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7日凌晨,东海上空的最后一颗寒星刚刚隐去,一艘没有编号的机帆船在重浪中挣扎。船尾的旗杆上,刚换新的红旗被海风抽得啪啪作响,甲板上满是海水与寒气。甲板前端,高文斌连长擦去额头的咸水,心里却在盘算三天前那场意外带来的后果。
事情要从12月14日说起。那天,华东野战军第九兵团抽调的训练船离开嵊泗马关岛,进行远海航训。这批四十二名官兵肩头都扛着一个相同的使命——为将来的渡海进军台湾作预案。海面原本平静,忽而北风乍起,数丈高浪把木壳船抛向半空再狠狠砸回水面。
夜里八点,值班的机枪手王文战喊了一嗓子:“舱底漏了!”话音未落,海水已漫过膝盖。副排长谢亭详脱靴跳进舱底,用脚塞住裂缝,一脚压着板缝,一手高举步枪,嘴里还打趣:“先保住枪,别让它提前退役!”战友们猛舀海水,终于支撑到天亮。
风浪没等人,船只终被甩向一座无名荒岛。踏上海滩时,大家才发现这地方只剩一间破草棚和两位世外父子。海风卷着咸味,吹得篝火明灭,父亲递来几只地瓜,少年则躲在篝火后偷偷打量这群穿灰军装的生人。
夜色方浓,海面却亮起灯光。两条机帆小艇悄声逼近,甲板上闪烁着熟悉的美制冲锋枪火舌。张立学抓起轻机枪卧倒射击,密集弹雨吓得敌人狼狈掉头。枪声过后,只有碎浪声与夜禽鸣叫回荡。
天亮时,大家发现船体已搁浅在礁石上,船板断裂,机舵报废。四十二条汉子望着一艘报废渔船,心里像堵了块石头。高连长把人召集起来:“海上靠天,岸上靠人。咱们得自己救自己。”于是炮排改做炊事班,摘野菜,刨番薯根,挖蚝壳煮粥。大家戏称这叫“海岛新三大纪律”——不白吃民粮、不动百姓船、绝不丢枪。
第五天午后,几艘尖头机帆船又出现在海面。灰蓝色船身,尾部喷黑烟,甲板站着一排穿旗袍短衣的男女匪徒。士兵们看得真切,领头的女人披着皮披风,肩挎双枪,正是传闻中的“黄八妹”。
这位原名黄现璠的女子,早年在盐场讨生活,练就一手好枪法。抗日烽火里,她抛家舍业自筹枪械,带人上山打游击,报纸称她为“海上女奇侠”。可惜风云变,她竟在1947年底受保密局吸纳,被封“海北纵队司令”,带着残部占据嵊泗、大洋山,专抢闽浙商船。
土匪丢下一份软硬兼施的劝降信,两名被扣水手划筏靠岸“传话”。从他们口中,大家摸清敌岛就在东南五海里,守备松散,却有两挺勃朗宁。高连长忽生一计:既可借土匪小艇返航,又能顺手拔掉这颗钉子。
说干就干,官兵们砍椰树,拆废船,三天造出一只加固木筏。夜色降临,张立学、李有如和那两名水手自告奋勇,带着写给兵团首长的求援信出发。筏子在黑浪中摇摇晃晃,四个人只能靠星位确定方向。
浪高三丈,风向反复。有时筏子像被巨手扔来抛去,甲板没甲板,只有几根横木。两名水手手心磨破,血迹被海水冲淡。饥渴最难熬,几个人用帽檐接雨,分着喝。第三夜,远方电台微光闪烁,众人相对咧嘴,却不敢声张。
13日清晨,风向突变,筏子被卷得南北乱漂。锚绳又在夜里被暗流绞断,待到16日夜半才远远瞧见灯塔。17日凌晨,岸边哨兵朝海面探照,一束白光扫来,映出张立学胸口的红五星。哨兵连声高喊:“自己人!”
营部获悉孤岛求援,立即调来两艘机帆船。18日清晨,孙光俭营长翻遍北侧岛礁却不见踪影,惟拾得一只旧鞋、一把断镐。仅凭鞋码,他揣测那是谢排副的。空气中弥漫不祥气息,救援官兵开始怀疑同袍或已葬身海底。
张立学被裹着军毯抬进司令部,再睁眼就看见桌上那只断底解放鞋,脱口而出:“这正是谢排副的!”他在海图上颤抖着划出南偏西一圈,指出真正的孤岛方向。
时间只能向前。19日凌晨,营长挂满探照灯再度出海,风浪仍高,却没人退缩。与此同步,岛上的九连早已进入极限生存状态。地瓜叶煮到最后一锅,大家轮流舔碗,连锅巴都不放过。
更揪心的是,土匪隔三差五摸哨,火力试探。一次夜半偷袭,被战士们利用缴获的两支卡宾枪逼退;另一次对方想抢滩,被预埋的手雷炸得四散。子弹只剩半箱,却没人吱声,多一发是一发。
第十四个夜晚,全连只分到半截甘蔗当口粮。高连长在火堆旁计算存粮,突然对政指说了句:“再不来,我们就划草棚门板,也得冲出去。”大家听得直点头。
次日午后,海面传来马达声,醒目的小红旗在灰蒙海雾里摇晃。哨兵连滚带爬冲进营地:“自己人,好几条船!”一瞬间,四十多号硬汉居然有人红了眼眶。
救援船靠岸,汽笛连鸣,孙营长跳下舷梯,和高文斌紧紧握手。战士们一把抓过军用饼干,却先塞给那对老父子;几块干粮,换来他们半个月的庇护。营长留下米盐给老人家,转身对高连长说:“人、枪、一支不少就好。”
返航途中,远处黄八妹的快艇举炮试射,炮弹在海面激起两团黑雾,船上战士却把剩余子弹打成了一片火网,对方转舵溜之大吉。没人知道,那位昔日“双枪女侠”已经山穷水尽,再过几年,她会随余部漂向台湾。
东海的晨曦从水面升起,海风依旧凛冽。甲板上的水珠被阳光晒得闪闪发亮,仿佛向这群脱险归来的兵士致意。舱壁上用煤黑写下的十六个字至今可辨——“风浪无情,军心如铁;饥渴能忍,使命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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