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0日的清晨，海面雾气正浓，运输船在基隆港摇晃着靠岸。人还未踏上码头，一阵稚嫩的嗓音就问：“娘，这里也是咱家吗？”翠平把女儿往怀里一搂，眯眼望向远处山脚，她来这座岛不是为了看风景，只想找到那个人——余则成。
消息并不难打听。前夜的茶楼里，几个退到台湾的保密局军官推杯换盏时谈起“上海来的一位姓余的情报科长，如今在吴敬中幕下，颇得赏识”。翠平听得真切，当夜踏上了北上的火车。身边的女儿困得东倒西歪，她却一点瞌睡也没有，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要亲眼看看那个曾经握住自己手说“等我回来”的男人，如今到底在干什么。
岛上的七号别墅是吴敬中的公馆，花木修剪得像军队列队。吴敬中习惯清晨听留声机，京胡和留声机的沙沙声在空旷院落里回响。门卫刚想拦人，翠平抬腿一脚踹开，甩给他一句：“报我名没用，带路！”女儿睁着圆眼，像小兔子一样警惕。
客厅内，吴敬中正端着咖啡听梅姐埋怨：“你昨晚又咳嗽，真该少抽点。”门板被撞得嗡嗡响，他皱眉示意卫兵去看。翠平跨进门，用枪托敲碎了门边花瓶，瓷片乱飞。梅姐一惊，声音拔高：“哪来的泼妇？”翠平没有理会，只冷冷一句：“叫余则成出来。”
楼梯口的脚步声同鼓点一般急促。余则成戴着金丝眼镜，神色微滞。面对三年未见的妻子与当初抱在怀里还没学会说话、如今已能跳跳蹦蹦的女儿，他喉头发紧，半个字也卡在嘴边。穆晚秋随后出现，她披了件白呢外套，神情复杂，眼角余光死死盯着翠平手里的枪。
气氛像拉满的弦。按理说，只要余则成一句“这是误会，我和晚秋是工作需要”，局面足可化解。可他张了张嘴，却觉得喉中干涩，半天挤不出那句背得最熟的台词。吴敬中见状，知道小老弟撑不住，咳嗽两声，挤上前打圆场：“咱们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嘛。”
不得不说，这位老特务平日拍着胸脯自诩见多识广，真碰上家务事却踩到雷。话音刚落，他又补了一句：“多子多福，家里热闹是好事，委员长当年也——”梅姐脸色当即变了，一把拧住他的耳朵往后拖：“你是想学委员长纳小吗？”吴敬中哎呦直叫，场面一时更乱。
余则成趁乱低声对翠平说：“我在执行绝密任务，你别闹成今天这样。”翠平眼睛一红，声音却压得极低：“任务？我带着孩子在山里转了三年，你一句话都没有！”她不是没上战场的人，死里逃生多了，可此刻情绪却像山洪，“要走也好，先给我个交代。”
就在这拔剑张弩的空当，厅外传来脚步，几位作战科少将皱着眉赶到，原是早晨要来商议新情报站布点。看见凌乱的地板、碎瓷、大人的对峙和孩子的哭声，几个人面面相觑，谁也不知先开哪句口。余则成本可一句“家事”把人请走，可吴敬中抢了话头：“都是一家子，别见外，喝杯茶听他们说说年轻人的苦恼。”
话音落地，事情彻底失控。翠平顺手掀翻茶几，滚烫的茶水浇到地毯，蒸起一股淡淡热气；穆晚秋挡在余则成前面，撑着脊背没退；女儿被吓得大哭，紧拽着翠平的衣角。几个副官拔腿就往外躲，谁也不想卷进去。
僵持中，门缝里伸出个脑袋，是吴敬中的老参谋老许，他咳嗽一声，小声劝：“嫂子，屋里枪多，您悠着点。”翠平撇嘴：“我枪里没子弹，只是让他们脸上难看。”她突然把步枪往地上一扔，双手捶着余则成的胸口，“说，你要不要这个家？”
余则成被捶得后退一步，终究还是深吸口气：“我欠你们的，一定补。只是现在形势凶险，你们先住下来，以后再说。”这番话没有否认穆晚秋，也没有给出承诺。穆晚秋闻言，脸色白了又青，轻声道：“原来我还是外人。”
旁边的吴敬中急得抓头：“唉，都是革命同志，别为私情误了大事！”这句“革命”二字提醒了翠平，她忽然安静下来，抱起女儿坐到木椅上：“好，我不闹。我只问一句，你还记不记得晋西北的火堆？记不记得你答应过什么？”
没人说话。空气厚得能切。凌乱的客厅里只听得梅姐哄孩子的轻声细语。吴敬中自觉再留等于找打，踉跄退向门口，临走还想关照一句：“午饭记得…”话没讲完已被梅姐拽走。院子里，京胡唱片兀自转着，“谁料皇榜中状元，中了状元不自由”。唱针划过的噪声，与屋内的沉默彼此映衬。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间屋子几乎要爆炸的当口，电台传来急电：沿海某处联络点暴露，潜伏组必须马上撤离。余则成抬头看向窗外，晨光像刀，割得人睁不开眼。他明白，个人恩怨得暂时封存，否则情报线一断，后果谁也承担不起。
于是他对两位女子低声道：“今晚随我转移，一切等安全后再说。”翠平瞄了穆晚秋一眼，哼了一声；穆晚秋抿唇不语，只把手里的婚纱照撕成两半，塞进口袋。
天色渐亮，几辆吉普车发动。吴敬中坐在前车，回头望见后面那台车里三张面孔并排，却谁也不说话。他捏着帽檐叹气，自嘲般嘟囔：“老吴，这回是真帮了倒忙。”
车队拐出山海关路，风把宣传单卷上天空。故事没有结局，只剩几片碎瓷在地板上，被晨光照得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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