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 年，张学良带领东北军入关，宣布武力调停。与此同时，这也宣布着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联军就此破灭。正所谓树倒猢狲散，但是在晋系内部却呈现了耐人寻味的局面。一方面晋系将领铁板一块，水泼不进，而另一方面，像徐永昌等人却从太原入南京，成为了老蒋麾下引以为肱骨的重要人物。
周旋北方
实际上，徐永昌的选择也在情理之中，毕竟他不是阎锡山的舞台绝对嫡系，而是半路加入的。
徐永昌早年隶属孙岳的国民三军，1926年国民军败退之际，他暂归晋系。
阎锡山赏识徐的军事才干与沉稳性情，故委以绥远省主席等要职。
然而，1928年北伐完成后，徐永昌眼见国家虽名义上统一，实则内战祸根深种，内心极为苦闷。
徐永昌在1929年的日记中写道：“民力已竭，国事如麻，而各方犹在钩心斗角，不知死所。”这种深切的人道关怀与厌弃内争的情绪，成为他日后入南京的重要原因。
据《徐永昌将军传》载，他当时便向阎锡山苦谏，主张“缩军安民，共谋建设”，可惜未被完全采纳。
及至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徐永昌虽出任晋军主要指挥官，但内心极度抵触。他后来在回忆录《求己斋回忆录》中剖白：此战“非为国为民，乃为人权位之争”，其心境之苍凉可见一斑。
战败后，阎锡山下野，晋绥军面临被张学良收编的命运。
在这分崩离析的关口，徐永昌没有选择随阎锡山出逃，反而担起斡旋重任，安抚军心，力主接受南京政府改编。
徐永昌对袍泽剖陈利害：“吾辈今日之举，非为一人一姓，乃为山西全体军民求一出路，为国家存一丝元气。”
有情有义之人
徐也不是背叛阎锡山，而是在旧主已无力庇护军队与地方时，选择以另一种方式保全大局。
徐永昌这种颇有古代士大夫遗风的做法，让南京的蒋介石颇为赞赏。于是，尽管他曾经是阎锡山麾下的绝对支柱之一，但是蒋介石仍然大手一挥，让他进入自己的麾下做事。
说起来，老蒋对自己还是很自信的，在他眼中，自己怎么着不比那个土坷垃阎老西要强百倍？像徐永昌这样的大才，如果能踏踏实实为自己做事，那必定助自己一臂之力。
由旧主入新主必交投名状对于徐永昌来说，且不说自己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其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怎样对待旧主助阎锡山了。
其实，徐永昌应对这样的考验也很简单，那就是不装。阎锡山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他时常感念，也维护其基本体面，做的举动都在情理之中，他人亦能理解。
据阎锡山的老部下回忆，阎百川虽然生性多疑，对徐永昌却“始终保有敬意”，认为他“立身有本”。
但是徐永昌这种“不忘本”的姿态，非但没有触怒蒋介石，反而对他还越发信任。在其看来，一个对落魄旧主尚且存义的人，对新主怎能三心二意？
人家徐永昌毕竟不是靠阿谀奉承舔老蒋起来的，他是有真本事的，简单说就是人保活，整个南京，即使是老蒋引以为傲的黄埔系，比起徐永昌来也诸多不足。
国士无双
在老蒋的视野中，徐永昌呈现出的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型官僚，一个忧国忧民的实干家。
即使是老蒋的头号心腹陈诚也在私下与人交谈时，也佩服徐永昌“无军人的粗鄙，有谋国之公心”。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信人者慧，互信者成。
蒋对徐永昌的信任除了徐自己能力出众外，还有更深的考量。
徐永昌为南京提供了一个沟通中枢与北方杂牌势力的关键管道。
中原大战后，晋系、西北军等地方势力虽被削弱，但并没有彻底消失。一个在北方素有人望、又能参与中枢决策的徐永昌，对于安抚、整编、调处这些力量，其价值无可替代。
还有一点，徐永昌这个人很冷静，颇有一种心有惊雷而面如平湖的特点。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在庐山谈话与国防会议上，诸多将领慷慨激昂，但徐永昌却冷静地坚持其主张“应战而不求战，先备而后宣”。
徐永昌依据详尽的情报和国力分析，力陈中日战争若全面爆发，必须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以空间换时间，切不可贪图一城一地的得失而轻易展开战略决战。
这些话在当时“速胜论”的亢奋氛围中并不讨喜，但蒋介石好像是听进去了。据何应钦回忆，蒋公当时“颔首良久，深以为忧”。
东南战事开始之后，徐永昌的发言被一步步验证，而国士之风采也更加彰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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