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彭靖，上海交通大学终身教育学院讲座教授
目前，国内外研究杨联陞的学者，绝大多数人都是依据哈佛燕京图书馆保存和公开的“杨联陞日记”。但是，日记所记载的信息毕竟有限。哈佛大学有明文规定，在哈佛的毕业生，必须在其正式获得学位80年后，其学籍档案才能对外公布。1946年2月，杨联陞获得哈佛大学博士证书，7月初举行毕业典礼之后正式获得博士学位。按照哈佛的规定，哈佛大学档案馆要在2026年7月之后，才能对外公布杨联陞的学籍档案。
《杨联陞评传》封面
2026年1月，由笔者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海外著名文化名人评传”丛书共五卷。其中，笔者在撰写《杨联陞评传：从北平“学联主席”到“国际汉学警察”》过程中，曾多次采用邮件与哈佛大学交涉，说明要利用杨联陞档案的原由。最终，在长达二个多月的“谈判”之后，才由哈佛大学档案馆提前向笔者提供，在哈佛大学保存的“杨联陞学籍档案”。因此，笔者也是在国内首次利用哈佛大学学籍档案，开展对于杨联陞的研究，撰写《杨联陞评传》的学者。
杨联陞如何获得硕士学位
1941年2月12日，杨联陞向哈佛大学递交申请表，意向申请历史系硕士和博士学位。到1942年10月26日，杨联陞向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办公室写信，回复收到文学硕士（A.M.）学位证书，这期间仅用了20个月，距离二年还差4个月。
杨联陞在哈佛大学的硕士、博士学位申请表
（哈佛大学档案馆提供）
杨联陞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源于他优秀的外语能力，并通过免试法语或德语阅读能力申请，为获得硕士学位赢得大量的时间。按照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的规定，外籍学生在哈佛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必须事先通过法语或德语阅读能力测试。
1941年3月1日，哈佛历史系办公室致函杨联陞，确认被录取并提出语言测试要求。过后，杨联陞应该是向历史系办公室提出，申请用日语，以及法语基础知识，替代德语或法语作为学位语言要求。
1941年10月1日，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副院长马约（L. S. Mayo）写有一封给历史系教授弗雷德里克·默克的内部沟通函。信中讨论了杨联陞申请用日语，以及法语基础知识，替代德语或法语作为学位语言要求的事宜，反映了当时哈佛大学在学术规范上的严谨性，以及对东方学者语言能力的特殊考量。
1941年10月24日，文理研究生院副院长马约再次致函杨联陞，通知他历史系10月20日开会，批准杨联陞免试法语或德语阅读能力申请。
哈佛大学历史系批准杨联陞免试
法语与或德语阅读能力申请
（哈佛大学档案馆提供）
原文翻译如下：
1941年10月24日
亲爱的杨先生：
我很高兴地通知您，经历史系推荐，校务委员会已投票批准，您用日语阅读能力加法语基础知识，替代历史学文学硕士学位的标准语言要求。据了解，历史系将确保您的日语阅读能力得到充分测试。法语基础知识的要求，可通过参加历史系的法语阅读知识测试，或随信所附打印页上列出的任何方式来满足。
您真诚的，
L. S. 马约
文理研究生院副院长
杨联陞学习日语的契机，源于1938年他与美国汉学家贾德纳（Charles Sidney Gardner）的相遇。当时，贾德纳携全家来到北平，需要助手协助其整理和研读中日文书籍。经周一良推荐，刚从清华大学毕业不久的杨联陞获得了这份工作。他的任务之一是帮助贾德纳查阅日本的学术刊物，并用英文撰写内容提要。这项工作对杨联陞的日语能力提出了直接而严峻的挑战。它要求杨联陞不仅要能读懂专业性极强的日文学术论文，还要具备准确概括和翻译的能力。这无疑是一种高强度、高起点的语言实践，驱使他必须在实际应用中快速提升日语阅读和理解水平，可谓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在协助贾德纳工作期间，杨联陞的日语能力得到了初步的锻炼和夯实。这份工作持续到1939年贾德纳回国，之后贾德纳仍留下《宋史》等书籍请杨联陞点校，并继续支付酬劳。这段经历不仅解决了他的生计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持续接触由贾德纳这样的汉学家筛选出来的、代表当时学术前沿的中日文资料，杨联陞的学术视野得以极大开阔，其日语能力也从句读、提要的层面，向更深层的史学研究领域延伸。
