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酷夏，是我这辈子忘不掉的。那时我在鄂西小白果园学校教书，安家在老林湾村的歇马埫，离学校五六里路。
那年我二十八岁，妻小我四岁，她眉眼清秀，手脚麻利，我教书，她种田，她从不叫苦。我们住的是老屋，土墙黑瓦，楼上搁着张旧书桌，我就趴在那儿写稿。那阵子《芳草》文学月刊约我写篇稿子，参加《芳草》文学月刊“芳草杯”全国散文征文大赛，催得紧，我一连几个晚上熬到鸡叫，还是没弄完。
那个周日一早，天还没大亮透，妻就起了床。我迷迷糊糊听见她在灶屋里轻手轻脚地忙活，拿油纸包了两块苞谷粑粑，又灌了一竹筒凉茶。我睁开眼，见她正往头上戴那顶草帽——麦秆编的，帽檐宽宽的，系着一根浅蓝的布带子。那是1983年8月我在王府井给她买的，那年我刚参加完《人民文学》杂志社作家培训班的培训，攥着兜里剩下的一点钱，在王府井转了半天，在王府井百货大楼二楼一眼就看中了这顶帽子和一件大格子纯棉质休闲衬衫。草帽两块八毛钱，衬衣十五元。我那时每月工资四十六块三毛七，回来路上心里还直打鼓，怕她嫌贵。可她接过去那会儿，眼睛亮亮的，草帽往头上一扣，衬衣往身上一穿，对着镜子左看右看，笑着说：“真好看，合式，得体！”打那以后，每回下地她都戴，舍不得弄脏，回来总要拿湿布子擦擦帽檐。
“我去锄苞谷草了，中午热了就回来。”她站在门口，晨光从她背后照过来，那顶草帽的影儿投在地上，圆圆的，像个月亮。我“嗯”了一声，翻个身又睡过去。
等我真正起来，太阳已经爬得老高了。我端了碗稀粥上楼，把稿纸铺开，蘸了墨往下写。写一阵，停一阵，脑子里总跑神。窗外的蝉叫得撕心裂肺，我推开窗子透气，一股热浪扑面而来。院子里的枣树、石榴树，叶子全耷拉着，像被晒软了骨头。墙根下的苔藓干了，裂成一片片褐色的硬壳。我伸手摸了摸窗台——烫手。再一抬头，屋顶的瓦片在阳光下泛着白花花的亮光，耳朵里竟然听见一种极细微的嘶嘶声，像有什么东西在一点点裂开。我愣了片刻才明白，那是瓦片被晒得皴裂的声音。
这念头一冒出来，就像被人捅了一刀子。我猛地站起来，椅子“吱”地退出去老远。恁热的天，她在地里——苞谷长得比人还高，秆子密不透风，人钻进去就像进了蒸笼。那毛糊刺拉的叶子蹭在胳膊上、脸上，又痒又疼。她没戴遮阳的东西？不，她戴了那顶草帽。可那薄薄一层麦秆，能挡多少毒日头？她带的那两苞谷粑粑早该吃完了，竹筒里的凉茶怕也见了底。渴了怎么办？地边上没有溪水，得翻一道梁子才找得到泉眼。她那个瘦身子，扛着锄头，弯着腰，汗珠子一串串往下砸……
我站不住了。在屋里走了一圈，又坐下，笔尖戳在纸上洇出一个墨团。我再站起来，走到楼梯口，往下看——空荡荡的堂屋，只有老座钟滴答滴答地走。我狠狠心又坐回去，对自己说：“写完这段，写完这段就去。”
那段话写了什么，我如今一个字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窗外的光一点点变暗，起先以为是日头偏西，抬头一看，不对——天边涌上来黑沉沉的云，像墨汁倒进了清水里，迅速漫延。紧接着，风来了。那风来得又猛又怪，先是一阵穿堂风把桌上的稿纸吹得满屋飞，然后屋外的树哗啦啦翻起白浪，满山的树叶像千万只惊恐的蝴蝶，扑棱棱地往一个方向奔逃。瓦片上响起噼里啪啦的声音，几片枯叶被卷上半空，打着旋儿。
雨要来了！我脑子里“嗡”地一下，扔了笔就往楼下冲。楼梯是木头的，我三步并作两步，踩得咚咚响。抓起墙角蓑衣的时候手都在抖，带子系了半天才系上，斗笠往头上一扣，门都没关就蹿了出去。
没跑出百十步，雨就来了。那雨不是一滴一滴落的，是整片整片地砸下来，像老天爷把一盆盆水直接往下泼。天地间霎时白茫茫一片，五步之外什么都看不清。雨点打在泥地上，溅起一股股浑黄的烟雾，带着浓烈的土腥气直往鼻子里钻，呛得我连打好几个喷嚏。我张了嘴想喊她的名字，可声音刚出口就被雨吞了，连我自己都听不见。
鞋子很快糊满了沙泥，每走一步都往下沉，拔都拔不出来。我一脚踩进一个泥坑，差点崴了脚脖子，索性蹲下身把鞋扯下来，攥在手里，光脚踩在泥地上。脚趾头抠着湿滑的泥，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跑。雨水劈头盖脸地打下来，蓑衣很快就湿透了，沉甸甸地压在身上。
我在雨里乱窜，满山遍野地找。那片苞谷地有六七块，东一块西一块的，她不固定在哪儿。我挨着一块块地跑，钻进苞谷林里喊，叶子糊在脸上，雨水顺着头往下灌。嗓子喊哑了，脚底板被碎石和苞谷茬子划出了口子，我也顾不上。心里就一个念头：找到她，赶紧找到她。她的草帽挡不住这么大的雨，她那身子骨，淋了这一场雨怕要落下病根。
