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建国，今年五十三。
在贵阳干刑侦干了三十年。
见过死人，见过活人，见过半死不活的人。
但从来没见过这种事。
事情发生在六月初。
贵阳下了一场透雨，把整个城市浇得透心凉。我坐在办公室整理卷宗，电话响了。
是花溪分局的老周打来的。
“陈队，有个事儿你过来看看。”老周的声音有点不对劲，“燕楼乡那边，有人在山里发现了几个女人。”
“几个女人？”我放下笔，“什么情况？”
“说不清楚。”老周顿了顿，“报案的是个采药的，说在深山老林里看见七八个女的，穿得破破烂烂，住在山洞里。”
我皱起眉头。
流浪人员？精神病患者？
“多大年纪？”
“报案的说看着像四五十岁。”老周的声音压低了，“但这事儿怪就怪在，她们说的话。”
“什么话？”
“贵阳话。老贵阳话。”老周说，“而且她们说自己是本地人，是二十六年前进的山。”
我愣住了。
二十六年前。
1998年。
“你确定？”
“我不确定，所以才叫你过来。”老周说，“这事儿太他妈邪门了。”
我挂了电话，拿了车钥匙就往外走。
从市区到燕楼乡，开车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路上我给老婆发了条微信，说今晚可能回不来。
她回了个“嗯”。
我们结婚二十三年，她早就习惯了。
到燕楼乡派出所的时候，老周已经在门口等着了。他身边站着个瘦小的男人，背着个竹篓，皮肤黝黑，一看就是常年在山里跑的。
“这是老杨，采药的。”老周介绍，“就是他发现的。”
老杨搓着手，脸上带着不安。
“你详细说说。”我点了根烟，递给他一根。
老杨接过去，点着了，深吸一口。
“我前两天进山采药，就是往摆忙村后面那片山走。”他的声音有点发抖，“那片山平时没人去，路不好走，林子密。我那天走得深了点，翻了两座山头，到了一个山坳里。”
“然后呢？”
“然后我看见一个山洞。”老杨的眼神变得恍惚，“洞口站着个女的，看着我。”
“她什么反应？”
“她没反应。”老杨说，“就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像根木头。我喊了她一声，她也不答应。我就走过去，想问问怎么回事。”
他停下来，又吸了口烟。
“走近了我才发现，那女的不对劲。”
“怎么个不对劲法？”
“她穿的衣服。”老杨说，“那种花布衬衫，蓝色的，款式很老。我小时候见过我妈穿那种衣服，起码是二三十年前的样式了。裤子也是，那种藏青色的布裤子，膝盖上打着补丁。”
我心里咯噔一下。
“然后洞里又出来几个女的。”老杨继续说，“一个，两个，三个，一共七个。都穿着那种老式的衣服，头发都长长的，有的扎着辫子，有的披着。她们就站在洞口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
“你问她们什么了？”
“我问她们是谁，怎么在这里。”老杨说，“她们互相看了看，然后有个女的开口了。她问我，现在是哪一年。”
我手里的烟差点掉了。
“你怎么说的？”
“我说是2024年。”老杨的声音变得古怪，“那女的听完，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她回头看了看其他人，然后说了一句。”
“什么？”
“她说，我们在这里住了二十六年了。”
车里安静了几秒钟。
老周看着我，我看着他。
“你信？”老周问我。
“我不信。”我说，“但我得去看看。”
老周安排了四个人，加上我和老杨，一共六个人。
我们开了两辆车往摆忙村方向走。
路越走越窄，从柏油路变成水泥路，从水泥路变成土路，最后车开不动了，停在了一个山脚下。
“从这里开始要走路了。”老杨指着前面的山，“翻过那座山，再走两个小时。”
我看了一眼手机，下午两点半。
山里信号时有时无。
我们开始爬山。
六月的贵阳，湿热难耐。走了不到半小时，我的衬衫就湿透了。老周在我后面喘着粗气，年轻的几个民警倒是走得快。
老杨在前面带路，脚步轻快，像走平地一样。
山路越来越难走。
