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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32年，南宋绍兴二年，广州。
广州在当时已是一座十分繁华的港口城市，商船云集，非常的发达，而且经济很好，有海洋贸易，这也是朝廷重要的财政来源。
广州有一个通判，叫做韩僖。
我们说通判这个职务，很有意思，在南宋，通判属于是监察官员，是中央朝廷派下去，负责盯着地方官的，相当于是今天的纪检干部，而且通判的职责不止监察官员，权力简直大的惊人，他管收钱，管仓库，甚至还管点军需，方方面面都能沾边，而且特别是在财政这一块，他介入能力很大。
而面对广州这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韩僖没能把持住，他搞起了贪污腐败。
反贪的先贪上了。
因为他长期以来贪赃不法，广州地区的一些官员们就联合起来，把韩僖给举报了。
具体贪污了多少钱，那不太清楚，粗略估计有数万缗，其实不能算特别多，但这个行为很不好，南宋初年，战事频发，前方还在打仗，士兵们偶尔还要饿肚子，你后方官员却大把的捞钱，搁谁谁能受得了？
案发之后，广东提刑司马上介入审理，那按规矩走呗，证据确凿，该抓的抓，该判的判，反正这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贪官落马的案子。
当然，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就要发生了。
韩僖被扣在广州审理，韩僖的儿子没闲着，韩公子（我们姑且称之）早就跑到了京师临安，还敲了登闻鼓，他也告状，他告广东转运判官章杰，章杰当时正好审他爹的案子，韩公子就说，章杰和父亲素来不睦，甚至可以说是有仇，搞不好父亲就会被诬陷，被屈打成招，章杰趁机公报私仇，所以他请求，应该把本案换一个部门，换人去审理。
当时的皇帝，是宋高宗赵构，赵构对案子也很上心，当即下旨，把韩僖移交给江西提刑司，让江西提刑丁彬再派人去重审。
我们看宋朝的司法制度还是非常先进的，讲究翻异别勘，犯人或者犯人的家属如果对审理不服，可以申请换人重审，高宗也的确想要把这个事情查清楚，因为干系广州财政，真金白银丢的可都是自己的钱，所以皇帝还特别下令，说必须好好审，而且要做到公正无私。
丁彬接到皇帝的命令之后，委派了南安军通判时益来审理。
不过奇怪的是，这个时益似乎无心审理案情，也并不关心韩僖是否冤枉，他的矛头主要对准了章杰，接连向朝廷上了好几封奏疏来谈弹劾章杰，罪名也是五花八门，徇私枉法，诬陷好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这也属于是另类援救韩僖了，因为只要把章杰这个广东本地官弄倒，就能侧面说明韩僖是无辜的。
当然了，时益职位不高，他背后另有“高人”指点，这个人就是当朝宰相吕颐浩。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十八：颐浩既受女谒，遂令移狱，欲罪元按官司。
翻译成大白话的意思就是，这个吕颐浩啊，他收了韩僖这头的钱，因为收钱了，所以他就要保住韩僖，不仅要保住韩僖，他还要给韩僖出口气，要把章杰收拾一顿。
我们请注意，记载中说是“受女谒”，就是说，是一个女人给了吕颐浩的钱，或者是韩僖这方面的人通过一个女人接触到了吕颐浩。
接触宰相，应该是在官场里一层一层找关系，怎么会找女人呢？
哎，这里边还真的大有门道，我们看这段记载：
《秀水闲居录》：吕颐浩喜酒色，侍妾十余，夜必纵饮。前户部侍郎韩梠家畜三妾，俱有殊色，名闻一时。梠死，诸大将以厚赂娶之。吕力争用数千缗得一人，号三孺人，大宠嬖之，初则专预外事，公然交通韩氏，中外因以媒进，时吕已六十七岁矣。
吕颐浩可以说是北宋名臣，不仅在国家财政这一块有巨大的贡献，而且还是宋室南渡之后主张抗金的主要人物之一，但吕颐浩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他比较好色，他光是妾室就有十来个，当时朝廷里有个叫做韩梠的户部侍郎，家中有三个美妾，据说姿色过人，非常漂亮，韩梠死后，这三个妾都被人买走，吕颐浩也买了一个，而且他还非常的宠爱这个买来的妾，这个妾甚至能参与吕颐浩工作中的一些事情，很多人和吕颐浩接触，都是通过这个妾来办到的。
想来史料中的这个“女”，指的应该就是此妾。