不知跑了多久，终于在一棵老杉树底下看见了她。那树是地边上的，树冠撑开像把大伞。妻就蜷在树干底下，小小一团，浑身透湿，头发贴在脸上，水顺着下巴滴下来。可她的头是光着的——那顶草帽被她摘下来，两只手牢牢地护在胸口，弯着腰，整个人弓成一个壳，把帽子严严实实罩在里面。大雨从树缝里漏下来，浇在她后背上，她被淋得直哆嗦，嘴唇青紫，可那双捧帽子的手，一动都不动。
那一瞬间，我浑身的血都冲上了头顶。心疼，疼得像有人攥着我的心使劲拧；又恼火，恼火得想打自己耳光。我几步冲过去，一把从她怀里夺过那顶草帽，她猝不及防，叫了一声：“你……？”
我没等她说完，把帽子往泥地上一摔，脚踩上去，两只手攥住帽檐两边，一咬牙——哧啦！麦秆断裂的声音在雨里格外刺耳。
我像疯了似的，一道一道地撕，边撕边吼：“是人重要！还是草帽重要！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躲好！”
妻先是呆住了，怔怔地看着我。然后那双眼睛一下子红了，眼眶里蓄满了水，分不清是雨水还是眼泪。她猛地站起来，冲我喊：“你撕！你撕！不是我花钱买的，我不心疼！”声音尖利，带着哭腔，可每一个字都像针扎在我心上。
我一下子停了手。手里攥着几道撕成圈圈的草帽，雨水冲刷着断裂的麦秆，浅蓝的布带子只剩半截拖在泥水里。我看着她哭红的眼睛，忽然就哑了。
那草帽，是我从王府井给她带回来的啊。我记得那天在柜台前挑了半天，卖帽子的姑娘说这是最好的麦秆编的，能戴好些年。我攥着那两块八毛钱，犹豫了好久，最后还是买了。回来的火车上，怕压坏，一路都搁在膝盖上，连打个盹都不敢靠下去。到家时她接过去，在头上试了又试，镜子里照了又照，笑得眼睛弯弯的，说：“你还会买东西呢！”
现在它碎在我手里了。
雨渐渐小了，变成细密的雨丝。我站在那里，像个罪人。妻蹲下身，把散落在泥水里的草帽圈一道一道捡起来，捧在手心里。雨水顺着她的手指缝往下淌，混着泥，淋淋漓漓的。她没再看我，转身往回走。背影缩成一团，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跟着她，光着脚，手里还攥着那双泥鞋，心里被什么东西钝钝地割着，一下，又一下。
回到家，妻生了火，先熬了一碗姜汤，自己喝了半碗，剩下的推到我面前。我没说话，端起来喝了，辣得嗓子疼。她把那些草帽圈放在水盆里，用皂角轻轻地洗，洗掉泥，晾在屋檐下。
后来几天，我偷偷看她。她把那几道圈拼在一起，找出针线匣子，挑白棉线，一针一线地缝。缝得很仔细，对好每一道断口，针脚密密匝匝的。缝好了，又压在一块青石板底下，压了好几天。再拿出来时，帽子变平整了，可那些缝合的痕迹像一道道伤疤，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
她没再戴过。
后来的三十八年里，我们搬了五次家。从小白果园搬到镇里，又从镇里搬到县城，再从本县城搬到数百里外的三峡大坝中堡岛，又从中堡岛搬到宜昌，每一次拾掇东西，我都能看见她把那顶草帽用旧报纸包好，小心地搁在箱子最底层，搬一次，带一次。有一回我实在忍不住，问她：“都破了，又不戴，扔了吧？”她抬起头看我，眼神里说不上是什么，轻轻说了一句：“你坏起来简直是一头发怒的狮子。”
我愣住了。
她说的是我撕草帽那天呢，还是这些年来我发的那些脾气？我不知道。可那句话她只说了一次，我却记了半辈子。
如今那顶草帽还搁在我们家的老樟木箱里。我偶尔会翻出来看，麦秆已经泛黄了，缝的棉线也有些松动，可那些针脚还在，一道一道的，像缝在光阴上的疤。我摸上去的时候，恍惚还能摸到1988年夏天那场雨的水汽，凉凉的，湿湿的，从三十八年前一直漫到今天。
妻从厨房走出来，端着一杯热茶递给我。她的头发白了一些，眼角也有了一丝皱纹，可她递茶给我的样子，跟那年从王府井回来时，她笑着接草帽的样子，好像也没什么分别。
2015年5月，我特意陪妻子去王府井百货大楼，坚决要给她再买一个草帽，妻子却说:“你再买一百个，也没有被你撕了的第一个有意义。”我执意要买，她执意不要，就没买。
我想:就不再纠结了吧，妻子早已理解我原谅我了，她心疼的不是那个草帽，她看重的是那个年月——我当老师、她当农民、我们都很不容易、夫妻一条心地建起了一个幸福的家，那个草帽是我们在乡下最艰难的时候买的，而且是在千里迢迢的北京买的，这就是她舍不得扔掉的内心深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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