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院线热播、社媒平台引发热议，“侨批”这一具有浓厚时代特色、地域特色的“记忆遗产”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共鸣。当下，在数字媒介极速压缩行动时间、虚拟空间挤占现实生活的技术与社会背景下，支撑《给阿嬷的情书》强烈情感共鸣的是中国文化的和合哲学与时空感性。。
原文 ：《浸透情感的中式美学叙事》
作者 |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 赵微
图片 |网络
和合哲学与时空一体
“和合”范畴浓缩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与人文精神，其要义在于将天地万物的“差分性”“殊异性”，融突、融合于“协调”“和谐”“有序”当中，最终实现“合作”“生生”“创新”（张立文《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和合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二元对立”观具有本质不同。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开启的西方哲学传统中，时间是线性的、通过事物的变化感知的，空间则是一个具有边界、形状的静态容器，两者如有共同之处，也是均可通过数量进行记录、测量、计算。康德认为时空是人感知世界的先天形式：如同戴着一副隐形眼镜，“时空”是我们认识外部世界的先验框架。虽然康德试图将时空内在于人的认知，但其框架是时空两分、“物我”两立的，仍无意也无法回答：时空感知是否相通，时空框架之外的“物自体”能否为“我”提供裨益。
进入19世纪，马克思在反思交通与通讯技术发展对社会及人类的影响时指出，资本主义技术发展将导致“用时间消灭空间”，从而深刻揭示出了资本对于人的精神自由、主体性感知与发展的毁灭作用。百年以后，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卡斯特指出网络社会的“无时间的时间”特性：数字技术极速压缩信息传播时间，即时传播消弭了时间的厚度，但技术的便捷并没有让主体更自由，反而加剧了自由时间的流逝、主体性的丧失——这些正是由时空两分、物我两立的哲学基础决定的。
与此不同，在中国哲学中“时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时空本体既非对立，时空感知亦非“物我两立”。“宇宙”一词可谓是此观点的集中体现。从字形来看，“宇宙”两字均从“宀”，本义均与“房屋”“建筑”有关。但不迟于战国，“宇宙”即以双音复合词的形式出现，表达时空范畴：“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尸子》）“阖天谓之宇，辟宇谓之宙”（《太玄校释》）。万物同源、同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此“宇宙”是覆盖、包裹万物的空间。同时，又因星辰挪转流转、万物变动不居，从而“宇宙”也是记录斗转星移的时间。“宇宙”既为万物同源的根本，因此，中国古人对于时空的感知与表达是一种基于感性的“物我和合”：时空一体、物我一体，斗转星移体现时空流转，与季节变化（雨雪风霜）、动物行踪（蝉鸣雁来）、人类活动（杀伐祭祀）是节律呼应的。如《淮南子·时则训》将一年四季十二月与星座流转、物候变化与人世活动联系起来，“天地人”的空间流转、行藏、用事与季节的时间性是一体的。
时空感性的媒介化
“时空和合”的感性体验在《给阿嬷的情书》中符号化、媒介化为具有时空双重属性的“侨批”。“侨批”不是冰冷的、与当下社会生活无关的“他者故事”或“文物”，而是系连时空、物我合一的情感符号。
“侨批”的时间性，在“车、马、邮件都慢”的“从前日色”，因其仪式感而镌刻了深深的情感烙印：寄书人提前腹拟批文、准备好随信物件（照片、信物、银票等），去“批局”付款、排队请人代书，代书时寄信人先口述腹稿，代书人进行文白夹杂的书信文体转译，并朗读给寄书人以确认纸质信文内容无误。这种仪式感或因定期重复，或随事（如家庭变故）突发，不仅将节律性的时点/事点或认知凸显的时点/事点深深烙印于家族记忆从而系连时空，同时也因深嵌家族史而与“我”合一。
在当下，的汉字书写、文白夹杂的修辞特征，激活了绵延千年的中华文化基因，使得影片跳脱潮汕方言隔膜可能造成的“他者叙事”，构建出“我们叙事”。此外，影片中代代海外华人突破重重阻碍与压制学习汉字、汉语，这种民族归属感以及对汉文化的“执念”，也使得影片超越冰冷的“历史考证”，激发起民族记忆与民族共鸣。
“侨批”的空间性则具有强烈的时间张力。影片最后，祖孙三代坐车穿行于泰国街道，孙子说“阿嬷，你看外面唐人街，阿公以前就在这里踩三轮”，阿嬷则回忆道“和以前老汕头一模一样”。对于影片中的人物，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来说，数十年前的泰国街道、当下的泰国街道、数十年前的汕头街巷，在此刻“合而为一”。更进一步，街巷借由“侨批”所传递、记录的已故家人日常活动、人生轨迹，再现“物我合一”意蕴。
“时空二元对立”是悲观、充满异域风情的他者叙事：电报、电话、智能手机的网络视频通话从技术上说是“以时间消灭了空间”，具有浓厚地域文化特色的“侨批”也随着技术发展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时空和合”则是浸透情感的中式美学叙事：“侨批”从深藏阁楼的古旧木箱中重生，在近代华人海外移民史中延展成为系连时空、和合“物我”的民族文化符号。
中国古代，时空“一体两面”的特性或贯彻于兵事祭祀、农事生产当中，具有强烈的规范性；或遨游于经史文学叙事中，形成“物我合一”的千秋意蕴。在当下，小制作的《给阿嬷的情书》“叫好又叫座”的成功，不仅是“反流量”“顺人性”的影视佳作，更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数字媒介时代重审中国哲学与中式美学的管窥窗口。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08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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