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70次“活封”留生机，1.3万件纠纷高效解！|农妇辱骂法官|判前|商事|法院

《人民法院报》7月13日8版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推进营商环境改进提升，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在惠州法院，这句顶层设计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5070次“活封活扣”为企业留出发展空间，1.3万件商事纠纷经市场化调解高效化解，“两函三书”在政企之间搭起连心桥。这套贯穿立案、审判、执行全环节的法治“组合拳”，正让“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具象为一条条鲜活路径。

“活封”解困

护航企业生命线

繁忙的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工作人员忙碌地穿梭其间，这一幕让惠州某材料公司临时负责人郑泽华（化名）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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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曾因一起刑事案件被法院判处罚金2805万元，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执行后，拟查封该公司名下建设厂房，并冻结银行账户。

面对公司销售额骤降、支出压力巨大的困境，郑泽华十分焦急，恳请法院允许分期缴纳罚金，并愿以设备抵押替代厂房查封，以保障公司能够维持基本运转。

执行员黄日新了解到，该公司生产的铝钪靶材占据全国超一半的市场份额，相关产品多年来在全球名列前茅，年产值超5500万元。为避免“办一个案子、垮一家企业”，他并未立即采取强制措施，而是带着团队走进车间实地查看，与公司负责人、中层管理人员、一线员工分别座谈，倾听意见。

2025年8月，执行团队决定采取“活封”方式：对必要资产进行动态查封，允许企业继续生产经营；并综合评估企业的恢复能力，予以一年半的履行宽限期。

“法院给了我们很大信心！”获得发展空间的企业迅速将压力转化为动力。最终，仅用四个月便缴清全部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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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惠州法院持续探索强制执行与护企发展的最优平衡，通过“活封活扣”，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冲击。2025年以来，惠州法院对5070件案件采取“活封活扣”措施；给予合理履行宽限期143次；出具《预处罚告知书》37件；成功促成9111件执行案件达成和解。

市场赋能

巧解商事“千千结”

“没想到八天就敲定方案，第一笔款还提前到账！”手握银行承兑汇票的惠州市某新材料公司负责人激动地说。与此同时，惠州某科技公司银行账户顺利解封。这场让两家高新技术企业卸下重担的纠纷，背后是一段高效解纷的故事。

主营高性能橡胶的新材料公司，为专注智能机器人研发的科技公司供应核心材料。然而，双方合作却因317万元逾期货款陷入僵局。多次催收无果后，2025年5月，新材料公司诉至法院。

案件进入惠城区人民法院后，被导入惠州法院探索建立的商事调解市场化流程。该机制以“法院引领、市场运作、社会协同”模式，引入专业化调解力量参与纠纷化解。

惠城法院仲恺人民法庭驻点调解员李美爱接手此案。翻阅案卷时，她一眼认出科技公司——半年内，她已接手四起涉该公司的案件。她迅速理清焦点：该公司并非无力还款，而是受市场环境影响，希望拉长付款周期保现金流，且珍视信誉不愿进入判决程序。

新材料公司起初拒绝调解。调解员耐心帮其算了笔时间账：“诉讼从开庭到执行至少需数月，而调解能快速回款，更适配你们的资金周转需求。”这番分析说到了点上，新材料公司态度开始松动。

可科技公司提出“承兑汇票还款”时，不熟悉金融业务的新材料公司又犯了难。调解员便发挥金融专业背景，详细解释银行承兑汇票的信用背书、流通功能及贴现成本，并对比坏账风险，彻底打消其顾虑。

随后，调解员在双方间平衡利益：对科技公司言明，“缩短周期是展现诚意、换取账户解封的关键，更能保护商誉。”同时提示新材料公司：“给予合理期限能确保款项到账，比追求过短期限导致协议破裂更有利。”最终，科技公司同意将支付期限提前，还款期数从6期缩减为4期，双方以310万元达成协议。三天后，首笔款项提前到账。

据统计，自2023年10月引入市场化调解机制以来，惠州法院已成功调解纠纷13429件，平均调解时长大幅缩短。

“两函三书”

搭建政企连心桥

面对政企之间的行政争议，惠州法院推出“两函三书”机制。该机制包括判前“两函”——《调解建议函》《行政机关败诉风险提示函》，判后“三书”——《判后履行告知书》《司法建议书》《行政审判白皮书》。判前“两函”前置矛盾化解关口，引导行政机关审视争议、积极协商；判后“三书”持续跟踪，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规范履职，以制度化约束夯实法治化营商环境根基。

“本来以为官司要僵持很久，没想到法院主动推进调解，街道办也积极沟通，切实帮我们解决了难题。”今年3月，撤回起诉时，惠州某园林公司负责人感慨道。

此前，该园林公司就环境保洁等民生服务项目与某街道办达成合作。完工后，双方在工程审计核算阶段对计算系数、核减标准等问题产生分歧，多次协商未果，园林公司向博罗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目前还有几笔类似款项没收回来，公司在项目里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设备，现在卡在结款上，资金周转压力挺大的。”园林公司负责人叹气道。博罗法院行政庭庭长廖秉廉在核查履约资料后发现，这并非个案，园林公司与多个街道办都存在类似的结算争议。

庭审结束后，廖法官将争议焦点锁定：双方各执一词只因对结算方式的认知偏差，该分歧并非不可调和，反而存在较大对话空间。宣判前，他向街道办发出《调解建议函》，为双方创造握手言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