹，听见动静抬起头来，眯着眼看清是我，脸上浮起一个意味深长的笑。他一边给我拿垫片一边慢悠悠地问，德富啊，一大早去桂香家修水管？我说嗯。他说好事将近了吧，昨天打麻将的时候我就看你俩不对劲。我说什么不对劲，你别瞎说。他哈哈笑了几声，把垫片递给我，说拿去拿去，不要钱，算我随的份子。我脸一热，掏出一块钱拍在柜台上转身就走，身后传来他的笑声，祝你俩早成好事。回来的路上我把三轮车蹬得飞快，晨风呼呼地灌进领口，但我一点也不觉得冷。

换了垫片，水龙头修好了，我又顺便检查了厨房的其他水管，紧了紧几个松动的接口。然后我发现灶台上的排风扇不转了，拆开一看是电容烧了。鸡圈的栅栏门也松了，合页生锈，开关的时候嘎吱嘎吱响，鸡都不敢靠近。还有堂屋那盏日光灯，一闪一闪的，估计是镇流器老化了。我把这些问题一一跟她说了，她听着听着笑出来，说请你来修个水龙头，你倒好，要把我家翻个底朝天。我说来都来了。她说那行，你慢慢修，中午在这吃饭。

那天我在她家修了一上午的东西。排风扇换了电容重新转了起来，呼呼地把厨房里的油烟往外抽。鸡圈门换了新合页，开关顺滑无声，那只芦花公鸡第一个大摇大摆地走进去巡视了一圈。日光灯换了镇流器，不闪了，把堂屋照得亮堂堂的。我还顺手把她那把松了腿的木头凳子拿铁丝加固了一圈，又把院门那个老关不严的门锁拆下来，清理了锁芯里的铁锈，重新装上去，钥匙一转咔嗒一声，严丝合缝。她站在旁边看着我把所有毛病都修好了，说了句，家里有个男人还是不一样。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然后她转身进了厨房，锅铲的声音很快就响了起来。

午饭是韭菜炒鸡蛋、腊肉炒蒜薹、红烧鲫鱼，还有一大碗冬瓜排骨汤。鲫鱼是早上她嫂子送来的，说是刚从河里网上来的，还活着，养在水桶里。她把两条鲫鱼全烧了，红烧的，放了酱油和糖，鱼皮煎得金黄酥脆，鱼肉嫩得一夹就碎。我说做这么多菜，就咱俩人哪吃得完。她说吃不完你打包带回去。说完自己先愣了一下，然后低头扒了口饭，含糊地补了一句，反正也是浪费。我也没戳穿她，只是在心里偷偷地笑。

吃饭的时候我们又聊了很多，聊小时候的事，聊这些年各自怎么过来的。她说大勇走的那年赵小军才十二岁，正上初中，学校要交二百块钱的资料费，她翻遍了家里所有的抽屉只凑出一百二，还差八十。她坐在门槛上想了半天，最后去鸡圈里抓了三只老母鸡，装在蛇皮袋里背到镇上去卖。走到半路袋子破了，跑了一只，她追了半个田埂才追回来，膝盖摔破了皮，流了一腿的血。最后三只鸡卖了七十五块钱，加上那一百二，差五块。她站在学校总务处的窗口前攥着一把皱巴巴的零钱，手抖得数了好几遍都对不上数。窗口里的女老师看她可怜，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五块钱帮她垫上了。说到这儿她停了一下，低头看着自己碗里的饭，说后来她花了三年才把那五块钱还给那个老师，人家早就不记得了。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淡，说完以后她端起碗喝了口汤，然后抬眼看见我停在空中的筷子。

她说你看什么呢。我说我看你。她说有什么好看的，老了。我说老了也好看。她拿筷子敲了一下我的手背，力道不轻不重，跟当年在河沟里我泼她一脸水时她追着我打的那个力道一模一样。

吃完饭我帮她洗碗，她不让，说她洗了几十年了，用不着帮手。我不理她，挽起袖子就占了水池，把洗洁精挤在洗碗布上，一个一个地搓。她拗不过我，就站在旁边拿着干抹布等着，我洗一个她擦一个，默契得像这台洗碗的活我们已经一起干了好多年。阳光从厨房的小窗户里斜斜地照进来，照在水池边的洗洁精瓶子上，把塑料瓶身晒得微微发烫。

