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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于250年前的1776年出版，比美国《独立宣言》问世只早了几个月。当时38岁的吉本此后倾尽余生，完成了这部迄今仍是英语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历史著作。全书共六卷，约150万字。12年后的1788年，最后一批文字付梓。这一年，乔治三世陷入躁狂和妄想状态，法国则暂停偿付其巨额国债。
贯穿吉本这部著作的核心问题，今天仍如几个世纪前一样具有强烈的现实回响，也同样令人不安。文明演进的弧线，为何似乎总是弯向野蛮？既然凡有兴起，终有衰落，我们又该如何在衰落中做得更好，使后世把我们的成就视为值得承继的遗产，而不是引以为戒的警示？
简而言之，吉本的回答是：衡量一个文明是否伟大，不在于它延续了多久，而在于它能否把自身最优良的品质，妥善传递给后继出现的社会。他认为，贯穿历史始终的一项恒常因素是自我蒙蔽。人们执意不去正视一个事实，即那些被自己视为理所当然的习惯、仪式和法律，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直到一切为时已晚，再也无法恢复原状。吉本写道，人类往往“受名号支配”。罗马人似乎甘愿“屈从于奴役，只要有人毕恭毕敬地向他们保证，他们依然享有祖传下来的自由”。记述罗马的衰亡，也是在探究任何文明面临的首要难题：当旧有制度、习俗和生活方式传到后世手中时，如何使它们不至于消亡，而后世的观念、信仰、记忆乃至外貌，必然会与我们不同。
生活在18世纪的人，谁都能看出吉本笔下的罗马与当时世界之间的现实联系，正如我们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也能从中看到与当下的关联。亨利·亚当斯1860年读完《罗马帝国衰亡史》后写道：“把罗马换成美国，这个问题就与我们切身相关了。”当时的美国深陷南北矛盾，正走向内战。亚当斯已经感觉到，这部著作对美国具有特殊意义。此后一个半世纪里，每当人们试图说明一个原本良善的国家如何走向败坏，吉本总会被当作那位永不过时的预言家。
不过，人们究竟能从吉本那里读出什么，历来取决于读者是谁。世界主义者把他视为宽容原则的捍卫者，以此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反威权主义者则认为，他主张共和政体优于一人统治。民族主义者引用他对移民风险的论述。当下所谓的“男性圈”网络社群，则把他奉为先知，声称他早已看穿女性以及所谓“柔弱男性”的阴暗力量。
然而，在我们这个彼此竞争、又都确信自己掌握真理的时代，一边是民族主义和宗教狂热，另一边则自信满满地诉诸正义与表达，《罗马帝国衰亡史》那种不事张扬的勇气，恰恰体现在它始终坚持一点：过去不会替你最根深蒂固的信念背书，反而很可能会颠覆它们。
要真正写好历史，并不是要从过去中挖掘出某种永恒真理，也不是把它归结为我们早已知道的东西。类比往往是茫然者最先投奔的庇护所，却也可能成为困住人的陷阱。如果我们始终困在这样的争论中，反复追问当下的处境究竟更像公元1世纪还是5世纪的罗马，抑或更像1933年的德国、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乃至美国自身历史上的某个阶段，那么从一开始，我们研究历史的方式就已经错了。
吉本并不相信历史能够提供任何确定无疑的教训。尸骸从来不是称职的导师。但他认为，了解过去可以帮助我们在恰当的历史的观照下看清此时此地。这种知识还能帮助我们生活得更好，因为它使我们不至于用错误的尺度衡量当下。把自己的时代赞颂为黄金时代，或者哀叹它坏得史无前例，前者只会分别酿成灾难性的过度自信，后者则令人无力行动的绝望。
吉本如今已被塑造成一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智者，因此，人们很容易忽略关于他和这部巨著最重要的一项事实。他是一位诚实的历史学家。在那个政治分裂、帝国衰败、革命动荡的时代，他写下了一部卷帙浩繁的著作，其核心传达着一个宏大而出人意料的信息。吉本最独到的洞见是，阅读一本历史书，或者写作一本历史书，目的并不是最终获得足以解释一切的宏大真理。研究历史那个不易察觉的真正目的，是让人逐渐习惯修正自己的看法。
吉本似乎并不像是传达这一思想的人，从他身上也很难看出日后成名的迹象。他出身于英格兰乡绅之家，是家中唯一活到成年的孩子。到了三十多岁，他在公共事务和文坛上都尚无建树。他身高不足五英尺，约合1.52米；四肢瘦削如细枝，一侧睾丸疼痛肿大，有时甚至令他难以行走。他的眼睛、鼻子和嘴仿佛全都挤在面部中央的一小块地方，大得不成比例的脑袋上顶着一蓬浓密的红发。一位熟人曾刻薄地说，他是“一个丑陋、做作、令人厌恶的家伙”。在英国与北美殖民地关系陷入危机的整个时期，他一直担任英国下议院议员，却从未鼓起勇气在议会发言。
