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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奥派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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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古原

此文是奥派入门第二篇,给那些想了解奥派,但不愿意读大部头的人。

你每天都在做价值判断。

这杯咖啡比那杯好喝。

这件衣服比那件好看。

我认为诚实比欺骗更重要。

我觉得家庭比事业更值得追求。

这些判断,像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驱动着我们所有的行为。但是,你有没有停下来想过,这些好与坏、重要与不重要的判断,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它们有客观标准吗?还是纯粹的个人感觉?

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哲学,但它一点也不虚。它决定了我们如何与自己相处,如何与他人沟通,甚至决定了整个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因为,一旦我们对什么是对的产生了分歧,小到情侣吵架,大到国家战争,冲突就不可避免。

那么,有没有一套绝对正确的价值标准,像物理定律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人类寻找这个终极答案的努力,持续了几千年。从古代的宗教,到现代的各种主义,都试图给我们一个标准答案。

但今天,米塞斯告诉我们,对不起,这个终极的标准答案,不存在。

这个结论可能会让你有点不安。如果不存在主观价值上绝对的对错,那我们的世界岂不是要陷入混乱和相对主义的泥潭?

别急。米塞斯接下来会给我们一套更强大的思想工具。他会告诉我们,在一个没有绝对价值标准的世界里,我们如何能够理性地生活,和平地协作,并做出更好的选择。

一、事实陈述与价值判断

要想搞清楚问题,第一步,永远是做区分。

我们平时说的话,可以被清晰地分为两种,它们的性质截然不同,千万不能混为一谈。

第一种话,叫存在命题,或者更通俗地叫事实陈述。

这种话,是在描述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地球是圆的。

这杯水的温度是80摄氏度。

我昨天晚上8点吃了晚饭。

事实陈述的特点是,它有真假可言。它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可以用事实和证据来检验。你说地球是方的,我拿出照片和测量数据,就能证明你是错的。

第二种话,叫价值判断。

这种话,不是在描述世界是什么样子,而是在表达你希望世界是什么样子,或者你偏好什么。

我喜欢甜的,不喜欢辣的。

我认为贝多芬的音乐比网络神曲更高级。

我觉得蓝色比红色更好看。

价值判断的特点是什么?米塞斯说,它没有真假可言。

它只是你个人感觉、品味和偏好的表达。它是你内心世界的终极断言。我喜欢蓝色,你喜欢红色,这里没有谁对谁错,只有不同。

你可以尝试用逻辑去说服我红色其实更好看,但如果我内心的感觉就是偏爱蓝色,那你所有的论证都是徒劳的。在这件事上,我,是我自己感觉的最终裁判。

好,这个区分看起来很简单,但它是我们整个讨论的基石。无数的争吵和冲突,都源于人们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话给搞混了。

比如,有人说,这部电影就是垃圾!

他实际上想表达的价值判断是,我不喜欢这部电影。

但他用的语言,却像是在做一个事实陈述,好像这部电影的垃圾属性,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如果另一个人说,我觉得这电影挺好的啊!

一场争论就可能爆发。双方都试图证明自己的价值判断才是客观事实,这当然不可能有结果。

这里有个精微的区分。价值判断本身没有真假,但关于某人做了某个价值判断这个事实,是有真假的。

比如,我偏爱贝多芬这个价值判断,它本身无所谓对错。

但是,我说我偏爱贝多芬这句话,作为一个事实陈述,它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

假如我其实是个摇滚迷,但为了在女神面前显得有品位,我撒谎说我喜欢古典音乐。那么,我说我偏爱贝多芬这句话就是假的。

所以,当我们说价值判断没有真假时,我们指的是那个内心的偏好本身,而不是用来表达这个偏好的语言。

二、价值的唯一证明

光有价值判断还不够。

我可以躺在沙发上说,我真希望我能拥有健康的身体。但如果我每天还是胡吃海喝、从不运动,那这个价值判断就只是一个纯粹的纸上谈兵,它对我的人生毫无影响。

一些中年人天天说他们关心食品安全,但一天两包烟,他真的关心自己的健康吗?其实未必。

一个价值判断,只有当它能驱动你采取行动时,才真正具有意义。

行动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你被自己的价值排序所引导,试图用一个你更喜欢的状态,去取代一个你不喜欢的状态。

你觉得饥饿的状态(不喜欢)不如吃饱的状态(喜欢),于是你采取行动,去找东西吃。

你觉得贫穷的状态(不喜欢)不如富有的状态(喜欢),于是你采取行动,去努力工作。

所以,一个人真正的价值排序,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行动,是价值判断唯一的、最终的证明。

这个道理,对我们理解历史至关重要。

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什么?是去记录和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而要理解人类历史,就必须理解驱动历史人物行动的那些价值判断。

比如,历史学家要去研究,古印度的种姓制度是怎么来的?他必须去探究,是当时人们什么样的价值判断,促使他们建立并维护了这样一套制度。

然后,历史学家还要去分析,这套制度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这些后果,又反过来如何影响了后代人的价值判断?

