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二级研究员杨宜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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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周子勋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二级研究员杨宜勇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规划》立足人口结构性变化与人工智能颠覆性影响的时代背景，对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系统性制度重构，其核心宗旨在于推动教育从“规模扩张”向“系统提质”与“精准适配”根本性转变。
《规划》的“破局”定位与时代变量
中国经济时报：《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教育体系，并首次将“人口结构变化”与“人工智能颠覆性影响”作为贯穿全程的两大变量。这一“跳出教育看教育”的定位，对于“十五五”时期破解教育供给与经济社会需求错配的结构性矛盾，有何战略意义？
杨宜勇：“跳出教育看教育”的定位是《规划》最具标志性的思维转变。过去的教育规划更多聚焦于教育系统内部的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而此次《规划》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是在人口发生结构性变化的背景下制定的第一个五年教育规划，并且首次将视野拓展到全教育领域的资源优化配置。其战略意义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从“被动应对人口波动”转向“前瞻性资源配置”。“十五五”时期，我国学龄人口呈现梯次变动、错位达峰、区域分化的复杂特征。学前和小学阶段生源持续减少、学位富余，而初中学龄人口于2026年达峰，高中于2029年达峰，高等教育预计在2032年达峰。这种“排浪式”波动对教育资源造成巨大的时空错位压力。为此，《规划》部署了“完善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包括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10万人以上、推动师资合理流动、结合实际推进小班化教学等举措。这标志着教育资源配置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预判”。
第二，从“技术辅助教学”转向“全方位思考AI重塑教育”。AI不再是简单的教学工具，而是可能颠覆传统知识传授体系的结构性力量。《规划》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智化变革”，这意味着AI对教育的影响已被提升至重塑人才培养目标、教育评价范式乃至教育底层逻辑的高度来审视。
第三，从“教育内部循环”转向“服务国家战略全局”。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不仅是教育自身的提质，更是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这就要求教育供给必须精准对接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的需求，从“有什么教什么”转向“国家需要什么、产业缺什么就培养什么”。
“一体推进”的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时报：《规划》特别强调“强化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协同”。“十五五”时期，如何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打破过去存在的“碎片化治理”格局，真正实现科技自主创新与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
杨宜勇：协调机制的构建是基于制度经济学的系统重构，其核心是通过“制度供给”降低跨部门协作的交易成本，借鉴“整体性治理”理论打破“碎片化治理”格局。“碎片化治理”是长期困扰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三个领域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存在政策壁垒，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折损。《规划》在此方向上的制度创新可以从三个维度理解。
一是顶层设计的“系统集成”。《规划》要求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这不再是简单的联席会议制度，而是要建立“政策接口”评估机制，识别不同领域政策间的冲突点，形成具有协同效应的“政策包”。
二是评价机制的“范式转换”。破除传统“四唯”评价（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这本质上是一次人力资本定价机制的革新，将学术贡献、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纳入同一套评估框架，打通“学术评价”与“市场验证”之间的隔阂。
三是人才培养与科技攻关的“闭环设计”。通过实施“急需学科超常布局行动”，建立“学科—产业”适配度评估体系，让人才培养的前端（教育）与科技攻关的后端（产业需求）实现动态联动。只有当科技攻关的卡点堵点能即时反馈为人才培养的重点方向时，科技自主创新与人才自主培养的良性互动才能真正成立。
高校的“分类”与“分层”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规划》提出推进“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这三条并行的路径。这是否意味着国家正在构建一个不再单纯以层次论高低，而是以功能定位论英雄的高等教育新体系？在您看来，这三类高校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中，应如何实现错位竞争与协同支撑？
杨宜勇：这正是《规划》在高等教育领域最核心的改革思路--从“分层发展”走向“分类发展”。这并非简单地在不同层次间划线，而是构建一个功能定位清晰、各安其位、各展所长的高等教育新生态。三类高校的定位与协同关系如下。
首先，关于“双一流”高校，其核心定位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主阵地、基础研究主力军、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关键目标是聚焦优势学科和战略急需适度扩大范围，新增面向战略必争领域的高校和学科，服务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原始创新。
