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冬天，上下两册厚厚的《权力学》悄然摆上了新华书店的书架。
它没有小说那样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没有散文优美的文字，书名甚至还有几分生硬。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政治学著作，却在当年的读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今天的年轻人或许很难理解，一本研究苏联政治制度的著作，为何会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
如果把时间拨回四十多年前，这个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那是一个刚刚走出特殊年代的中国，长期封闭的思想之窗开始打开，国外的政治学类著作陆续被译介进来。许多人如饥似渴地阅读，希望从不同国家的发展经验中寻找答案。
《权力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
不少人第一次翻开这本书，以为作者是在研究斯大林。
读完才发现，他研究的对象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权力本身。
作者阿夫托尔哈诺夫曾在苏共中央工作，经历过苏联政治机器的运转，也亲历了大清洗，后来流亡西方。
他没有把斯大林简单地描绘成一个暴君，而是把目光放得更远。他反复追问，一个人的权力为什么能够不断扩大？一种制度又为什么会容许这种扩张？
在我看来，这才是《权力学》最值得反复咀嚼的地方。
历史上的许多悲剧，看上去源于某个强势人物，追根究底却往往与权力运行方式有关。
书中引用过一句广为人知的话：“干部决定一切。”
很多人把它当作一句政治口号，作者却认为这是理解苏联体制的一把钥匙。
在高度集中的组织体系里，国家如何运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掌握干部的任免权。
干部由上级决定，地方的发展方向便容易随着上级意志而变化。这种层层负责、层层服从的组织结构，又使所有人的目光不断集中到最高权力身上。久而久之，制度开始服务于权力，而不是约束权力。
书中还有一句更发人深省的话：“权力等于真理。”
这并非哲学命题，而是对一种政治现象的概括。
当权力能够决定什么是真理时，历史可以被改写，理论可以被重新解释，昨天受到赞扬的人，今天可能成为批判对象；昨天被视为正确的路线，今天也可能变成错误。发生变化的未必是真理，而是解释真理的人。
于是，人们相信的渐渐不再是事实，而是谁拥有解释事实的权力。
回望二十世纪，无论是苏联的大清洗，还是其他国家发生过的一些政治运动，都能看到类似的轨迹。权力越集中，不同意见越容易被视为威胁，权力越缺乏制约，正常分歧越容易演变成政治斗争。
历史上的灾难，很少是一夜之间发生的。
它往往从一次组织调整开始，从一次干部任免开始，从一次思想统一开始，也可能始于对不同声音的一次限制。
每一步变化看起来都不算大，但不断累积之后，一个社会便会逐渐失去自我纠错的能力。
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发生错误，而是错误已经无法纠正。
后来，随着苏联解体，大量历史档案陆续公开，《权力学》中的一些论断得到了印证，也有一些细节需要修正，但这并不影响它作为一部政治学著作的价值。
任何历史研究都会受到资料和时代条件的限制，一本书能够长期流传，不在于每一个细节都毫无瑕疵，而在于它提出的问题是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权力学》讨论的正是这样的问题。
这些年，我陆续读过一些关于苏联历史的著作，读得越多就越觉得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未必是哪一位领导人的能力高低，而是制度是否能够约束权力。
好的制度，并不能保证掌权者一定贤明，却能够防止权力无限扩张，也能够给社会留下纠错的空间。
如果一种制度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掌权者永远正确，最终考验的便不是制度而是人性。
人都会犯错，真正重要的是，当错误出现以后，是否还有力量能够及时纠正。
四十多年过去，《权力学》早已成为一本旧书，它所研究的那个国家也已经成为历史。
但书中的那些问题，并没有随着苏联的消失而消失。
权力从哪里来？权力如何运行？权力应当受到哪些约束？谁来监督掌握权力的人？
这些问题，没有哪个时代可以回避。
历史的价值，并不只是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让后来的人明白，任何政治悲剧都不是偶然降临的，它们往往孕育于权力失去约束的过程之中。
这或许也是《权力学》至今仍值得重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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