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那天,全国街头都是放炮庆祝的人,熬了这么多年苦日子终于迎来和平,老百姓除了开心,心里还都等着一件事——帮着日本人欺负同胞的汉奸,该出来算账了。可你知道吗,当年传得满城风雨的百万汉奸,最终结局根本不是大家想的那样,里面的说道多着呢。
大家常说的“百万汉奸”,可不是说战后法院认定了一百万人全都有罪,也不是说这帮人全都是十恶不赦的坏蛋。这个说法只是把所有依附敌伪的人都算进去了,从伪军、伪警察、伪政权官员,到基层维持会的附敌人员,全包含在内。1943年全国伪军就已经有约62万人,后来汪伪政权不断扩军,南京伪政权控制的军队一度超过60万,再加上伪满、华北等其他伪政权的人马,总数量确实相当惊人。
真要追究罪责的时候,不可能把所有人一股脑全都抓起来。主动策划清乡、抓抗日人员的头目,和被抓壮丁为了吃饱饭才混进伪组织的小兵,罪责根本不能放在一块儿比。就是因为要分清首恶、骨干、胁从,所以民间说的百万汉奸,到了战后法院那里就只剩数万起案件,这个巨大落差,直接决定了这帮人后来完全不同的去向。
日本刚投降那会儿,大小汉奸都慌了神,忙着给自己找后路。汪精卫1944年就病死了,没等到这一天,接他位置的陈公博赶紧逃往日本,最后还是被引渡回国受审。掌握汪伪财政特务大权的周佛海走了另一条路,拿着手里的武装和情报向重庆示好,想靠维持京沪秩序换一条命。
那时候国民政府的主力大多还在西南西北,日军占领的大批城市、铁路、港口,短时间根本没办法全部接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经在华北华中展开反攻受降,国民政府急着控制交通线和重要城市,转头就用上了这帮昨天还听日军命令的伪军。很多伪军没缴枪也没进监狱,只是换了标识,就接着占着原来的据点,任务从帮日军控制沦陷区,变成挡住人民军队进入城市。
等到1945年11月,民间要求严惩汉奸的呼声越来越高,国民政府才出台法规正式开始清算审判。陈公博、殷汝耕这些大汉奸先后被处决,周佛海判了死刑又改成无期徒刑,看起来声势很大,放到全国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从1945年11月到1947年10月,全国各法院一共审结汉奸案件25155件,最终判刑的只有14932人,其中死刑才369人,剩下大多数不是被释放就是案件被搁置,还有不少靠关系花钱逃过了追究。
这里头不全是故意放水,也有现实的难处。打了这么多年仗,大量档案散失,好多证人流离失所,基层司法机关刚恢复运转,根本没能力一个个查清所有案子。后来局势很快转向内战,抢地盘压过了彻底肃奸,手里有人有枪的汉奸反而有了利用价值,自然就被放一马了。
真正人数最多的,其实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普通伪军,这帮人的去向分好几种。一部分直接被国民政府收编,改成保安团、先遣军或者地方武装,换了个番号就接着打仗,枪口指向的对象也换了。当年江苏淮安就有五千多伪军,日本投降后还不缴械,接受新名义接着设防,新四军打下来之后,俘虏了四千三百多人。
还有一部分在人民军队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投降被俘,对没有严重血债的普通士兵,处理方式也宽松很多,大多教育之后就放回乡,也有一部分被吸收改编。更多底层伪军早在日本投降之后就自行解散了,脱下军装烧掉证件,转头回村当农民做小贩去了。那时候战后的中国根本没有足够的警力监狱关押几十万伪军,只要没人检举,根本查不出来。
不少汉奸早早就给自己留了后路,眼看日本败局已定,早就偷偷联系上国民政府,靠着保住城市仓库换来了戴罪立功的机会,周佛海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还有很多基层伪职员,比如普通邮差、老师,本来该不该算汉奸就有争议,最后大多只是限制公职,没有追究刑事责任。还有些人直接改名换姓,战乱时候户籍档案不全,真的就这么混过去了。
后来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之前被收编进国民党军队的伪军又一次分流。有的人在战争中被消灭,有的人被俘后接受改造,有的人跟着部队起义,有的人回到地方过日子,还有的逃往台湾或者海外。原本数量庞大的汉奸群体就这么彻底被打散,再也没以统一身份出现过。
新中国成立后,剩下的重要伪政权人物都接受了关押改造。伪满的溥仪被苏军俘获后,1950年移交中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1959年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获释,其他伪政权的重要人物也大多在改造后得到特赦。从1959年开始,我们分批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到1975年就释放了全部在押战犯,和抗战刚结束时的仓促处理完全不同。
现在捋下来,百万汉奸的结局其实很清楚。少数首恶被处决或者长期监禁,不少骨干受到审判,一部分伪军被国民政府收编投入新的战争,还有不少向人民军队投降被俘,大量基层人员被遣散回乡,也有人靠各种手段逃过了追究。那时候刚打完仗,局势混乱,很多旧账没来得及算,就永远留在了受害者的记忆里。
参考资料:《新时期以来的抗战胜利前后惩处汉奸研究》《国民政府对汉奸的司法惩处》《八路军、新四军歼灭伪军的战斗》《叛国者:汪伪政权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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