1941年初，杨联陞受邀赴美，进入哈佛大学深造。在哈佛的初期，他一半时间继续为贾德纳工作，一半时间选课攻读学位。新的环境对他的日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哈佛求学及日后的教学生涯中，日语不仅是他的研究工具，甚至成为了他的教学内容。从他1946年考虑回国教书时，向胡适自荐可开设的课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曾经写道：“日本史也可以教，但明治以后不灵（得大预备）”这一条。这一细节至关重要，它表明此时的杨联陞，其日语水平和日本史知识储备，已经达到了可以在大学开设课程的程度。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他在美国数年如一日，结合研究、教学，持续深化日语学习和日本研究的结果。
纵观杨联陞的学习过程，可以发现以下几个显著特点。首先是强烈的实践驱动。他的日语学习始终与具体的学术工作紧密结合，从最初为贾德纳做提要，到后来利用日文资料进行汉学研究，再到准备教授日本史，语言始终是服务于学术目的的工具，这使他的学习极具针对性和高效率。其次，也得益于名师的指点与良好的学术环境。在哈佛，他不仅有贾德纳的指导，还曾担任赵元任的助手。赵元任是语言学大师，其对语言精准性的追求，必然也会影响杨联陞对待包括日语在内的各种语言的态度，使其治学更加严谨。此外，哈佛燕京学社丰富的藏书和浓厚的学术氛围，为他提供了绝佳的日语学习与研究条件。
最终，精湛的日语交流能力，成为了杨联陞学术生涯中不可或缺的利器，也因此成为他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博士的有利保障。他能够直接阅读日本的原始史料和前沿研究成果，他的书评和论文中常引日本学者的著作，例如他曾评介过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的《元曲选释》、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集录》等重要日文著作。他甚至可以用日文发表论文，如《欧美国家东洋研究及展望》。1962年，他应邀赴日本京都大学讲学，讲授《盐铁论》和《颜氏家训》，这标志着他的日语水平和日本汉学研究得到了日本学界的高度认可。
目前，在已经发表不少研究杨联陞的文章，以及《杨联陞别传》书中，没有一个人提出过这一问题。在很多研究文章中，对于杨联陞如何在短时间内获得硕士学位时，都是含糊其辞一笔带过，缺乏必要的交待。探究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大概是杨联陞生前，在日记中没有谈及这方面的话题；另一方面是研究者手中，也没有相关的档案材料。
我们可以想见，像梅光迪、吴宓、梁实秋和王钟翰等人，他们最终都没能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并不是他们对于哈佛的学位没有兴趣，而是横亘在攻读学位道路上，德语或法语作为学位语言要求等语言考试障碍，最后失去他们获得哈佛文学和历史学博士可能。
杨联陞与胡适相识的时间
按照余英时先生所述，他们相见始于何时今已不可考，但彼此熟识起来，奠定了终身的师友情谊大概是在1943年。（余英时：《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序》，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4页）。这一年2月12日，胡适到哈佛大学参加远东文明学系的“远东文明访问委员会”（Visiting Committee on Far Eastern Civilization）活动，他先后在哈佛大学居住了五天。2月14日的晚上，胡适曾在赵元任家中和一些中国学生长谈。杨联陞是赵元任最欣赏的一个学生，想必是其中之一。
原山东大学博士，刘秀俊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不同观点：杨联陞在国内时是否曾与胡适交往，目前尚不得知。到美国之后，至少到 1942 年，两人应该已经结识。因为，这年的秋天胡适到哈佛来讲学，曾住在赵元任先生家里。杨联陞则是赵家的常客。所以，很可能二人在此时已结识（刘秀俊：《“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杨联陞学术交往探要》，2010年山东大学博士论文，第20页脚注3）。
为了证实刘秀俊所述“秋天胡适到哈佛来讲学”的具体时间与讲学内容，笔者在2024年出版的《胡适年谱长编》中，查询到1942年7月23日，哈佛大学曾邀请胡适参加“联合国之声”（The United Nations Speak）系列演讲（宋广波：《胡适年谱长编》（第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67-68页。）。
8月2日，胡适曾经致函赵元任：“为能在波士顿一起吃早餐、闲谈，感到幸运。”由此说明，在1942年7月底到8月初期间，杨联陞与胡适很大可能已经在赵元任家中结识。此时，杨联陞属于尚未成名的年轻学者，胡适在日记中未能属名记载。
