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伟：“承前启后”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中山大学|刘志伟|历史学|研究所|语言学

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和研究机构建立和发展的历史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是最具标志性的，也最为学界熟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开启了从“整理国故”出发走向现代学术的方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则成就了一个中国文史研究的现代学术体系，引领着当代现代学术的发展。相对于这两个机构，1928年1月正式成立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知名度就小得多，甚至长期被淡忘。然而，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中山大学建立的这个机构，作为孕育出“中研院”史语所的学术基地，承前（直接延续着北大国学门开创之志业），启后（则孕育“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基本格局），在从北大国学门到“中研院”史语所的转变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这个只存在短短两年的机构，在多个领域开出了现代中国学术的新走向。这些学术走向，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在艰难曲折中延伸，在变异、成长、夭折和重生中蔓延生长，其研究方向到今天仍然是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主流。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全景

这个历史角色之所以落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身上，主要的契机是傅斯年与一批延续北大国学门的学术追求的学者在中山大学汇聚。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基地，在梁启超倡导新史学的感召下，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的新一代学者，在国学的大旗下，启动了多个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在“整理国故”的篮子里，注入了多种全新的内容，特别是由歌谣运动启动的民俗研究，开展现代考古发掘和档案文献整理等新资料的开发利用，以及重新认识古史等新学问的追求，开启了中国学术的一种新传统。1926年由于北京政治形势的变化，他们中的部分学者南下，先是在厦门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聚集了部分北大国学门旧人，不久又转移到广州的中山大学，在当时国民革命形成的开放环境下，要在中山大学继续北大国学门开创的新学术风气。

与此同时，在北大国文系毕业的傅斯年也在欧洲开始了他对中国学术发展之路的探索。作为五四学生运动主将的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中深受民主与科学思潮影响，在他还在北大读书时，就主编《新潮》月刊，提倡用西方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五四后他到英国留学，浸淫了多种学科知识后，再到德国开始学习哲学和比较语言学，同时受兰克史学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了他重视立足于新史料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观念，形成他基于历史语言学的新史学理念。他从德国归来，受聘于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中文系主任，随即着手筹办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他首先是延揽他在北大时的多位师友同学来中大，其中包括多位出自北大国学门的年轻学人，加上清华研究院和在广州本地有同一学术兴趣的年轻学人，组成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基本学术力量，让北大国学门开创的学术事业得以在中山大学延续。由北大国学门开出的新学术方向与傅斯年的学术追求结合起来，在短短的时间内造就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成就。

语史所短短两年时间的工作，最深远的影响是把北大国学门开始新学术方向扎实地向前推进，形成了将中国传统学问和现代学术方向整合重组的学科体系的雏形。语史所略仿北大国学门的架构，从四个学科方向推动新的人文研究，组成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和民俗学四个学会，这个架构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形成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后来傅斯年建立起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学科架构的基础上搭建起来的。

将今天的学科分类中已经完全分途的几个学术领域集合在一个史学研究机构下，是基于傅斯年对历史资料的重视和新的认识，这种通过超越旧史体系的新史料的拓展去建立新史学的追求，与北大国学门的学者在歌谣研究、语言研究、考古发掘整理和公私档案利用的努力一脉相承。中山大学语史所的学者，从一开始就以极大的热情和气力，投入以全新的途径收集民间材料的工作，供给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宗教学、教育学、心理学各种学者的专门研究，（并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产生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其中成绩尤为突出的，是后来在全国范围蔓延开来的民俗学运动，其奠定了当代中国民俗学的基础，并由此深远地影响了中国人类学的开启和历史学的转向。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最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是旗帜鲜明地宣示要在“圣贤文化之外解放出民众文化”，“建设全民众的历史”。从北京南下的学者首先是把在北大时期歌谣研究会和风俗调查会已经开始的研究直接带到了中山大学，并且利用中山大学的有利条件，成立民俗学会，编辑出版“民俗丛书”，发行《民间文艺》（后改为《民俗》）周刊，民俗学成为成为语史所主要的工作起点和发展方向。顾颉刚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发刊词》中明确宣示：“打破以前学术界上的一切偶像，屏除以前学术界上的一切成见！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朝着这样一种明确的学术方向，中大语史所一建立，就延续了从北大歌谣运动开始的传统，以“建设全民众的历史”为史料采集的目标。董作宾先生在《民间文艺》创刊号发表《敬告读者》，大声疾呼：“中国二千年来只有贵族的文化：二十四史，是他们的家乘族谱；一切文学，是他们的玩好娱乐之具；纲常伦理，政教律令，是他们的护身符和宰割平民的武器。而平民的文化，却很少有人去垂青。但是平民文化也并不因此而湮灭，他们用口耳相传来替代汗简漆书，他们的把自己的思想，艺术，礼俗，道德及一切都尽量的储藏在他们的文化之府———《民间文艺》的宝库里，永远的保存而且继续的发展着。”在这种充满激情的学术理念驱动下，语史所除了大力收集出版民俗资料外，还将眼下的革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中大语史所在由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体系转变的关键时刻，继风气，开新路，定格局。不久后，由于傅斯年及其语史所同仁在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在广州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中大语史所多位同仁成为史语所的核心骨干，随着史语所的北迁，傅斯年、顾颉刚等多位学者也先后离开了中山大学，语史所也于1930年10月暂时停办。

然而，语史所停办，并不意味着语史所的学术志业和学术追求的终止。1931年，中山大学恢复语史所，改名为“文史学研究所”（后改为文科研究所），仍设民俗、历史、考古三个学会，在艰难的条件下延续着语史所开创的研究方向。最为影响深远的是，在钟敬文、容肇祖等先生的努力下，民俗学研究在中山大学传承下来，后来杨成志先生从法国留学归来后，更在中山大学民俗学传统基础上，向建立中国人类学的方向推进，文科研究所培养了江应樑、王兴瑞、梁钊韬等一批杰出的学生，这批学生在建国以后，在艰难的时势下坚守着，为保住民俗学、人类学的学脉作了最大的努力，并将语史所形成的学术基因，渗入民族学、历史学和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等领域，为改革开放后中山大学的民族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和历史人类学的发展留下了珍贵的种子。

在孙中山先生创办中山大学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回顾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走过的历程，不能不为一个世纪前的前辈学人感到敬佩和感动，他们在短短的时间里开拓的学术方向，建立的学术范式，不但能够向全国范围延展，引领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同时也能够在这所孙中山先生寄予厚望的大学里一直留存下来，为一代一代的学者坚守着，历艰难曲折而不辍，随时代演变而布新，奠定今日中山大学人文学科传统的根基。李欣荣君在中山大学世纪华诞来临之时，搜集中山大学语史所的故纸旧章，编成这本史料集，将中山大学校史上这辉煌一页呈现在当代后学面前，嘱我写几句话，我每每检阅其间，都为之动容，这些将近百年前的言辞，今日仍然振聋发聩。无奈学浅言拙，只能记下一点收获，表达愿随先辈足迹前行的笃志。不才之失，惟望博学君子不以饶舌见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