开始还有踩出来的小道，后来小道也没了，全是灌木和杂草。老杨拿着砍刀在前面开路，我们跟在后面，深一脚浅一脚。
“这地方平时真没人来？”我问老杨。
“没人。”老杨头也不回，“连放牛的都不来，草太深了，牛都走不动。”
我看了看四周。
密不透风的树林，遮天蔽日。阳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投出斑驳的光点。空气里弥漫着腐叶和泥土的味道，潮湿，闷热。
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老杨停下来。
“前面就到了。”他指着前方，“翻过这个坡，下面就是那个山坳。”
我喘着气，擦了把汗。
我们翻过山坡。
然后我看见了那个山坳。
一个不大的盆地形状，四周是陡峭的山壁，中间有一块平地。平地上长满了草，有一条小溪从山壁上流下来，形成一个小小的水潭。
山壁上，有一个洞口。
洞口不大，大概两米宽，三米高。
洞口站着一个人。
一个女人。
她穿着蓝色的花布衬衫，黑色的裤子，头发很长，扎成两条辫子搭在肩膀上。她就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看着我们。
我停住了脚步。
老周也停住了。
所有人都停住了。
那个女人看着我们，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不是冷漠，不是恐惧，不是好奇。就是没有表情。
像一张白纸。
我慢慢走过去。
走到离她大概五米远的地方，我停下了。
“你好。”我说。
她看着我，眼睛动了动。
“我是警察。”我拿出证件，“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她没看我的证件，而是看着我身后的人。
老杨站在最后面，缩着脖子。
“那个人。”女人开口了，声音很轻，很平，“前两天来过。”
她的口音确实是贵阳话，但是一种很老的贵阳话，有些用词和语调我已经很久没听过了。
“对，他报的案。”我说，“我们是来了解情况的。你们在这里住了多久了？”
女人看着我。
“二十六年。”她说。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像在说昨天下了场雨。
我深吸一口气。
“你叫什么名字？”
“刘秀英。”
“哪里人？”
“贵阳人。”
“哪一年进的山？”
“1998年。”
“为什么进山？”
她沉默了一会儿。
“躲债。”
“什么债？”
“人命债。”
我身后的老周倒吸了一口凉气。
“能详细说说吗？”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
刘秀英看着我，眼神空洞。
“我们七个，杀了人。”
山洞里很暗。
我们打了手电筒走进去。
洞比我想象的深，也比我想象的干净。地面是平整的，铺着干草。洞壁上挂着一些简陋的工具，木头做的锄头，石头磨的刀。
洞的最里面，坐着六个女人。
她们都穿着同样老式的衣服，都留着长发，都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
像七尊雕塑。
我让老周和另一个民警守在洞口，我和剩下的人走进洞里。
“你们好，我是警察。”我又说了一遍。
六个女人互相看了看。
有个瘦小的女人站起来，走到我面前。
“我叫王桂芳。”她说，“我杀了人。”
她说得那么平静，好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你们都说自己杀了人？”我问。
七个女人都点头。
“杀了谁？”
她们互相看了看。
刘秀英开口了。
“我们的丈夫。”
洞里安静得能听见滴水声。
我盯着刘秀英的脸。
她的脸很白，不是那种病态的白，而是常年不见阳光的白。脸上有皱纹，但不多，不像一个应该在五十岁以上的女人。
她的眼睛很黑，很亮，但里面什么都没有。
像两口枯井。
“你们为什么杀自己的丈夫？”我问。
刘秀英没有回答。
她身后有个女人开口了，声音沙哑。
“因为他们该死。”
