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0日，四川泸州中级人民法院门外，黄平手捧母亲吴艳萍的遗像，眼眶深红。28年前，10岁的他在年关前夕永远失去了母亲；28年后，他走进法庭，终于等来了这场审判。被告席上，站着母亲昔日的闺蜜陈某芬，及其前夫杨某根。杨某根当庭认罪，陈某芬却一改此前口供，全盘翻供，甚至将罪责推给同案人。
九个小时的庭审结束，法院宣布择期宣判。这起被舆论称为“泸州花坛白骨案”的悲剧，因友情与金钱纠葛而起，历经整容潜逃、改名洗白，最终在楼顶花坛被敲开的瞬间重见天日。作为法律博主，我想借着这起案件的开庭，和你一次聊透五个最核心的法律问题——这既是普法，也是对逝者与生者的尊重。
一、28年过去，为何今天还能追诉？
很多人第一时间会问：犯罪都过去28年了，诉讼时效不是早就过了吗？这恰好是本案最重要的法律节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七条，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追诉时效期限为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故意杀人罪的最高刑为死刑，一般情况下追诉期就是二十年。案发在1997年，到2017年即届满二十年。但本案中，吴艳萍当年失踪后，因未发现尸体，当地极有可能仅作为失踪人口处理，并未对故意杀人案正式立案。既然不存在“立案后逃避侦查”导致追诉时效中断的情形，那么就只能走“核准追诉”这一特别程序。
2025年白骨被发现，案件性质确定为故意杀人，此时早已超过二十年。之所以2026年7月10日还能开庭审理，唯一合法的解释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已依法核准追诉。这绝非程序上的走过场。核准追诉必须审查犯罪性质、后果、社会影响以及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只有在“必须追诉”的严苛标准下才予放行。本案中，凶手为谋财预谋杀人，埋尸楼顶长达28年，陈某芬又通过改姓名、销毁户籍、多次赴韩整容处心积虑逃避制裁，毫无悔改之意，甚至曾在朋友圈写下“斗智斗勇才是人生哲学”。这种极端恶劣的情节，使得最高检核准追诉几乎成为必然。这一程序本身，便是我国刑法兼顾人权保障与实质正义的体现——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法律为极恶罪行留出了永不关闭的窗口。
二、当庭翻供，法律上会怎么看？
陈某芬此前的认罪态度经历过戏剧性转折。2025年9月被押回泸州指认现场时，她曾突然朝花坛下跪磕头，痛哭连声说“是我害了你，我到阴曹地府去给你赎罪”。但这次一审开庭，她只承认“致人死亡”的结果，对作案细节一概否认，声称系受杨某根怂恿才参与。这一翻供，让旁听的黄平一度呼吸困难，也在网络上激起极大愤怒。
那么，从法律角度看，翻供真的有用吗？《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反之，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换句话说，口供从来不是定罪的唯一依据，“零口供”照样可以定罪。
本案客观证据极为牢固：花坛内蜷缩的白骨，经DNA比对确认是吴艳萍；现场发现的衣物碎片与当年失踪时的穿着一致；老商户证实陈某芬向吴艳萍借款4万元、接收大量铺货的情节；杨某根的当庭认罪供述将犯罪过程完整呈现，包括诱骗至仓库、趁数钱时掐死、劫走金首饰、当晚埋尸楼顶等关键细节。陈某芬的翻供，在这样环环相扣的证据链面前，非但不会动摇定罪基础，反而在量刑时可能对她极为不利——认罪态度是评价“人身危险性”和悔罪表现的重要情节。翻供且不能提供合理解释，往往被合议庭认定为拒不认罪、悔罪，在死刑裁量中将成为从重因素。可以说，翻供是她的权利，但绝非明智之举。
三、闺蜜变凶手，谁才是主犯？
陈某芬当庭将责任推给杨某根，试图把自己塑造成被怂恿的从犯。这触及共同犯罪的又一关键问题：主从犯的界分。