但是,请注意,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他的工作到此为止。他不应该对种姓制度本身,做出好或坏的价值判断。

他可以指出,这个制度的倡导者,当初想达成的目的,和它最终产生的实际效果之间,有多大的差距。他可以分析,这个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或无效的。这些都是事实陈述。

但如果他说,种姓制度是邪恶的!

这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历史学家了,他是在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表达他自己的个人好恶。

当然,我们知道,几乎没有哪个历史学家能完全做到价值中立。但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那些价值判断,只是他专业论述之外的个人评论,它不属于科学知识本身。

三、为什么没有价值上的绝对正确?

现在,我们进入最核心的问题,我们的价值判断,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米塞斯给出的答案,可能会让追求标准答案的人感到失望,所有的价值判断,最终都源自于个人的、主观的判断。

这个理论,被称为价值主观论。

它不是说,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是天马行空、凭空产生的。恰恰相反,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价值排序,都深受我们成长的社会环境、家庭教育、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就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很少有人能真正摆脱这些影响,建立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

但是,价值主观论的核心意思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终极的标准,可以用来判定一个人的最终价值判断是对是错。

我们可以说一个事实陈述是错的。你说太阳是方的,我可以拿出证据反驳你。

但如果一个人说,对我来说,安稳平淡的一生,比波澜壮阔但充满风险的一生,更值得追求。

你能说他错了吗?

你不能。因为这是他的最终目的。这是他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你无法用逻辑去论证一个最终目的的对错。

当你试图去论证的时候,你其实已经悄悄地改变了游戏规则。你把它从一个目的,降格成了一个达成另一个更高目的的手段。

比如,你可能会对那个追求安稳的人说,你看,你选择安稳,可能会让你错过很多成长的机会,最终导致你晚年后悔。

你这话的潜台词是,你假设了一个更高的共同目的,避免晚年后悔。然后你论证说,他的选择(安稳)这个手段,可能不利于达成这个更高的目的。

但如果他回答你,谢谢你的提醒。但是,对我来说,享受当下的宁静所带来的幸福感,远远超过了对未来可能后悔的担忧。即使后悔,我也认了。

这时候,对话就结束了。

你们俩,在什么是至善,什么是终极幸福这个问题上,有着根本的分歧。你们的操作系统底层代码不一样。没有谁对谁错,只有不同。

米塞斯还从语言学的角度,给我们剖析了价值判断的结构。

他说,任何一个价值判断,本质上都是一个比较和排序。你不可能孤立地判断一个东西的价值。价值,只存在于比较之中。

当你说我喜欢苹果时,你隐含的意思是,相对于梨或者橘子,或者相对于不吃水果,我更偏爱苹果这个选项。

价值,不是事物内在的属性,它存在于我们做判断的那个人的心里。它是一个等级排序表。我们把世界上各种可能的状态,放到我们心里的这个天平上,去衡量哪个更重,哪个更轻。

这个排序的结果,直接决定了我们的行动。行动,永远意味着舍弃。你为了得到一个你认为更有价值的东西,必须舍弃一个你认为价值较低的东西。

你舍弃了休闲的时间,得到了工作的成果。

你舍弃了眼前的消费,得到了未来的储蓄和投资回报。

所以,人生就是一场永恒的权衡取舍。

有一些多愁善感的人,特别受不了这种坦率的说法。他们觉得,把崇高的理想和吃饭睡觉这种动物性的需求放到同一个天平上去比较,是对理想的亵渎。

但这恰恰是人生的真相。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里,在我们所有的欲望之间,从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到最崇高的精神追求——做出选择和排序。

一个登山者,在攀登珠峰的最后阶段,面临着继续冲击顶峰(实现崇高理想)和为了保命而下撤(满足生理需求)的选择。这个选择,无比艰难,但它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价值判断。

承认这一点,不是贬低理想,而是正视人生的真实处境。

四、为什么指责别人屁股歪是一种思想懒惰?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价值判断是主观的,没有绝对的对错。

这个结论,马上就会引来一种非常流行的反驳。很多人会说,你看,我早就说了吧!你们经济学家,根本就做不到价值中立!你们的理论,都充满了偏见,都是在为某个特定的利益集团服务!

这个指控,米塞斯称之为偏见论。

在今天,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网络上,但凡有不同观点出现,最常见的反驳方式,不是去正面回应对方的逻辑和证据,而是去质疑对方的动机和立场。

你这么说,是不是收了谁的钱?