这位后来声名近乎传奇、看上去自信十足的宏大历史叙事开创者，实际上常年疾病缠身，对自己缺乏信心；按今天的标准，他还是一名残障人士。而这一切，反倒成了他不为人知的力量之源。
但凡在书页上与他相遇的人，都会感到震撼。吉本的文字带着电光般的力量，史料征引也极为精审。那部著作气势宏大的全名，实际上仍不足以体现他的雄心。吉本试图完整叙述长达1500年的罗马帝国史，从公元前1世纪帝国的起源，一直写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其间还旁及更广阔的欧洲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早期历史。
对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领袖而言，吉本的著作成了必读之作。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参与撰写《联邦党人文集》时，曾借助自己研读吉本所作的笔记构建其中的论述。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则在日记中写道，他已迫不及待地想读到《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最后几卷，仿佛是在翘首等待一部连载小说的下一回。
1812年战争期间，英军焚毁美国国会大厦，国会图书馆的藏书也付之一炬。此后，托马斯·杰斐逊将自己的私人藏书售予美国国会，其中也包括他收藏的吉本著作，以帮助美国国会图书馆重建馆藏。
如今，在图书馆主阅览室上方，一尊超过真人大小的吉本雕像俯视着大厅。雕像中的他身形清瘦、容貌英俊，旁边紧挨着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雕像。
《罗马帝国衰亡史》标志着历史写作的成熟。史学不仅日益成为一门专业学科，也成为一种学习如何生活的实践。在吉本看来，谦逊、怀疑精神、以证据为准而不唯权威是从，以及始终把结论视为有待修正的暂时判断，都是优秀历史学家不可或缺的品格。事实证明，这些品格同样有助于人们应对日常生活。
我们身处当下，却常常对脚下正在发生的深层巨变浑然不觉。因此，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把眼前的世界看得更清楚。历史学家的职责，是守护过去，不让它被那些企图用一套宏大叙事统摄一切的人据为己有。需要提防的，既包括我们所憎恶的人、派别和意识形态，也包括那些因为与我们立场一致而更难防范的力量。他们甚至要把死者也征入自己的帝国。
从最基本的层面说，把过去纷杂无章的事件梳理成一个连贯整体，并赋予它“历史”之名，本身就是一个主动认识和解释过去的过程。历史迫使我们直面那些无法理解的事物，直面那些令我们难以参透的抉择，也直面那些在今天看来异乎寻常的生活与信仰方式。它还迫使我们从通常不会留意的地方寻找证据。它要求我们像成年人一样思考：依据现有证据作出判断，同时明白，一旦证据发生变化，结论也必须随之调整。
吉本在第一卷结尾写道：“在确定这些记载究竟有几分可信之前，我无法决定应当记述多少。”
面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危险，内部治理败坏，外部强敌环伺，古老文明终将衰微。新的文明，则会从曾被我们曾祖辈称作“蛮族”的人群中兴起。然而在吉本看来，知道每个人的人生终将如何落幕，反而应当激励我们活得更勇敢，也更有生命力。
我们习以为常、倍加珍视并深信不疑的一切，终有一天都会消逝。《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成千上万的皇帝、女王、公民、士兵、哲学家、教士和父母，他们曾经珍爱、信以为真的一切，也早已不复存在。
然而，人仍有可能获得幸福、找到意义，并留下真正重要的遗产。这种可能并非建立在对更美好未来的空泛希望之上，而是有确凿的证据为凭。隔着几个世纪，吉本仿佛仍在对我们说：来，让我给你看。那些逝者，也曾做到这一切。
查尔斯·金（Charles King）博士任教于乔治城大学，其研究《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新著即将出版。
查尔斯·金现任乔治城大学国际事务与政府学教授，同时在埃德蒙·A·沃尔什外交学院任教。其学术背景横跨政治学、历史学与地区研究，长期关注帝国边疆、民族主义、族群冲突、国家治理以及东欧、黑海、高加索和土耳其等地区的历史变迁。他的写作兼具学术深度与叙事性，善于从一座城市、一部作品、一群知识分子或某个文化场景切入，进而展开对帝国兴衰、身份认同和社会转型的宏观分析。
金重视档案、日记、书信等一手材料，却很少堆砌理论术语，而是以清晰流畅的语言面向普通读者。他尤其关注人们如何误读自身时代，以及那些看似自然、稳定的制度和观念，如何在历史中逐渐形成、变化并最终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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