根据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主犯是指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从犯则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判断标准不是看谁最终动手掐死被害人，而是看在整体犯罪进程中，谁起了决定性、支配性作用。
回到本案，陈某芬和吴艳萍是闺蜜和同行，正是她向吴艳萍借款4万元并接受货品帮扶，因无力偿还而起杀心。案发当日，也是她以“还钱”为名将吴艳萍诱骗到四楼仓库，这个诱骗行为本身就是杀人计划得以实施的前提和关键。抢劫杀人之后，她与杨某根共同处理尸体、清洗现场，潜逃后又策划改姓名、整容、销毁户籍，主导了整套反侦查行动。她在整个犯罪过程中绝非被动参与者，而是积极谋划者和主要实施者之一。杨某根具体完成掐颈动作，同样无疑是主犯。两人属于共同正犯，不区分主从。陈某芬的推诿，在法律逻辑上根本站不住脚。
四、死刑判决的可能性有多大？
黄平在庭上明确表示，不接受赔偿调解、不接受凶手道歉，唯一诉求是依法判处两人死刑。这一诉求在法律上能够得到多大程度的回应？
刑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判断是否“罪行极其严重”，要综合考察犯罪动机、手段、后果、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
这起案件的多项情节几乎全部指向“极其严重”：为了区区4万元（当时可在泸州购买一套上百平方米房屋）和若干首饰，对帮助过自己的密友痛下杀手；掐颈致死、埋尸楼顶花坛，让一个10岁孩子从此失去母亲，在商城流浪、吃百家饭长大，初二便辍学寻母，人生被彻底毁坏；凶手非但没有任何施救，还劫走首饰，当晚冷静地处理尸体；潜逃28年间，陈某芬用整容、改名过上安稳生活，甚至将子女供上大学，而黄平父子却长期被怀疑与排斥，黄平父亲黄福千更被周围人怀疑成真凶，积蓄耗尽，孤身守候。这一鲜明对比，将罪行带来的社会撕裂展露无遗。此外，陈某芬当庭翻供、推诿罪责，也反映其时至今日并无真诚悔罪。尽管杨某根认罪，但他在杀人中直接动手，且同样参与埋尸、潜逃，其认罪虽可依法作为酌定从宽情节，但相对于案情的极度严重性，尚不足以必然阻碍死刑的适用。综合来看，合议庭判处两人死刑立即执行的概率极高。当然，最终判决仍待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五、法理之外，我们还能反思什么？
这起案件之所以引发全社会热议，不仅仅因为案情离奇，更因为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人性之暗，也照见了法治之明。
黄平的父亲黄福千，案发后长期被怀疑为凶手，甚至在警方带真凶杨某根指认现场时，围观群众仅凭背影就误认为他是凶手。幸而最终真相大白。这个细节提醒我们：舆论审判何其残酷，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法治理念在普通人心中仍有待深深扎根。每一个未经证实的猜疑，都可能毁掉一个无辜者余下的人生。
同时，陈某芬潜逃期间利用的户籍漏洞、整容后的身份洗白，也在案件侦破后促使有关部门进一步收紧身份管理制度。今天，全国户籍联网、人像比对技术广泛应用，使得类似的“换脸逃亡”几无可能。这也是案件给社会带来的制度性进步。
而对于黄平来说，法律可以判处极刑，但永远弥合不了他28年的失母之痛。他在庭审中质问“为何要因为区区4万元杀害我母亲”，这个问题法律可以给出刑罚的答案，却给不出真正治愈人心的理由。作为旁观者，我们能做的，或许是在关注案件的同时，给予这个饱经风霜的家庭一份克制的尊重和安静的善意，不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不制造二次伤害。
法律从不负责消灭人性的恶，但负责宣告：恶的代价，终究要付。花坛下28年的沉默，被敲开的那一刻，也是司法文明持续前行的回响。等一纸判决，还逝者以安息，给生者以交代——这，就是法治的底线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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