其次，关于“双优”高校，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其核心定位是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在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上发挥作用，关键目标是建设约200所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优质特色学科专业，服务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最后，关于“新双高”高校，即职业教育，其核心定位是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关键目标是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以及60所左右高水平高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服务面向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
这一分类发展格局的深远意义在于：让每一类高校都有成为“一流”的制度通道。研究型高校在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领域冲刺世界前沿；应用型高校扎根区域产业，成为技术转化和产业升级的“助推器”；技能型高校深度融入行业，成为高技能人才的“蓄水池”。三者形成纵向的“人才成长链”与横向的“产业服务网”，共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教育资源的“前瞻性配置”
中国经济时报：“十五五”时期，学龄人口呈现梯次变动、错位达峰的复杂特征。《规划》首次对“教育资源前瞻布局”进行专章部署，提出要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并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这其中的“舍”与“得”如何权衡？特别是在化解高中学位高峰与应对未来生源收缩的“时空错位”上，关键突破口在哪里？
杨宜勇：这是一个典型的“时空错位”难题，我们既要应对当下高中学位高峰的燃眉之急，又要为未来生源收缩后的资源过剩进行前瞻布局。其得舍核心的权衡在于“短期的增量补充”与“长期的存量优化”之间寻找动态平衡。
“得”在于提质增效的机遇。当特定学段生源达峰后，将迎来推进小班化教学、提升生均资源占有水平的战略机遇。这不仅意味着每个学生获得更多关注，更意味着师资队伍可以在“余缺调配”中实现结构优化，推动“集团化办学”和师资的跨校、跨地区流动，从根本上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舍”在于打破固化配置的决心。必须舍弃过去“按生均定额、按行政区划”配置资源的惯性思维。《规划》明确要求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这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小学富余教师通过培训转岗至幼儿园或初中，闲置的小学校舍改造为社区教育中心或老年大学。
关键突破口在于“预警机制”与“弹性供给”。《规划》提出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通过精准的人口预测，为高中阶段扩大学位供给提供决策依据；同时，在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扩大学位供给，在人口流出地区则推动资源向“提质”方向转化。核心原则是：资源随人走，供给随需变。
“数智化变革”的深水区挑战
中国经济时报：面对人工智能的颠覆性影响，《规划》部署了“推进教育数智化变革”。这一变革的深水区在哪里？是仅仅停留在教学手段的数字化，还是涉及对传统知识传授体系、能力培养目标乃至教育评价范式的结构性重塑？
杨宜勇：正如我们前述讨论所揭示的，AI对教育的影响远不止于“教学手段的数字化”。《规划》将其与人口结构变化并列为核心变量，本身就意味着它被视为一个需要从教育底层逻辑上进行结构性重塑的力量。深水区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挑战。
第一层，知识传授体系的重构。当AI能高效完成知识检索、信息整合甚至基础创作时，传统以“知识灌输”为核心的教学模式面临根本性冲击。教育必须从“教知识”转向“教能力”--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复杂问题解决能力、人机协作能力等AI难以替代的素养。
第二层，人才培养目标的升级。《规划》强调“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这意味着人才培养必须面向AI时代的新产业生态。教育的产出不再是“标准化的知识容器”，而是能够驾驭AI工具进行创新创造的复合型人才。
第三层，教育评价范式的重塑。当AI能够辅助甚至替代完成标准化考试所测试的内容时，传统的“一考定终身”评价模式将面临解构风险。《规划》所推动的“以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改革，正是在为未来教育评价寻找新的锚点--从“记住了多少”转向“能解决什么真实问题”。
改革的“硬骨头”与落地保障
中国经济时报：《规划》提出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完善战略性投入机制等6方面改革任务。“十五五”时期，深化综合改革最难啃的“硬骨头”是什么？为了确保15个重大项目不折不扣地落地见效，需要警惕哪些执行层面的风险？
杨宜勇：综合来看，最难啃的“硬骨头”是评价体系的范式转换与现有体制惯性的冲突。破除“四唯”虽然方向明确，但在实际操作中面临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高校排名、职称评审、项目申报等核心机制长期以论文、奖项等为核心指标。建立“多维评价矩阵”需要学术共同体、用人单位、产业界形成新的共识和标准，这并非出台文件就能解决，需要制度设计和执行层面的持续博弈。
需要警惕的执行风险主要有三点。
一是“一体推进”流于形式。教育、科技、人才分属不同系统，各自有独立的考核指标和利益诉求。如果缺乏真正强有力的统筹机制和刚性约束，“协调机制”可能退化为“通报会”，无法触及深层的资源配置和政策协同。
二是“增量投入”掩盖“结构矛盾”。如果只是简单扩大招生规模或增加经费投入，而不推动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师资队伍优化和评价机制改革，新增资源可能被旧有体制“消化”，无法真正转化为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和创新能力的跃升。
三是技术应用脱离教育规律。在推进数智化变革时，如果过度追求技术形式而忽视教育本质--人的成长，可能造成“工具凌驾于目的”的异化。AI应服务于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培养，而非沦为“数字监控”或“标准化流水线”的升级版。
关于确保落地的关键抓手，《规划》要求构建规划监测评估体系，建立高水平专家咨询队伍，定期检视实施进展。同时，15个重大项目配套了明确的时间表和量化目标，例如“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10万人以上、建设200所左右“双优”高校等，这些“硬指标”为执行提供了可检验的标尺。真正决定改革成败的是，能否在制度设计上实现激励相容，在执行层面实现上下贯通。
总 监 制丨杨玉洋 车海刚
监 制丨陈 波 王 彧
审 核丨王小霞 编 辑丨陈姝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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