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有个老太太，现在已经到了让人共愤的地步，谁见了谁烦！

楼下有个老太太，现在已经到了让人共愤的地步，谁见了谁烦！

楼下有个老太太，现在已经到了让人共愤的地步，谁见了谁烦！

我家住三楼，老太太住一楼，中间隔着一个二楼，住着一对早出晚归的小夫妻。自打五年前我搬进这栋楼，老太太就已经是个让全楼人头疼的存在。她的厉害，不是那种泼妇骂街的闹腾，而是一种渗透到你每根神经末梢的折磨。

清晨六点整，比我家闹钟都准时，楼下就传来“咚、咚、咚”的声响。那是老太太在用拐杖敲楼板。她耳背，听不见自己敲得有多响，但我听得见，我的天花板就是她的地板，每一下都像敲在我脑壳上。起初我以为她有什么急事，披着衣服下楼去看，她隔着防盗门冲我摆手：“没事，我就活动活动筋骨。”我憋着一口气回去，刚躺下，敲击声又开始了。后来我才从隔壁单元的大姐那里知道，老太太每天这个点儿敲地板，是为了叫醒她楼上的人——别睡懒觉，该起床了。她说年轻人睡到日上三竿，是对日头的不恭敬。

这事要是搁在电影里，兴许还能被拍出几分温情，可搁在现实里，尤其搁在我这种天天加班到半夜的广告公司文案身上，那简直是要命。我跟她商量，跟她解释，甚至给她买了个电子手环，教她看时间，告诉她我几点睡几点起。老太太接过手环，端详了半天，第二天一早依旧敲得地动山摇。她说：“你那玩意儿不准，我看日头，日头一竿子高了就是六点。”

谁见了谁烦，这话一点不夸张。住二楼的年轻夫妻被她搞得神经衰弱，男的上去找她理论，老太太直接把一盆洗菜水从窗户泼下来，正好浇了那男的一头。女的报了警，警察来了，老太太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仰着脸，瘪着嘴，一脸无辜：“我没泼水啊，我一个七八十的老太太，哪有那力气。”警察看了看她颤巍巍的手，又看了看男的湿漉漉的头发，最后只能和稀泥。男的气得砸了自己家一面墙，没过多久就搬走了，房子租给了一个跑外卖的小伙子。小伙子扛得住，因为他每天回来倒头就睡，早上六点已经出门了，敲不敲的跟他没关系。

老太太的“罪行”远不止敲地板这一桩。楼下的公共绿地，本来长着几棵十几年的香樟树，夏天绿荫匝地的，多好。老太太嫌树挡了她窗户的光，先是拿剪子去剪低处的枝子，后来嫌不过瘾，不知从哪儿找来一瓶除草剂，兑了水就往树根上浇。等物业发现的时候，三棵树已经枯了两棵半。物业找她赔偿，她坐在轮椅上（也不知从哪儿翻出来的旧轮椅），拍着大腿哭：“我一个孤老太太，儿子不管我，闺女不看我，你们这些外人都来欺负我，我不活了……”物业经理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脸涨得通红，最后自己掏了三百块钱，算是把这事抹过去了。树根还在那儿杵着，枯枝败叶的，像三根戳在人心口上的刺。

老太太有个儿子，听说在省城当工程师，逢年过节也不怎么回来。去年中秋，我下楼扔垃圾，看见一个穿夹克的中年男人站在单元门口抽烟，脚边放着两箱牛奶一盒月饼。见我出来，他往旁边让了让，脸上挤出点笑。我猜这就是她儿子，果然，他试探着问我：“请问……一楼那位老人家，最近还好吧？”我一听这话就气不打一处来，您自己妈，您问我？但我还是忍住了，只说：“挺好的，精神头足着呢。”他点点头，又抽了两口烟，把烟头摁灭在垃圾桶盖子上，拎着东西上楼了。没超过二十分钟，我看见那两箱牛奶和月饼原封不动地摆在单元门口的台阶上，旁边还有一袋橘子。老太太的儿子空着手下来，脸色不太好，看见我点了个头就匆匆走了。那些东西搁了大半天，后来不知被谁拿走了，还是老太太自己拎回去了，没人知道。

日子就这么磕磕绊绊地过着。楼里的人见了老太太都绕着走，实在绕不开，就低着头装没看见。老太太倒也不在乎，依旧每天坐在单元门口的小马扎上，见人就说：“今天天气好，晒晒日头。”没人接她的话茬，她就自言自语，说起她年轻时候在生产队挣工分，说起她老伴儿去世那年冬天雪下得有多大，说起她儿子小时候在班里考了第一名。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她说了一遍又一遍，像一盘磨秃了纹路的旧磁带，翻来覆去只有那么几首歌。