我看向那个女人。她个子高一些，颧骨突出，眼神里有一丝不一样的东西。
不是空洞。
是恨意。
二十六年前的恨意，还活着。
“你叫什么名字？”
“李红梅。”
“你说他们该死，为什么？”
李红梅盯着我，嘴唇动了动。
“你见过把人往死里打的男人吗？”她说，“你见过把老婆当畜生的男人吗？你见过喝醉了酒就拿刀追着老婆孩子砍的男人吗？”
她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人。
“我见过。”她说，“我嫁给他十年，被他打了十年。肋骨断过三次，鼻梁断过一次，左耳被他打聋了。我生了个女儿，他嫌不是儿子，把孩子送人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女儿在哪里。”
她停下来，胸口起伏着。
“1998年7月14号晚上。”她说，“他又喝醉了，拿刀说要砍死我。我躲在厨房里，他冲进来，我手里正好拿着菜刀。”
她看着自己的手。
“我砍了他。”
洞里又安静了。
我看着这七个女人。
她们都看着我，眼神平静，像在等待什么。
等待审判？等待解脱？
还是她们根本不在乎？
“你们都是因为家暴杀的丈夫？”我问。
七个女人都点头。
“然后你们就跑进了山？”
刘秀英点头。
“怎么找到这里的？”
“乱走的。”她说，“我们七个人是邻居，住在花溪那边一个巷子里。那天晚上，我们都动了手。我老公是被我用擀面杖打死的。王桂芳是用绳子勒的。李红梅是用菜刀。”
她说得轻描淡写。
“我们跑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就往山里跑，怕被抓到。跑了三天三夜，找到了这个洞。”
“然后就在这里住了二十六年？”
“对。”
“从来没出去过？”
“没有。”
“从来没联系过家里人？”
“没有。”
“你们知道外面变成什么样了吗？”
刘秀英沉默了一会儿。
“不知道。”她说，“也不需要知道。”
我看着她，看着这些女人。
她们的脸上没有好奇，没有向往，没有任何对外面世界的渴望。
二十六年的深山生活，把她们变成了什么？
“你们怎么活下来的？”我问。
刘秀英指了指洞外。
“外面有溪水，可以喝。山里有野菜，有野果，有蘑菇。我们学会了种地，在那边开了一小块地，种苞谷和土豆。有时候能抓到野兔，山鸡。”
“衣服呢？”
“进来的时候穿的。破了就补，补了再补。”
我看着她们身上的衣服。补丁摞补丁，有些地方已经看不出原来的布料了。
“冬天怎么办？”
“扛着。”刘秀英说，“洞里生火，挤在一起。”
她说得简单，但我能想象那种生活。
二十六个冬天，在这个阴暗潮湿的山洞里，七个女人挤在一起，靠一堆火取暖。
二十六个夏天，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山坳里，种地、采野菜、抓野兔。
二十六年，九千四百多天。
她们就这么活着。
“你们后悔吗？”我问。
七个女人都看着我。
刘秀英摇了摇头。
“不后悔。”她说，“在外面，我们活不到今天。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枪毙。在这里，至少我们是人。”
至少我们是人。
这句话让我喉咙发紧。
我干刑侦三十年，见过无数杀人犯。有穷凶极恶的，有失手杀人的，有激情犯罪的。
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她们杀了人，然后把自己流放了二十六年。
没有自由，没有家人，没有任何现代文明的东西。
但她们说，在这里，至少她们是人。
我让老周联系局里，查这七个女人的身份。
山里没信号，老周带着一个年轻民警往回走，到有信号的地方打电话。
我和剩下的人留在山洞里。
天快黑了。
刘秀英问我，要不要吃点东西。
我说好。
王桂芳从洞里面拿出几个黑乎乎的土豆，放在火堆里烤。
火光照着她们的脸。
七个女人围坐在火堆旁，动作默契，像一个人。
没有人说话，但她们之间有一种奇怪的联系，眼神一碰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二十六年，七个人，一个山洞。