下午我们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面喝茶。枣树的叶子已经掉得差不多了，枝头上还挂着几颗干瘪的红枣，在微风里轻轻晃荡。她砌了一壶老鹰茶，茶叶是去年她嫂子自己炒的，泡出来的茶汤深红透亮，有一股淡淡的焦香。她坐在竹椅上纳鞋底，我坐在小板凳上剥花生。花生是新收的，壳上还带着泥土的腥甜味。剥着剥着，她忽然停下针线，说老刘，咱俩的事，我得跟小军说一声。我说应该的。她又说，他要是不答应呢。我说那我就等，等到他答应为止。她没说话，低头继续纳鞋底，针锥扎进厚厚的千层布，发出沉闷的嗤嗤声。扎了好几针她才开口，声音有些发紧，说小军这孩子脾气像他爸，倔，但他心不坏。我说我知道。

赵小军是那个周末带着媳妇孩子一起回来的。桂香提前两天就开始准备，把家里里外外又打扫了一遍，换了新床单，买了小军爱吃的酱牛肉和儿媳妇爱吃的车厘子，还专门给小孙子买了个遥控小汽车。我去的时候她正在厨房里忙活，灶台上炖着排骨藕汤，砂锅盖子被蒸汽顶得咔咔响，香气从厨房门缝里钻出来，整个院子都是莲藕炖肉的甜香。她系着围裙在案板前切葱姜，刀工利索，每一下都带着笃定的节奏。我说我在旁边给你打下手，她说行，你把那个土豆皮削了。我在水池边削土豆皮，她在灶台前炒菜，两个人在厨房里忙得热气腾腾。

小军一家到的时候刚好中午十二点。院门一推，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先冲了进来，嘴里喊着奶奶奶奶。桂香把锅铲一放，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蹲下去一把抱起孙子，脸上的皱纹全笑开了花。小军和媳妇跟在后面，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小军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个子比他爸还高，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着斯斯文文的。他进门以后先叫了声妈，然后看见了我，眼神顿了一下，没说话，只是冲我微微点了点头。

饭桌上气氛一开始有点闷。小军不怎么说话，低头扒饭，偶尔给他媳妇夹一筷子菜。儿媳妇倒是挺热情，主动跟我聊天，问我在村里种什么、收成怎么样。桂香一个劲儿地往孙子碗里夹菜，自己碗里的饭半天没动一口。吃到一半的时候桂香放下筷子，深吸了一口气，把面前的汤碗往旁边挪了挪，像在进行一个准备了好几个夜晚的开场白。她说小军，妈有个事要跟你说。小军抬起头看着桂香，又看了看我，把筷子也放下了。他说妈你说。

桂香说，妈跟老刘打算搭伙过日子。话音落下以后，饭桌上有好几秒钟谁都没说话。孙子在摆弄那个遥控小汽车，按得喇叭滴滴响。小军的脸上没什么明显的表情，但端着碗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了，指节微微泛白。过了一会儿他端起碗喝了口汤，又拿纸巾擦了擦嘴，才开口说，妈，这事你自己拿主意就行，我没有意见。

我当时松了口气，桂香的肩膀也明显松了下来。但我注意到小军虽然嘴上说着没有意见，目光却始终没有真正落在我身上。他夹菜的时候只看菜盘子，喝汤的时候只看汤碗，我给他倒酒的时候他说了声谢谢，但那双眼睛掠过我，落在了我身后的墙上。我见过这种目光，当年在部队里，一个新兵对你不服气又不好明说的时候，也是这么看人的。我没往心里去，他从小没了爹，桂香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在他眼里他妈是天底下最了不起的人，现在忽然冒出个老光棍要跟他妈搭伙，他心里那道坎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迈过去的。我端起酒杯主动敬他，说小军，你放心，我会好好对你妈的。他跟我碰了一下杯，说嗯，然后仰头喝干了。那声“嗯”很短，短到几乎被酒杯磕在桌面上的声音盖过去。