我对她的厌恶，在去年冬天达到了顶峰。那天我得了重感冒，烧到三十九度多，请假在家躺着。迷迷糊糊睡到下午，忽然被一阵刺耳的嗡嗡声吵醒。我挣扎着爬起来往窗外一看，老太太正拿着把电锯——天知道她哪儿弄来的电锯——在锯楼下那几棵枯死的香樟树根。物业说过要找人清理，一直没来，她倒自己动手了。锯末子满天飞，电锯声震耳欲聋，我的头像是被人拿锤子从里面往外砸。我穿着拖鞋冲下楼，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只能指着她“啊啊”地叫。老太太停下电锯，回头看我一眼，慢悠悠地说：“你喊啥？我给你把树根锯了，夏天就不招蚊虫了。”我气得浑身发抖，一把夺过电锯，锯刃还在转着，差点割到我的手。老太太往地上一坐，又开始拍大腿哭。这一次我没忍住，把电锯往地上一摔，冲她吼了一句：“你怎么不去死！”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老太太不哭了，抬起头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惊愕，又像是别的什么。她嘴唇哆嗦了几下，没出声，自己扶着墙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回了屋。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咔嗒”一下，跟平时摔得山响完全不同。我站在院子里，锯末子落了满肩，风一吹凉飕飕的。那几截树根横在地上，断面是新鲜的黄白色，我忽然发现，树根下面压着一张照片，塑料封膜，已经褪色得厉害，但依稀能看清是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个孩子，站在一棵大树下面笑。那是老太太。那棵树，就是被她亲手毒死的那棵香樟。

我的感冒拖成了肺炎，住院住了半个月。出院回来那天，发现单元门口的小马扎不见了，老太太也没坐在那儿。我心里咯噔一下，第一反应是她出了什么事。上楼的时候特意放慢脚步，从一楼经过，门关着，里面静悄悄的。二楼的小伙子正好出门，看见我就说：“那老太太住院了，听说是自己在家摔了一跤，还是送外卖的哥们儿发现的。”我“嗯”了一声，没再多问。

隔天是周末，我鬼使神差地拎了一兜苹果下了楼。站在老太太门口，手抬起来又放下，反复了好几回。最后是隔壁单元的大姐出来晾被单，看我杵在那儿，笑了一声：“怎么，良心发现了？”我没接话，硬着头皮敲了门。没人应。又敲，还是没人。我试着拧了一下门把手，门开了，没锁。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老太太的家。屋子不大，收拾得倒是利索，就是光线暗得很，窗帘拉着，只从缝隙里漏进来一道窄光。家具都是旧的，一个三开门的大衣柜漆面斑驳，上面贴着几张褪色的奖状，看不清写的什么。茶几上摆着药瓶、水杯、半块没吃完的馒头。墙上挂着一幅黑白照片，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国字脸，眉眼间有股子正气。大概是老太太的老伴儿。照片下面压着一摞信，牛皮纸信封，上面的字迹工工整整，收件人写的是老太太的名字，寄件地址是省城一个大学。我拿起一封看了看，邮戳是九八年的。

信没封口，里面的信纸已经脆得发黄。我本不该看，但鬼使神差地抽了出来。信的开头是“妈”，后面写着他在大学里的事，参加了什么社团，得了什么奖，食堂的饭菜比家里油水足。最后一段写：“妈，我在这边挺好的，你别惦记。家里那棵香樟树，还记得不？小时候我爬上去掏鸟窝摔下来，你抱着我哭了一鼻子。等暑假回去，我再爬一回给你看。”信的落款是一个男孩的名字，叫周小军。应该就是她儿子。

我放下信，又翻了翻底下那些，有九七年的，有两千年的，最近的是一零年的，再往后就没了。每一封信里的内容都差不多，说学校的事、工作的事，末了都要提一句家里的树。有一封里面写：“妈，等我在省城安定下来，就接你过来住。咱把那棵香樟树也移过来，栽在新家的院子里。”我忽然明白了那几棵香樟树对老太太的意义。她不仅是在锯树，她是在锯一段再也续不上的念想。她毒死它们，也许是因为它们越长越高，越长越茂盛，像她儿子越走越远，再也回不来了。她怕看见它们，又怕看不见它们。

我把信小心地放回去，退出了屋子，把门带上。苹果留在茶几上，压了一张字条，写了句“祝早日康复”。

老太太出院是在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飘着细雪，我下班回来，看见她拄着一根新拐杖，站在单元门口仰着头，看天上飘下来的雪花。瘦了一大圈，原先鼓鼓囊囊的棉袄现在空荡荡地挂在身上。看见我，她的眼神里闪过一丝不自在，往旁边挪了挪，给我让路。我走过去了，又停下来，回头说：“雪天路滑，您当心。”她愣了一下，点了点头，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终也没说出来。

