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契约文书让史学研究“眼光向下”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历史系/文史研究院特聘资深教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八闽文库》编纂委员会主任）
我看了《八闽文库·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提要，想谈一些感想。
第一点，我想从我的专业角度谈一下“从古籍到文献”，再从这一点来看《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意义。1980年代，国家古籍规划小组和刚成立不久的高校古委会便一直有一个争论：什么是古籍？那个时候总是谈“成书的才叫古籍”，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有价值的东西并不完全是成书的那些东西。所以，最近这些年，甲骨文、敦煌文书还有碑志都纳入古籍整理的范围了。最近，我们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讨论的时候，也在争论图像、黄历、地图、民间文书是不是要纳入？我一直都在想，“古籍”这个词是不是可以改为“文献”？改为文献之后，过去的那些争议就可以不要再讨论了。但是从古籍改为文献并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或名义上的问题，而是如何重新理解历史、地域、文化的问题。刚才郑振满讲，他从永泰文书或者说福建民间契约文书里面，可以看到普通民众的历史。其实从我们这个角度也能看到，以前所说的那些精英的、经典的思想，怎么样逐渐地制度化、风俗化、常识化，渗透到地方，使地方和整个国家的文化呈现一个同一性的面貌。这是历史学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像徽州文书、福建民间契约文书，还有清水江文书，其实都是不断地在丰富我们的历史研究。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不要固执于以前的“成书才是古籍”的观念，而是要把更多的文献纳入视野，这样我们的研究可能就会拓展开来。
第二点，我一直在想一句话，叫作“福建之所以成为福建”。我们说在民间文书中寻找地方史。福建多山临海，自唐宋以后成为文明区域，纳入了帝国的统一化进程。但无论如何，它毕竟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一直希望《八闽文库》关注山里和海边。我看到关于这套文书的介绍，它是以戴云山区为中心的山里面的东西。我想，有些“山里的东西”能够在普遍的“国家”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呈现出一些特殊的“地方”。再看福建的海边，比如说我做过一些宗教研究，所以一直关注霞浦的道教文书里面的摩尼教资料。我一直怀疑，民间除了像张燮的《东西洋考》，关于海外、海上的文献，像《顺风相送》《海道针经》等等，应该还有一些，我甚至觉得像《塞尔登地图》其实就是福建人画的。所以把山和海的各种资料汇集起来，是不是就能够呈现福建之所以是福建的一些特色？在中国这个普遍的文化的同一性里，福建呈现出不一样的地方？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陈寅恪先生在早年的一个讲课稿里面，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朱熹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是因为他在海边、在福建受了摩尼教影响，所以有明暗二元之说。这个话对不对，我不太清楚，但是朱熹确实说过两次同样的话，我一直没找到（原始）出处，是在明代丘濬的引用里面看到。他说，他所生活的宋代是“天旋地转，闽浙反成天地之中”，就是闽浙反而成了天地的中心了，不是中原中心了。大家都知道福建被称为古河洛、古邹鲁，但问题是福建有它自己的特色，那个山和海的特色，怎么样呈现呢？我觉得这个要靠一些非官方、非经典的东西来寻找。
第三点，我觉得对于民间文书的研究，眼光要有更新。去年在哈佛大学的时候，宋怡明教授跟我讲，他准备从永泰文书里面去书写失败者的历史。他这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所以昨天晚上我又跟他讲到，他同意把这句话的“版权”先让我用一下。大家都知道，过去对于地方的研究，其实多数关注的还是成功者。最典型的就是潘光旦先生当年写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他要梳理那些中科举的人，几代甚至十几代连续中科举的人。而宋怡明教授的这个说法反映了我们现在历史学的趋势，即逐渐从眼光向上到眼光向下的转变。我觉得这其实是国际上的大趋势。无论是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还是卡洛·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其实都是在关注小人物，关注刚才郑振满讲的民众普通的历史。那么这些历史、那些小人物，关于他们的资料从哪来呢？一个是过去的档案，一个是现在留存的文书。大家都知道20世纪四大史料发现，其中有一大发现就是大内档案。大内档案里面保存大量的判案档案，就给研究基层社会和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新的启发。文书里面肯定也有很多很好的资料，能够让我们重新去书写历史。有些档案，当我们去书写历史的时候，它的重要性和价值才呈现出来，不是说它摆在那就有价值。我举一个例子，《给阿嬷的情书》把侨批给突出起来了，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用民间文书去重新书写一个有价值的历史，或者引人入胜的历史，让这些民间文书的价值更能够让大家了解？比如，郑振满的学生刘永华写了《程允亨的十九世纪》。我想，他写这部书主要是靠排日账。没有排日账，怎么写得了一个普通人19世纪的生活？而他之所以能够写出来，一方面是因为有民间文书、有档案做资料，另外一方面我相信是因为他翻译过像《马丁·盖尔归来》那样的书，使他知道该怎么去书写，怎么利用民间文书去书写。这本书我觉得写得很好，也是我们利用民间文书的一个很好的开端。
我很感慨，梁启超先生已经说过，我们的历史的转向应该是从官史到民史，不要再围绕着帝王将相，而要围绕着普通民众。可是100多年过去了，现代史学已经建立了100多年了，我们事实上还是眼光向上，没有真正地眼光向下。所以我觉得，《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价值的开发不光是收集整理，可能还要年轻的学者去想办法，用各种形式去写出历史的故事，然后它才会被更多的人认识。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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