不过吕颐浩不仅仅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那么简单，吕颐浩有个儿子叫做吕抗，这个吕抗和韩僖素有私交，关系很好，这也算是在营救朋友于危难之时。
高宗自然不是好糊弄的，说我让你们审理案子，你们又给我玩上内斗党争了，你审韩僖啊，你盯着章杰干什么？
干脆你别审了，我换人。
于是皇帝亲自指派，叫虔州通判周文虎再审。
关于周文虎这个人，史料记载不多，很难拼凑起他完整的履历，但在本案中，有一句关于他的描写，是这样的：
谕意出之，辞不听。
周文虎接手案子之前，曾有人暗示他，说你啊，你意思意思就得了，把这个韩僖放掉算了，但被周文虎拒绝。
看得出来，周文虎还是比较正直的，他要秉公执法，要依法审理韩僖这个贪污犯。
但是，周文虎还没到案发地调查，还没等接手案子，他在赴任的路上就死了。
他是“怏怏成疾，道死”，就是说周文虎他很憋屈，他很愤懑，忧愤成疾，死在了途中。
想一下，周文虎为什么憋屈？为什么愤懑，一定是当时他遇到了不少的阻力，承担了不小的压力，有人想方设法的不想让周文虎把这个案子给办成。
无论如何，周文虎死了，案子又被搁浅，韩僖呢，没审也没放，一直关在牢房里，作者查了一下史料，他从绍兴二年三月被逮捕，一直关到了绍兴三年十一月，给关了五百多天，这在牢房里，吃不好住不好睡不好，韩僖偶感风寒，后来也死了。
人都死了，案子还查什么呢？不查了，案件归档，以一种不了了之的姿态告结。
不过这个案子还有后文，数年后吕颐浩被罢相，这个案子又被拿了出来，倒查当时的经办官员，结果丁彬被免职，时益也被罢官，等于说朝廷最后是认定了韩僖的确存在贪污现象，而丁彬和时益则以枉法之罪被论处，如果这个时候韩僖还活着，恐怕也会被论罪。
当然，韩僖还不如活着，因为就算他不是病死，他罪名坐实之后面临的处罚大概率也只是杖脊流配，远远够不到处死。
宋高宗说过一句特别著名的话，他说本朝专尚德化，不忍置缙绅于死地，就是说宋朝对士大夫其实是有一种优待的传统的，朝廷觉得读书人当官不容易，犯了事儿呢，只要不是原则性错误，不造反，经济犯罪要不了命。
不杀士大夫，这听起来好像挺文明，但问题是，你优待官员，那老百姓怎么办呢？贪官污吏拿走的是民脂民膏，你跟他讲德化，可受苦挨饿的老百姓找谁说理去？
而且回顾韩僖贪污的这个案子，我们还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以南宋监察体系之完善，面对这么一桩普普通通的案子，却还是很难办好。
南宋有御史台，有谏院，有监司，有通判，有一套完整的监察体系，各管一摊，互相制约，有时候还能通力合作，韩僖在广州手眼通天，权势很大，但本地官员还是可以联合举报他，这就说明这套体系的确发挥了作用。
但是，监察制度可以举报韩僖，但监察制度抵挡不了宰相的干预，司法程序上有登闻鼓，有翻异别勘，可很多时候却被有心之人利用，变成了拖延时间，搅动浑水的工具。
尤其是南宋，监察体系被发明出来，是用于发现和惩治腐败，但其实这个体系的运行，是高度依附于皇权的，而且非常之脆弱，皇帝想查就查，皇帝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体系上也有很多漏洞，谁都可以想方设法的进来搞破坏。
孟子有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光有善心是治理不好一个国家的，光有法律国家也不会自如运转。
那怎么样，南宋的法律才能自行呢？
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让那些不把法律当回事儿的人，必须把法律当回事儿。
法律要是有牙齿，咬了吕颐浩，他下次就绝不敢伸手，法律要是有眼睛，他看到了周文虎的冤屈，就绝不让他在赴任的路上死去，法律要是有肩膀，就能抗住权臣的施压，韩僖也不用莫名其妙的关死在牢房，而一定会得到一个合理的判决。
这个道理，也许高宗能想的明白，但做不做得到，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参考资料：
《续资治通鉴》
《秀水闲居录》
田禾.宋代通判与地方监察体制的构建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25
张连勇.从韩僖贪污案看南宋监察体制的历史启示.中国纪检监察,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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