吃完饭小军一家就要回去了。桂香送他们到院门口，小孙子抱着奶奶的腿说奶奶下次给我做红烧肉。桂香蹲下去在他脑门上亲了一口，说好好好，你想吃什么都给你做。她直起身子的时候我看见她往小军车上装的袋子里又塞了一大罐腌萝卜、一袋自己炒的花生米，还有两盒给儿媳妇带的茶叶。小军临走时摇下车窗看了我一眼，冲我点了点头，我也冲他点了点头。车子开出巷子口的时候，他忽然又踩了一脚刹车，探出头来喊了声“妈”。桂香应了一声，他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句“你注意身体”，然后一脚油门开走了。儿媳妇从后视镜里朝我们挥了挥手，我看到她的口型，大概是“下次再来看你们”。

我正式搬进了桂香的院子。说是搬家，其实我的东西少得可怜。几件换洗衣服，一床铺盖，一个搪瓷脸盆，一把剃须刀，还有我爹留下的一把锄头和一张老木桌。我自己的那两间土坯房空着，我寻思等开春了翻修一下，可以当个仓库用。搬东西那天桂香站在院门口，看着我骑三轮车拉了两趟就把全部家当拉完了，说你就这么点东西。我说一个光棍，能有啥。她帮我铺床，把新被褥套上，被套是前两天赶集时新扯的棉布料，蓝底白格子，带着新布料特有的浆洗味道。她铺床的时候特别认真，四个角拉了又拉，褶子抚了一遍又一遍，说这间屋子以前是小军住的，他上大学以后一直空着，我昨天扫了三遍，灰应该都扫干净了。她说话的时候手还在被子上反复摩挲，把本来已经捋得很平整的被面又捋了好几遍，好像只要她的手还在忙，就能掩饰那份无处安放的紧张。我把她的手从被子上轻轻拉起来，说干净了，别铺了。她的手在我的掌心里轻轻挣了一下，没挣开，就停住了。我们谁都没说话，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纸洒在那床崭新的蓝格子被褥上，屋子里安静得只剩下彼此的呼吸声。

搭伙的日子就这么开始了，平淡得就像屋后那条河，看着不起眼，但一天天流着，也能把石头磨圆。每天早上天不亮她就起来煮粥，小米粥，稠稠的，放几颗红枣。我起来以后劈柴、喂鸡、扫院子。她喂鸡的时候会跟鸡说话，啰啰啰啰啰，说得可认真了。吃完早饭我下地，她在家收拾屋子、洗衣裳。中午她做饭，我烧火，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映得她脸上红通通的。她炒菜我递盐，她盛饭我端碗，配合得天衣无缝。傍晚我们去屋后的田埂上走一圈，她走前面我走后面，还是隔着那半米的距离，只不过现在她的手有时候会往后伸一下，我就快走两步接住。

有一天傍晚我们散步的时候碰见了村东头的张婶。张婶看见我俩并排走，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包含了太多东西——惊讶、探究、还有一点预料之中的得意。我知道，不出三天，全村人都会知道我跟桂香搭伙过日子了。桂香大概也想到了，她的手在我掌心里僵了一下，然后攥得更紧了。她用另一只手指着田埂边上的艾草，说艾草这东西好啊，既能驱蚊又能泡脚，等开春了多割些晒干存着。她的语调稳稳当当，像在讨论明天买什么菜，但我感觉到她的手心在微微出汗。我说行，到时候我帮你割。她就笑了，笑容里有一种我之前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年轻时候那种脆生生的笑，而是一个女人在经历了半辈子的风吹雨打之后，终于找到了一片可以安心靠岸的港湾时，那种踏实的、沉甸甸的笑。

村里人的反应果然不出我所料。说闲话的不少，有的人说我捡了个便宜，有的人说她找我是图我那两间破房子，还有人在背后嘀咕说两个加起来一百多岁的人了还搞什么对象，也不害臊。这些话我都听说了，有的是李婶传过来的，有的是陈老头在五金店里跟我说的。我听了以后也就是笑笑。桂香也听说了，是在村口的理发店里，她正烫着头，隔壁的王婶大概没注意到帘子后面还坐着人，跟理发师说老刘那个老光棍跟王桂香住一起了，你说这事闹的。桂香在帘子后面听着，一声没吭，等她烫完了头，站起来撩开帘子走出去的时候，王婶的脸都绿了。桂香付了钱，对着镜子理了理头发，然后转身对王婶微微一笑，说王姐，我觉得老刘挺好的。然后拎着包走了。那天晚上她把这事当笑话讲给我听，语气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委屈或愤怒。我听了以后心里百感交集，忍不住拉过她的手，把自己的手掌覆在她的手背上，说你这张嘴，越来越厉害了。她说跟你学的。