1982年，杨联陞抄录了1942年写的白话诗三首《新闺怨》《新出塞》《无题》，送给曾在台湾新竹《清华学报》担任总经理，主编过《清华校友通讯》的赵赓陋先生。诗后还有小注。在《新出塞》的小注中，杨联陞曾记载：“1942年秋天，胡适之先生来哈佛讲学，同时提倡中国同学作白话诗。这是我的处女作，实在不好，姑且作为纪念。1982记”（蒋力：《杨联陞别传》，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2-14页）。
在《无题》的小注中，杨联陞再次记载：“胡先生读了说，让他想起王安石的“人散庙门灯火静，独寻破梦立多时”。那是宋朝的白话诗。” 1943年11月18日，胡适先生复函道：“古人说，用将不如激将。我的一激（将）竟使康桥多产新诗——多产这样新鲜的白话诗，岂不大有功于白话诗国也哉？你的《新闺怨》和《出塞前》都很好。佩服，佩服。（‘不离儿’我不知道，乞告我。）我做不出这样‘地道的’新诗。”（详见《论学谈诗二十年》，第9页）
40年代初，杨联陞（后排右1）与胡适（前排左2）
在赵元任（二排右1）家门前合影
由此，可以进一步佐证，杨联陞与胡适最早结识的时间，是在1942年7月底到8月初期间。同时，明确了杨联陞所述：“1942年秋天”的具体时间节点。
1942 年，胡适辞去驻美大使之职后，便寓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并不时来往于纽约与波士顿之间。由此与剑桥的学人展开了频繁的学术往来。杨联陞即是胡适当年最看好的几个青年学生之一。如 1943 年 10 月，胡适即欣喜地发现学界后辈中颇有可与论学的才俊。
晚上在周一良家吃晚饭。同坐的杨联陞、吴保安、任华，都是此间最深
于中国文学历史的人。……在纽约作考证文字，无人可与讨论，故我每写一文，就寄与王重民兄，请他先看。此间人颇多，少年人之中颇多可与大谈中国文史之学的。
余英时在《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序言中，曾提到二人到 1943 年已开始熟识起来，到 1944年6月21日，胡适为复兴以后的北京大学延揽人才时，已向杨联陞发出了邀请，可见胡适对于杨联陞的欣赏与器重。
关于杨联陞入职哈佛始末的补述
2025年7月，耿勇在《读书》2025年第7期上，发表《杨联陞入职哈佛始末》的文章，较为详细论述杨联陞入职哈佛大学的前后过程。笔者认为，耿勇在他撰写的这篇文章中，虽然结合《杨联陞日记》，现存杨联陞与胡适通信的内容，详细分析了“杨联陞入职哈佛始末”。但是，他没有看到并引用《北京大学史料，1946-1948》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4页）中的内容。
作为邓嗣禹外孙，笔者可以说邓嗣禹与杨联陞是多年的亲密好友，1946年北大史学系下发任命文件，任命邓嗣禹为教授，杨联陞为副教授，这应该是胡适不希望看到的结果，他又不方便过多干预的事。所谓“对于一向处处替别人考虑的胡适而言”，还应该包括有这一层因素。因此，他在电报中仅仅写上“建议接受哈佛”，不便向杨联陞过多解释。对于杨联陞而言，也应该存在有一种不便表述的心理落差。
1947年9月23日，杨联陞在收到，允许其在美国执教的签证批准通知书，随即向联合国递交辞职信，并于当天午夜乘车前往剑桥，回到哈佛大学远东语文系任助理教授，兼教历史、语文课程。由此，开启了40余年的哈佛大学任教生涯。
杨联陞在哈佛大学的学籍档案共有12件，包括：
（一）攻读硕士阶段：
（1）1941年2月12日，杨联陞硕士学位申请表；（2）1941年3月1日，哈佛历史系办公室致函杨联陞，确认被录取并提出语言测试要求；（3）1941年10月1日，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副院长马约（L. S. Mayo）写给历史系教授弗雷德里克·默克的内部沟通函。（4）1941年10月24日，文理研究生院副院长马约再次致函杨联陞，通知他历史系10月20日开会，批准杨联陞免试法语或德语阅读能力申请；（5）1942年10月16日，杨联陞回复收到文学硕士（A.M.）论文证书。
（二）攻读博士阶段
（1）1944年7月27日，杨联陞写给文理研究生院院长霍德利（hoadley）的学业情况说明；（2）1944年12月21日，叶理绥社长致霍德利院长的信；（3）1945年5月19日，叶理绥致函霍德利院长，告知“杨联陞先生顺利通过的本校德语与法语考试，可作为博士学位要求的语言考试成绩予以认可。”（4）1945年6月21日，杨联陞致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怀尔德（Payson S. Wild），申请去耶鲁大学教中文；（5）1945年9月16日，杨联陞致函文理学院院长，申请返回哈佛大学；（6）1945年12月5日，杨联陞致函院长办公室存档用的副本，为住址变更通知函。（7）1946年3月11日，杨联陞致函院长办公室，通知领取到哈佛博士学位证书。
来源| 《文史天地》2026年第7期，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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