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范围来看，高等教育正面临危机。从英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渐进式私有化到阿根廷被撤销资金的公立院校，全球的大学都在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英国伯恩茅斯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埃尔维拉·博拉特（Elvira Bolat）近日于社会科学空间网站发文称，尽管诸多新闻头条聚焦高校的机构关闭、裁员以及资金削减，但一种更为悄无声息的转变也在同时发生：这种转变不仅关乎高等教育所传授的内容和教学方式，还关乎学者以及学生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本报记者就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走向采访了有关学者。
市场导向导致学术不稳定状态加剧
大学是创新生态系统中至关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它们不仅促进了知识生产，还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进步。这种责任要求大学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够提高个人、家庭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福祉。法国昂热高等商学院副教授罗拉·马苏（Roula Masou）表示，大学原本是维护公共利益和承担社会职责的机构，但如今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环境中，其职能已发生了变化。学者越来越多地将精力投入到争取终身教职或获得资金支持方面，学术的不稳定状态也在加剧。
在马苏看来，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呈现出向管理型治理模式转变，这种转变强调效率、竞争和品牌塑造，往往以牺牲机构的自主性为代价。这种做法有可能破坏大学本身的基本价值，即学术自由、学院式治理以及纯粹追求知识的价值观。在此影响下，大学已愈发融入知识经济体系，采用市场机制，并与创新驱动的生产—消费逻辑相契合。总之，这些变革对大学的当代角色和身份提出了质疑，在以管理主义和市场理性为主导的环境中，大学的根基价值、机构自主性和社会使命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
“人们必须牢记，大学保持机构自主性对于其履行社会职责、避免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至关重要。”马苏说。因此，持续的公共资金支持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是为了维护大学的自主性，也是为了确保所有学科的可持续性，尤其是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此外，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抵制将学习商品化的做法，这种做法将学生视为消费者，将教育视为一种交易性服务。大学教育的指导原则应该是推动智力发展，而非只是完成学生满意度指标或就业结果。
西方主导的全球高等教育格局日渐式微
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科学无国界”这一理念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领导力、高等教育及成人教育系兼职教授加文·穆迪（Gavin Moodie）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国际关系出现一定的分裂，但他预计国际科学合作仍将继续，其形式和过程可能会与以往有所不同。英国牛津大学全球高等教育中心主任大卫·米尔斯（David Mills）也认为不能过分夸大当前危机。从全球范围来看，学生和学者全球性流动趋势并未放缓。据预测，到2030年，国际学生流动规模将增长至850万人。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荣休教授菲利普·阿尔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表示，虽然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及其他因素正在削弱高等教育与研究的全球一体化网络，但科研领域仍存在着大量的学术合作。诚然，前往英语国家的国际学生数量略有减少，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正逐渐成为重要的国际学生接收国。
“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高等教育和科研的‘中心—边缘’格局日渐式微，这一变化并非源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是非西方国家的大学崛起。”阿尔特巴赫表示，其中最明显的无疑是中国崛起成为全球重要的学术力量。阿尔特巴赫参与撰写的《学术卓越之战：全球视野下的一流大学建设》一书中提到，中国在高等教育和科研领域的一些卓越计划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与此同时，许多传统的学术实力较强的西方国家正在削弱其学术和科研体系。正如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高等教育也正步入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这可能会使科学与学术资源的分配更加均衡。
阿尔特巴赫表示，世界各地的大学的组织架构和学术理念大多源自西方。穆迪认为，这引发了一些现实问题，例如，学者是否应该用英语发表学术成果、高校是否要遵循知名大学排名标准。然而，对于中国、印度以及其他能够形成合作联盟的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它们足够强大，能够建立自己的科学规范。“时间会带来各种变化。”穆迪说，这将是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