她们已经变成了一个整体。
土豆烤好了，王桂芳递给我一个。
我剥开焦黑的皮，里面是黄白色的土豆肉，冒着热气。
我咬了一口。
很面，很香。
“你们平时吃什么？”我问。
“早上吃野菜糊糊，中午吃土豆或者苞谷，晚上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刘秀英说，“野菜有很多种，蕨菜、苦菜、马齿苋。夏天多，冬天少。冬天主要吃储存的土豆和苞谷。”
“肉呢？”
“难得吃。”李红梅说，“野兔不好抓，山鸡更不好抓。我们做了几个陷阱，有时候能逮到。逮到了就大家一起吃。”
“生病了怎么办？”
“扛。”刘秀英说，“我们有个人懂点草药，山里能找到一些草药。发烧了就喝草药水，外伤就用草药敷。大毛病没办法，扛过去就活了，扛不过去就死。”
“有人死过吗？”
沉默。
“有一个。”刘秀英的声音低下去，“周小燕。2005年，她得了不知道什么病，肚子疼，疼了三天，死了。”
“埋在哪里？”
“洞口外面，那棵松树下面。”
我往洞口看去。外面已经全黑了，看不见松树。
“你们害怕吗？”我问，“害怕死在这里？”
刘秀英看着我，火光在她眼睛里跳动。
“不怕。”她说，“在外面活着的时候，比死还可怕。”
那天晚上，我睡在洞口。
老周他们还没回来。
七个女人睡在洞里面，我听见她们均匀的呼吸声。
山里的夜很静，只有虫鸣和水声。
我睡不着。
我在想她们说的那些话。
在外面活着的时候，比死还可怕。
我干刑侦三十年，见过无数案子。家暴的案子也见过不少，被打死的，被打残的，被打疯的。
但大多数女人选择了忍耐。
她们忍耐了一辈子。
这七个女人没有忍耐。
她们杀了人，然后把自己关进了另一个监狱。
一个她们自己选择的监狱。
但这个监狱里，没有人打她们。
第二天上午，老周回来了。
他的脸色很难看。
“查到了。”他说，递给我一张纸。
我接过来看。
上面是七个人的信息。
刘秀英，1968年生，花溪区人。1998年7月失踪，丈夫张建国于同年7月15日被发现死于家中，死因系头部遭钝器重击。案件至今未破。
王桂芳，1969年生，花溪区人。1998年7月失踪，丈夫李大军于同年7月15日被发现死于家中，死因系机械性窒息。案件至今未破。
李红梅，1967年生，花溪区人。1998年7月失踪，丈夫王德发于同年7月14日被发现死于家中，死因系刀伤失血过多。案件至今未破。
赵翠兰，1970年生，花溪区人。1998年7月失踪，丈夫马国强于同年7月15日被发现死于家中，死因系中毒。案件至今未破。
孙丽娟，1968年生，花溪区人。1998年7月失踪，丈夫陈永贵于同年7月15日被发现死于家中，死因系头部遭钝器重击。案件至今未破。
吴秀珍，1969年生，花溪区人。1998年7月失踪，丈夫刘德胜于同年7月14日被发现死于家中，死因系刀伤失血过多。案件至今未破。
周小燕，1971年生，花溪区人。1998年7月失踪，丈夫杨伟于同年7月15日被发现死于家中，死因系机械性窒息。案件至今未破。
我看着这份名单，手有点抖。
七个女人，七个丈夫，同一天晚上被杀。
七个案子，二十六年没破。
“局里怎么说？”我问老周。
“炸了。”老周说，“档案都调出来了，七个案子当时是作为悬案挂起来的。因为七个女人同时失踪，当时怀疑是她们合谋杀夫然后潜逃。但找了很多年都没找到，后来就成了死案。”
“她们的家人都还在吗？”
“有的在，有的不在了。刘秀英的父母都去世了，她有个弟弟还在花溪。王桂芳的父母也都去世了。李红梅有个女儿，就是被她丈夫送走的那个，后来被找回来了，现在在贵阳工作。”
李红梅的女儿。
我看着洞里，李红梅正坐在火堆旁，往火里添柴。
她不知道她的女儿被找回来了。
她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二十六年。
“怎么办？”老周问我。
我沉默了很久。
“先把她们带出去。”我说，“案子要重新调查。”
“但是……”老周犹豫了一下，“二十六年了，追诉期……”