除夕那天，我正准备回老家过年，下楼的时候碰见老太太的儿子从省城赶回来了，手里大包小包拎着年货。这次他没在楼下抽烟，直接上了楼。我正要走，听见楼上传来老太太的声音，隔着门板，模模糊糊的：“你还回来干啥？这楼里人人都烦我，你回来也不嫌丢人……”然后是她儿子的声音，低低的，听不真切。再然后，门开了，她儿子探出头来，冲楼下喊了一声：“哎，三楼那个兄弟，晚上来家里吃饺子吧，我妈包的白菜猪肉馅儿的。”

我站在单元门口，雪粒子打在脸上，凉丝丝的。我想了想说：“行。”

那天晚上我去了。老太太家的客厅亮着灯，暖黄暖黄的，灶台上的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饺子在沸水里翻着白肚皮。老太太坐在沙发上，膝盖上搭着一条毯子，她儿子在旁边给她剥蒜。电视里放着春晚的开场歌舞，热闹得有些吵闹。老太太看见我进来，也没多热情，只是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吧，饺子马上好。”她的语气跟平时在楼下说“今天天气好”一模一样，平平淡淡的，但听上去不那么刺耳了。

饺子端上来，咬一口，白菜猪肉的，居然格外好吃。她儿子倒了两杯酒，递给我一杯：“兄弟，以前我妈给你们添麻烦了，我敬你。”我喝了那杯酒，辣得嗓子眼发紧。老太太坐在那儿，一小口一小口地咬饺子，忽然抬头看着她儿子说：“小军，后院的树根你明天给刨了，栽棵新的。”她儿子“诶”了一声，低头吃饺子，我看见他眼圈红了一下。

窗外鞭炮响起来，震得玻璃嗡嗡颤。老太太忽然笑了，皱纹堆在一起，像一朵干枯的菊花：“今年鞭炮声比去年响。”她儿子接话说：“可不是，解禁了嘛。”我端着酒杯，看着这娘儿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心里忽然觉得，楼下这个老太太，好像也没那么让人烦了。

年后我换了工作，不再需要天天熬夜加班，早上六点偶尔也能醒。楼下的敲击声还在，咚、咚、咚，三下，然后停了。我翻个身，竟觉得那声音有点像老式钟摆的滴答，让人安心。后来我搬到了另一个城市，临走那天，老太太在单元门口拦住我，从兜里摸出一双棉鞋垫，针脚歪歪扭扭的：“自己衲的，垫着暖和。”我接过来，说了声谢谢。她摆摆手，转身走了，背驼得像一张弓。

新住的小区也有花园，也有树，夏天的时候绿荫匝地的。有一天黄昏我下楼散步，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长椅上，对着跟前一棵桂花树发呆。那背影恍惚间让我想起了楼下的老太太，不知道她儿子有没有把那棵新香樟栽活，不知道她早上还敲不敲地板。正想着，手机响了，是原来那个单元的外卖小哥给我发了条微信，一张照片：单元门口，一棵小香樟树苗冒出了新芽，旁边坐着个小马扎，马扎上是空的。

照片下面一行字：“老太太去年冬天走了，走之前跟她儿子说，树活了，她就放心了。”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暮色一点点沉下来，手机屏幕的光映在脸上，有点刺眼。我收起手机，抬头看见长椅上那个老太太还坐在桂花树前面，旁边过来一个小姑娘，大概是她孙女，脆生生喊了声“奶奶回家吃饭”。老太太应了一声，站起身，牵着小孙女的手慢慢走远了。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那双手工棉鞋垫我搬了好几次家都没舍得扔，就压在鞋柜最底层。有时候翻东西翻出来，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针脚虽然歪歪扭扭，但纳得密实，一看就费了不小的功夫。我想起老太太坐在门口小马扎上的样子，想起她说“今天天气好，晒晒日头”，想起那三棵枯死的香樟和那棵新栽的树苗。忽然觉得，人这一辈子，有些东西死了，有些东西又活了，来来回回的，像四季，谁也拦不住。

楼下的老太太确实让人共愤过，谁见了谁烦，连我自己都说过那样难听的话。可奇怪的是，如今想起她来，心里头那些膈应和恼怒都淡了，反而只剩下那双棉鞋垫的暖和，和那顿除夕夜白菜猪肉馅饺子的味道。我把棉鞋垫重新放回鞋柜，关上门，窗外的天黑透了，远处有零星的灯光，像碎了的星子撒在地上。

楼下那个老太太，终究还是活成了我心里一棵砍不倒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