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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贰》
菩提叶
菩提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的一种象征，已经受到特别的关注。菩提树原产印度，据说大约与佛教同时传入中国。唐代文献《封氏闻见记》中写道：“娑婆树一名菩提，叶似白杨，摩伽陀那国所献也。”史籍记录则有年代更早的《梁书·诸夷列传·海南诸国》“盘盘国”条：“（中大通）六年（534 年）八月，复使送菩提国真舍利及画塔，并献菩提树叶、詹糖等香。”菩提即梵文Bodhi 音译，意译或可作“觉”、“道”、“智”，指彻悟境界。南北朝时，贵族有以“菩提”作为人名的情形，《宋书》《魏书》等正史都有记载，可知“菩提”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已经为当时社会所熟悉。
如果菩提确实是随佛教传入中土，则来华时代很可能早至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一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 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鱼豢：《魏略·西戎传》）。《浮屠经》，即佛经，是为佛教传入内地之始。一说汉明帝永平年间，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次日问群臣，得到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的知识，于是派遣中郎蔡愔等前往西域访求佛法，于大月氏写佛经42 章（《牟子理惑论》）。或说永平十年（67 年），蔡愔等人于大月氏遇沙门，并得到佛像经卷，用白马驮回洛阳。汉明帝特为之建立精舍，是为白马寺。中国文化开始受到产生于印度的佛教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以中国文化的开放胸怀与强大内力，融合并改变了这种宗教。《魏书·释老志》说：“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认为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中原人才开始得到有关印度和佛教的知识。就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东汉佛教摩崖造像的发现，有的学者结合东汉佛教盛行于东海地区的记载，推测孔望山佛教艺术从海路传入的可能性很大。佛教传入内地，或许并不只是途经中亚一路。据《汉书·地理志下》的记载，西汉南洋航路“船行”可至黄支国，“黄支之南，有已不程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西汉王朝的使节曾经抵达的“已不程国”即“师子国”，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中外学者也基本认同, 黄支国即印度康契普腊姆。东汉时期，中国和天竺（印度）之间的海上交通相当艰难，然而仍大致保持着畅通，海路于是成为古印度与古中国文化联系的重要通道。中国钱币“半两钱”在斯里兰卡等地出土，说明这种经济联系在秦代或西汉初期已经形成。
洛阳白马寺
广州及广西贵县、梧州等地的西汉墓葬出土多尊形象明显异于汉人的陶俑。这类陶俑一般颧高唇厚，下颌突出，体毛浓重，服饰方面往往缠头、绾髻、上身裸露或披纱，女性侍俑则下体着长裙。这些特征与东南亚某些土著民族相似。然而从另一些陶俑深目高鼻的特点看，则又可能以南亚及西亚人作为模拟对象。这些形象特异的陶俑，也可以作为反映西汉时期南洋海路航运畅通的物证。
《汉书·地理志下》说到入海交易的奇物之一“璧流离”，这种外来宝物在汉代画像中也有体现。山东嘉祥武梁祠汉画像石刻可见圆形中孔、面有方罫文的玉璧，有题刻曰：“璧流离，王者不隐过乃至。”可见“璧流离”被当时社会普遍视为珍奇。“璧流离”的语源，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以为即梵文俗语Verulia 或巴利文Veluriya，汉译又作吠瑠璃、毘瑠璃、鞞瑠璃等。这一古印度名称得以长期沿用，说明由黄支等地输入物资的海路保持畅通，使得人们未能淡忘这种宝物在原产地的称谓。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述永宁元年（120 年）掸国遣使奉献事，说到位于今缅甸的掸国与大秦的海上联系：“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自言“海西人”，很有可能浮海而来。《后汉书·西域传》说：“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大秦又称黎轩、犁靬、犁轩，或谓泛指古代罗马帝国，或指古代东罗马帝国，包括今地中海东岸土耳其、叙利亚及埃及一带，也有认为其专指叙利亚的说法。《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说，大秦与东方往来通路有陆路也有海路，而海路似较先开通。大秦“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看来汉代文物资料中出现的深目高鼻的“幻人”形象，可能多是经由海路东来的古罗马杂技演员。这些艺术家远来中土，曾辗转经行古印度地方。
从《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关于“大秦道”的说法，可知《魏略》的作者当时已经认识到海西幻人的来路大略有三条，即：西域陆路；交趾海路；海陆兼行的益州、永昌路。两汉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东。东汉时永昌郡治所在今云南保山东北。《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海路航行之艰险，成为东方与西方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的严重阻隔。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䌽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大秦”与“汉”的往来，经“安息、天竺”中转。大秦使臣曾经由南海航路来访：“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安敦，可能是公元138 年至161年在位的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或者是他的继承人、公元161 年至180 年在位的罗马皇帝马库斯·奥里留斯·安东尼（MarcusAurelius Antoninus）。大秦使节终于抵达汉地，于公元166 年“始乃一通”，应当于“安息、天竺”得到了经行的条件。
《太平御览》卷七七一引康泰《吴时外国传》：“从加那调州乘大伯舶，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国也。”《水经注·河水一》引康泰《扶南传》：“从迦那调洲西南入大湾，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度江迳西行，极大秦也。”迦那调洲，一说在今马来半岛，一说在今缅甸沿岸，一说在今印度西岸。有的学者确认迦那调洲是在孟加拉湾西岸，南印度的康契普腊姆。当时汉人前往大秦，往往海路与陆路交替进行。印度地方曾经是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
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炭化水稻
上古时代中国与印度地方的交往，可以上溯至稻作文化发明与传播的时期。在世界范围内，水稻是仅次于玉米的第二大粮食作物。对于水稻的起源，则有印度与中国两种观点的争论。有学者指出，欧洲很多语言中“稻米”一词的由来最终均归为梵语vrpīhi，有人认为这一词源关系反映了水稻自印度西传的过程，而且暗示其起源地也在印度。然而人们注意到，中国的水稻品种较印度更丰富。印度栽培的几乎都是籼稻，中国则既有籼稻也有粳稻，二者都培育出了大量品种。水稻原产中国的说法得到考古发现的支持。河姆渡文化是确定的稻作文化，距今已经有约七千年的历史。上山遗址出土的大量稻壳年代确定为1 万年前，玉蟾岩遗址出土的一粒炭化稻谷年代则为1.2 万年前。中国南方先于恒河流域诸遗址，是已知最早驯化水稻的地区。经过更细致的工作，许多学者承认，最早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野生稻经驯化后的产物粳稻，随后与黍等粮食作物以及桃、杏等果品经由史前交通线路流传到印度。通过粳稻与野生稻的杂交，在恒河流域开始了籼稻的培育。籼稻在向四方传播的过程中，又再次传回中国南方。也就是说，水稻起源于中国，在“原始中心”中国和“次生中心”印度都得到发展，并向更广阔的空间传播。对稻作文化的起源地点和传播路径的探索和说明，描绘出了中印早期交流史绚丽的文化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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