“故意杀人的追诉期是二十年。”我说，“但她们的情况特殊。她们是潜逃，追诉期从立案那天算起。案子1998年就立案了，一直在侦查中，追诉期中断计算。”
老周点点头。
我走进洞里。
七个女人看着我。
“我们要带你们出去。”我说。
她们没有反应。
“你们的案子需要重新调查。”我说，“你们说的那些情况，关于家暴的情况，我们会去核实。如果属实，法院会考虑的。”
刘秀英看着我。
“会枪毙吗？”她问。
她的语气还是那么平静，好像在问会不会下雨。
“我不知道。”我说，我不想骗她们，“但我会帮你们争取最好的结果。”
刘秀英点了点头。
“好。”她说，“我们跟你走。”
七个女人站起来。
她们什么都没拿。
二十六年的生活，她们没有任何东西需要带走。
走出山洞的时候，阳光刺眼。
七个女人眯着眼睛，用手遮住阳光。
她们已经很久没见过这么强的阳光了。
李红梅走在最后面。
她停下来，看了一眼洞口那棵松树。
松树下面，有一个小小的土包。
那是周小燕的坟。
李红梅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然后她转身，跟着我们走了。
下山的路比上山的路更难走。
七个女人走得很慢。
她们的腿脚不灵便，常年在山洞里生活，关节都有问题。
但她们没有抱怨。
她们沉默地走着，一个跟着一个，像一队幽灵。
走到一半的时候，李红梅突然停住了。
她看着路边的一棵树。
那是一棵桃树，树上结满了青色的桃子。
“桃子。”她说。
她的声音里有了一丝不一样的东西。
不是兴奋，不是惊喜。
是一种很淡的、几乎察觉不到的怀念。
“你认识桃树？”我问。
“以前我家院子里有一棵。”她说，“我女儿喜欢吃桃子。”
她说完，继续往前走。
我看着她瘦小的背影，心里堵得慌。
走了四个小时，我们终于到了停车的地方。
七个女人看着汽车，脸上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这是什么车？”刘秀英问。
“汽车。”我说，“现在都这样了。”
她伸手摸了摸车身，冰冷的金属触感让她缩回了手。
“变了。”她说。
我们上了车，往市区开。
七个女人挤在两辆车里，透过车窗看着外面的世界。
她们的脸上终于有了表情。
是困惑。
深深的困惑。
路边的房子变了，路变了，人变了，一切都变了。
“那是楼房吗？”王桂芳指着一栋高楼问。
“对。”
“怎么这么高？”
“现在都这样。”
她沉默了一会儿。
“我们那时候，最高的楼也就五六层。”她说。
车开进市区的时候，七个女人已经完全沉默了。
她们看着窗外的车流、人群、霓虹灯、广告牌，眼睛瞪得很大。
像七个刚出生的婴儿，看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我把她们带到了局里。
局里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七个消失了二十六年的杀人嫌疑犯突然出现，这种事情谁都没遇到过。
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
“怎么回事？”他问。
我把情况说了一遍。
他听完，沉默了很久。
“家暴？”他问。
“她们是这么说的。”我说，“需要核实。”
“二十六年了，怎么核实？”
“有邻居，有亲戚，有当时的报警记录。”我说，“如果她们说的是真的，这些都能查到。”
领导点点头。
“先拘留。”他说，“按程序走。”
七个女人被带进了审讯室。
她们很配合，问什么答什么。
没有狡辩，没有隐瞒，没有任何为自己开脱的话。
她们只是陈述。
陈述那些被打的日子，陈述那个晚上的事情，陈述二十六年山洞里的生活。
刘秀英的笔录做了三个小时。
她详细描述了1998年7月15日晚上发生的事情。
“那天晚上，我老公又打我了。”她说，“他喝了酒，用皮带抽我。我跑出家门，在巷子里遇到了王桂芳。她脸上全是血，她老公也用酒瓶砸了她。”
“然后呢？”
“然后李红梅也跑出来了，她手里拿着菜刀，身上全是血。她说她砍了她老公。”
“然后你们就决定一起跑？”
“不是。”刘秀英摇头，“我们本来想报警的。但那时候派出所不管家暴的事，说这是家务事。我们报了也没用。”