你这是典型的资本家思维!

你的屁股坐歪了!

这种偏见论,本质上是一种思想上的怯懦和懒惰。

为什么?

因为,一个理论的正确与否,和提出这个理论的人的动机是什么,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们来想一个极端的例子。假设有一个人,他是一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他打心眼里就认为自己的种族最高贵。这是他根深蒂固的偏见。

然后,这个人,恰好又是个数学天才。他出于他那扭曲的动机,呕心沥血,居然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

请问,我们能因为他的人品和动机有问题,就说他的数学证明是错的吗?

当然不能。

一个理论,是对还是错,唯一有效的检验方式,就是用逻辑和事实去进行反复的、严谨的推敲。

如果一个理论,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在事实上是站得住脚的,那么,即使它的作者是个坏蛋,这个理论本身也是成立的。

反过来,如果一个理论,在逻辑上漏洞百出,那么,就算它的作者是个道德完人,这个理论也是错的。

所以,当你面对一个你不同意的理论时,正确的姿势是什么?是去指出它的推理环节哪里出了错,它的证据哪里站不住脚。

而那些一上来就指责别人有偏见、屁股歪的人,恰恰暴露了他们自己的心虚。这通常意味着,他们在逻辑上,已经找不到反驳对方的办法了,只好进行人身攻击,试图从道德上搞臭对方。

这是一种拒绝理性讨论的姿态。它的潜台词是,我的观点是神圣正确的,任何不同意我的人,必然是出于邪恶的动机。

米塞斯说,这种偏见论,是通往不容异己和思想迫害的第一步。因为,如果一个人的观点,仅仅因为他的立场不对,就可以被否定,那么下一步,就是因为他的立场不对,而把他这个人给清算掉。

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警惕的一种危险倾向。

五、冲突的根源

当我们看到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冲突时,小到公司里的部门斗争,大到国际间的贸易摩擦,我们得先问一个问题,这个冲突,到底是最终目的的冲突,还是达成目的的手段的冲突?

这个区分,至关重要。

目的的冲突,是根本性的,是价值判断的对决。比如,一个虔诚的清教徒,和一个享乐主义者,他们对什么是美好生活的定义,可能完全相反。这种冲突,很难用理性调和。

手段的冲突,则完全不同。它往往是技术性的,是关于哪个方法更有效的争论。这种争论,是可以通过事实、逻辑和科学来解决的。

比如,两个人争论,是应该自由贸易,还是应该贸易保护。

表面上看,这像是两种价值观的冲突。

但你仔细一问,你会发现,他们俩的最终目的可能是一样的,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富裕,人民生活水平更高。

他们的分歧,其实在于手段,

有人认为,自由贸易这个手段,能最有效地达成国家富裕这个目的。

有人认为,贸易保护这个手段,才更有效。

你看,这就不再是一个无法调和的价值观问题了。它变成了一个经济学问题。我们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和历史的证据,去分析比较,到底哪种手段,更能实现他们共同的目的。

所以,很多看似水火不容的社会冲突,其实都不是最终目的的冲突。绝大多数人,在一些最基本的目标上,是有共识的。比如,希望自己和家人活得更长久、更健康、更富足。

真正的冲突,往往源于对如何达成这些目标的认知分歧。

六、文明的基石

除了极少数想要离群索居的隐士,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同意,有一件东西,是达成他们各自人生目的的,最佳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首要手段。

这个东西,就是社会合作。

为什么?

因为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经济学事实,一个由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揭示的伟大真理,基于分工的合作,其生产效率,远远高于每个人单打独斗。

你一个人,就算有三头六臂,也造不出一支铅笔,更别说一部手机了。

但是,通过分工与合作,成千上万的人,各自做着自己最擅长的一小部分工作,我们就能创造出无比丰裕的物质财富。

这个财富,反过来又为我们每个人去追求自己独特的、崇高的最终目的,无论是艺术、科学还是哲学,提供了物质基础。

你连饭都吃不饱,是没法静下心来写诗和搞研究的。

所以,维护和加强社会合作,就成了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的、压倒性的利益所在。

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平台。不管你想在这个平台上跳什么舞,你想追求财富,追求荣誉,追求知识,追求救赎,你首先得保证这个平台本身是稳固的。平台要是塌了,所有人的游戏都玩完。

这个发现,彻底颠覆了人类几千年来的一个错误观念,一个可以被称为蒙田教条的观念。这个教条认为,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一个人的所得,必然是另一个人的所失。

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是一种零和博弈,是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

但经济学告诉我们,错了!