开春的时候，我在院子西墙角辟了一块菜地，种了辣椒、茄子和豆角。桂香说她想种两棵栀子树，说大勇以前在院子里种过一棵，开花的时候香得整个院子都是蜜蜂。我说种，现在就种。我当天就骑车去了镇上，跑了两家苗圃才找到栀子花苗，回来的时候天都快黑了。她一直站在院门口等着，远远看见我的车灯，急急地迎上来，嘴里说我还以为你摔沟里了。我们把栀子苗种在西墙角，一棵靠窗，一棵靠门。她浇水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把水瓢贴着苗根慢慢淋，比当年给赵小军喂药时还仔细。我说你要施肥，不能光浇水。她说你懂什么，新移的苗不能马上施肥，要等根扎稳了才行。我心想，她说的何止是栀子花。

清明节的时候小军一家又回来了。这次他带了两瓶好酒，说是单位发的，他不喝，给我带的。我接过来一看，是瓶正宗的贵州茅台镇出的酱香酒，不算特别贵，但也不便宜。他把车停好以后第一件事不是进屋，而是站在院子里看了一圈——修好的排风扇正在转，新换的日光灯透过窗户映出白亮的光，鸡圈门开关顺滑，那两棵新栽的栀子花苗冒出了嫩绿的新叶。他在院子里站了好一会儿，像在检查工程质量，又像只是单纯地想把这一切都收进眼里。

吃饭的时候他主动给我敬酒，说刘叔，谢谢你照顾我妈。他的目光这次稳稳地落在我脸上，没有移开。我跟他碰了杯，说应该的。他喝了一口酒，又夹了一块桂香做的红烧排骨，嚼完了以后忽然说了句，比我做的好吃。我说那是你妈手艺好。他说不是，我是说比我爸做的好吃。他说完又夹了一块，低头扒了一大口米饭，腮帮子鼓鼓囊囊的，含糊地补了一句，这话别让我爸听见。我说他听不见。小军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低头吃饭，没再说话，但他夹菜的速度明显慢下来了，不再是急匆匆地往嘴里塞，而是开始慢慢嚼，像是在重新品尝这一桌子他吃了三十多年的菜。

那天下午小军走的时候，降下车窗跟我说，刘叔，院门口那个台阶有点松了，你帮忙修一下。我说行。他又说下次回来我带个新的电饭煲，家里那个老式的费电。我说行。他点了点头，摇上车窗。车子发动的时候他忽然又按了下喇叭，短促的一声，像是句号，又像是开始。

从那以后，小军几乎每周都会打一个电话回来。不是打给桂香，是打给我。也没什么大事，就是问家里的鸡怎么样了、栀子花活了没、最近有没有下大雨、台阶修好了没。有时候他加班晚了，就在电话里说刘叔你让我妈早点睡，别老等她那个电视剧，第二天看重播一样的。我说行，我跟她说。桂香在旁边听着，嘴上说着这小子现在倒管起我来了，脸上的笑容却怎么都藏不住。

有一天晚上，吃完晚饭我们坐在院子里乘凉，栀子花已经开了，白花瓣在月光下泛着柔光，香气一阵一阵地飘过来，把整个院子都泡在甜丝丝的味道里。她坐在竹椅上，我坐在她旁边的小板凳上，两个人都不说话，就听着墙角边蛐蛐的叫声和远处稻田里偶尔几声蛙鸣。她忽然开口说，老刘，你后悔不。我说后悔啥。她说后悔跟我搭伙。我把手里的蒲扇放在膝盖上，转头看着她。月光下她的侧脸轮廓被勾勒得很柔和，那些皱纹在月光的映照下好像都淡了几分。我说桂香，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早点跟你说。她没说话，只是把手从竹椅扶手上慢慢滑过来，搭在了我的手背上。她的手还是那么粗糙，骨节粗大，手心有薄薄的茧，但我握着的时候觉得这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踏实的东西了。她的拇指在我的手背上轻轻摩挲了两下，像在丈量什么，然后停在了我无名指的指节上。我翻过手来，让她的手指从我的指缝间穿过，十指交错，像两块被河水冲刷了几十年终于合在一起的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