对米尔斯而言，全球南方国家的许多大学仍沿用西方国家的学科结构和评估体系，这是大学当前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在某些学术领域，如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本土”知识体系的概念尤为重要，当然，全球网络和对话的作用也不应被忽视。因此，在追求全球大学排名的高压之下，全球南方国家既要构建一种扎根于本土认识论的高等教育模式，又要积极参与有意义的全球对话。而其中的挑战在于打破将这些交流过程分层的等级制度，以确保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型大学也同样有能力主导有关对话。
未来大学将呈现多样化形态
博拉特表示，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由于面临工作不稳定的状况以及持续不断的绩效评估，建立个人品牌已成为一种保障声誉的手段。在平台资本主义时代，学者和学生越来越多地被卷入一种注重曝光度、自我优化和数字品牌塑造的文化之中。大学不再只是一个从事学习和学术研究的场所，它变成了人们必须进行表演的舞台、有待出售的产品以及需要维持的内容流。那么，当教学和学习都变成数字化表演行为时，大学还剩下些什么呢？在大学的核心价值，如严谨性、批判性思维、公共知识等被简化为算法后，我们又能想象出什么样的未来呢？
在博拉特看来，这些变革的发生与更广泛的系统性压力相互关联：教育经费的削减、大学的商业化趋势以及因人工智能而出现的技能退化现象。博拉特认为，现在大学面临的情况不仅是衰落，还有向全新形态的“平台式”大学转变。在“平台式”大学里，学生和学者更像是个人品牌和内容创作者，为了吸引关注、获得认可以及生存而展开竞争。在这一体系中，传统价值观在日益被技术资本主义和数字劳动所定义的框架内摇摇欲坠。未来将会向何处去，仍是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
英国伯恩茅斯大学历史学与政治学高级讲师叶延·富兰克林（Ieuan Franklin）表示，当前高等教育面临危机，要求人们不仅要对教育机构本身进行重新思考，还要对教育的社会目的进行重新审视。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纽菲尔德（Christopher Newfield）提出了高等教育的四种可能的未来走向：一是强化了新自由主义趋势，以平台为导向、竞争激烈、管理主义日益盛行。二是取消学费，但并未改变结构性不平等。三是重新分配公共资源以促进公平。四是切断与市场和国家的联系，借鉴非西方、合作以及同伴互助的知识体系。
大学不会因规模缩小而失去活力
在谈到部分国家和地区大学年龄段人口急剧减少，高等教育机构应如何应对该问题时，穆迪表示，许多国家的青年人口数量都在减少，几乎所有国家在未来50年都将面临人口数量大幅下降的局面。英国推行终身学习的政策，这一目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被提出，但到目前为止进展甚微。澳大利亚的大学在发展终身学习方面准备得更为充分，它们提供了大量的兼职和在线课程。但在澳大利亚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中，年龄超过40岁的仅占13%，而年龄超过45岁的人参与职业教育的比例仅为18%。穆迪预计，大学将不得不应对招生人数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资金短缺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合并或关闭部分大学，但并不会因为规模缩小而失去活力。
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国际交流的增多以及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都促成了大学长达半个世纪的扩张。但从目前来看，在收取高额学费的国家中，年轻人及其家庭对于投资高等教育正在三思而后行。米尔斯认为，大学需要更加深入地思考终身学习和兼职学习等问题，许多大学也在重新审视其优先事项和教学模式，远程教育和跨国教育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在过去，作为思考空间和学习引擎的大学表现出了极强的适应性和韧性。米尔斯相信，尽管未来会面临财政、政治和人口方面的压力，大学仍能找到继续发展和转型的方法。
阿尔特巴赫表示，当前，世界各国人口减少的情况较为普遍。然而，无论在任何地区，那些以研究为导向的顶尖大学很难因学生人数的减少而受到影响。而学术层级较低的院校则会面临较为严重的问题，例如，韩国和日本的一些大学（尤其是私立院校）纷纷关闭或合并；在许多国家，高等教育正变得更加职业化，并且更加看重“投资回报率”。毫无疑问，人口方面的挑战将给许多高校带来重大变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在线教育的普及正在打破大学的物理和认知界限。有学者认为，大学的知识生产和教学会因广播、电影、电视、计算机以及互联网的出现而变得多余。在穆迪看来，尽管这些技术改变了大学的知识生产和教学方式，但并未如预期那样在这些技术引入时就被完全取代。因此，人工智能对大学的影响将是一个渐进的适应过程，大学将继续调整其教育模式，以培养学生运用人工智能的专业能力。
“人工智能势必对教学和科研产生重大影响，虽然目前尚不清楚其影响程度。”阿尔特巴赫表示，研究型大学将更能经受住人工智能变革的考验，而高等教育的其他领域则可能会受到更为重大的影响。米尔斯表示，在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并改变教育与科研的背景下，大学需要重新思考其与社会的关系，同时继续倡导并捍卫批判性思维和自由思考的空间。知识的创造或许正在被人工智能所改变，但思考仍然至关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王俊美
责任编辑： 赵琪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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