通过社会合作,我们不是在分一块固定大小的蛋糕,我们是在把蛋糕共同做大。这是一个正和游戏。在合作中,即使是最能干的人,和能力最差的人合作,对双方也都有利。这就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定律所揭示的深刻道理。

所以,社会合作,就是连接我们所有这些独立、主观的个体,让我们能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最大公约数。它是人类文明的真正基石。

七、什么才是真正的公平?

一旦我们确立了维护社会合作这个共同的利益基础,很多宏大的伦理学概念,一下子就变得清晰了。

比如,正义。

几千年来,哲学家们都在寻找一个绝对的、永恒的正义理念。好像在宇宙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完美的正义模板,我们只需要把它抄下来,应用到人间就行了。

甚至有人说出那句著名的拉丁格言,为了让正义得以伸张,哪怕世界毁灭也在所不惜!

米塞斯说,这种想法,不仅是天真的,而且是危险的。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社会合作之外,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正义或非正义。

你想想看,一个孤立的鲁滨逊,他需要考虑正义吗?不需要。他的一切行为,只关乎他自己的生存。

只有当星期五出现,当社会合作开始时,正义这个概念才有了意义。正义,永远是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则。

那么,判断这些规则是正义还是不正义的最终标准是什么呢?

不是某个抽象的、从天而降的理念。

唯一的标准就是,这条规则,是有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合作,还是有损于社会合作?

凡是有利于社会合作持续、稳定、高效运行的行为和制度,就是正义的。比如,诚实守信、尊重他人的财产、履行契约。

凡是破坏社会合作基础的行为和制度,就是不正义的。比如,欺诈、盗窃、暴力侵犯。

所以,正义不是目的,它本身也是一个手段。它是一个为了达成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的那个更高目的,通过和平合作,改善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而必须遵循的行为准。

有了这个标准,你再去看那些所谓的公平价格、公平工资,你就会发现它们是多么的虚伪。那些要求公平价格的人,他们要的不是抽象的正义,他们要的是一个有利于他们自己短期利益的、由政府强制规定的价格,而这个价格,往往会破坏市场的供需平衡,最终损害整个社会合作的效率。

真正的正义,不是去追求某个任意设想出来的结果平等,而是去维护那个能够让所有人受益的、和平合作的过程规则。

这,就是功利主义哲学的精髓,也是经济学对伦理学最伟大的贡献。

八、功利主义的平反

一提到功利主义,很多人脑子里就会冒出一些负面词汇,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精神空虚……

这,是对功利主义最大的误解。

米塞斯为我们重述了功利主义的真正面貌。它一点也不卑鄙,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极其深刻的、充满人文关怀的哲学。

功利主义的核心,不是让你去追求感官享乐,而是让你认识到一个根本事实,行动,是为了追求目的的。

因此,评判一个行动、一套规则、一种社会制度好坏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它所产生的后果,看它是否真的能有效地帮助人们达成他们的目的。

一个不考虑后果的伦理学,是空洞的、不负责任的幻想。

功利主义,也常常被攻击为一种个人主义或唯物主义的哲学。

米塞斯说,没错,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确是。

它之所以是个人主义的,是因为它拒绝承认,有什么集体的利益,可以凌驾于组成这个集体的、活生生的个人的利益之上。社会、国家,都只是个人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目的而采用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它从根本上,反对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和极权主义。

它之所以看起来有点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坦率地承认,人,首先得活着,得满足最基本的物质需求。然后,才谈得上追求那些更高级的精神价值。它不唱高调,它脚踏实地。

但正是这种脚踏实地的个人主义,才构成了最坚实的利他基础。

因为它告诉我们,你个人正确的、长期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是和谐一致的,不是冲突的。

你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最好的方式,不是去损害别人,而是通过分工合作,为别人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来换取你想要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你个人的成功,恰恰就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繁荣。

这,就是看不见的手的真正含义。

所以,功利主义的哲学,最终把我们引向一个结论,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

理解了这一点,你就拥有了一种超越左右之争、超越集体与个人对立的,更高级的智慧。

九、结语

我们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出发,在一个没有绝对价值标准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生活?

米塞斯给了我们一套完整而强大的解答,

1、勇敢地承认价值的主观性。你的最终人生目的,由你自己的内心决定。源。

2、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合作的极端重要性。

它是我们所有人,无论价值观多么不同,都能共同接受的、达成各自目的的最佳手段。

3、用社会功效这个标准,来理性地评判一切行为规范和社会制度。

凡是有利于维护和促进和平合作的,就是正义的、善的;反之,就是非正义的、恶的。

这套思想体系,给了我们什么?

它给了我们一个公共的理性框架。它告诉我们,即使我们的最终目的千差万别,我们依然可以在手段的层面上,进行和平的、理性的讨论。我们可以基于事实和逻辑,去寻找那个能让我们的合作平台更稳固、更高效的最佳方案。

这,就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最宝贵的思想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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