我沉默了。
1998年，家暴确实不被重视。警察来了也是调解几句就走，然后女人被打得更惨。
“后来呢？”
“后来赵翠兰、孙丽娟、吴秀珍、周小燕也跑出来了。她们的老公也都喝了酒，都在打人。”刘秀英说，“我们七个人站在巷子里，浑身是伤。那时候我们突然明白了，如果不做点什么，我们迟早会被打死。”
“所以你们就杀了他们？”
刘秀英点头。
“我们商量好了。各自回家，各自动手。”她说，“然后在这里集合，一起跑。”
“你们怎么动的手？”
“我用擀面杖。”刘秀英说，“他躺在沙发上睡着了，我拿擀面杖砸了他的头。砸了三下。”
她的声音平稳得像在说做饭。
“然后我就跑出来了。”
“你不害怕吗？”
“害怕。”她说，“但更害怕继续活着。”
审讯持续了两天。
七个女人的供述基本一致。
她们都声称长期遭受家暴，都在1998年7月14日或15日晚上杀死了自己的丈夫，然后一起逃进深山。
我们开始核实她们的说法。
调取了当年的报警记录。
七个家庭，都有多次报警记录。
刘秀英报过四次警，王桂芳报过六次，李红梅报过八次。
每次报警的结果都一样。
警察来了，调解几句，走了。
然后丈夫打得更狠。
我们还找到了当年的邻居。
有个老太太，七十多岁了，还住在那个巷子里。
她听说七个女人被找到了，哭得浑身发抖。
“她们没死？”老太太抓着我的手，“秀英她们没死？”
“没死。”我说。
老太太哭得更厉害了。
“造孽啊。”她说，“那几个男人都是畜生。天天打老婆，往死里打。我们邻居都看不下去，但管不了。秀英被她老公打断过胳膊，桂芳被她老公用开水烫过。红梅最惨，她老公把她女儿送人了，她疯了似的找了半年，没找到。”
“她们说的是真的？”
“真的，都是真的。”老太太抹着眼泪，“那天晚上，我们听见动静了。但我们都没出来。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们都没出来。”
她哭得说不出话了。
“我们对不起她们。”她说，“我们都知道她们在受苦，但我们什么都没做。”
我去找了李红梅的女儿。
她叫李晓雨，现在在贵阳一家公司上班，结了婚，有个三岁的儿子。
我告诉她，她母亲找到了。
她愣住了。
“我妈？”她说，“我亲妈？”
“对。”
她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
“她还活着？”她问。
“活着。”
“在哪里？”
“在拘留所。”
她又沉默了。
“她杀了人？”她问。
“杀了你父亲。”
李晓雨低下头，眼泪掉下来。
“我听我奶奶说过。”她说，“我爸不是人。他把我送走的时候，我才三个月。我妈疯了似的找我，找了半年。后来我被我姑姑找回来了，但我妈已经不见了。”
“你想见她吗？”
她抬起头，眼睛通红。
“我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
我理解她的犹豫。
二十六年。
她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
她的母亲是一个杀人犯。
但她的母亲也是一个受害者。
案子进入了法律程序。
检察院提前介入，法院也派了人来了解情况。
七个女人的案子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关注。
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深山二十六年的七个女人”成了全国的热点。
网上吵成了一锅粥。
有人说她们是杀人犯，必须严惩。
有人说她们是受害者，应该从轻。
有人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什么原因，杀人就是杀人。
有人说二十六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已经是最大的惩罚。
我每天都能接到无数电话。
有记者，有律师，有各种组织。
七个女人被关在看守所里，对外面的喧嚣一无所知。
我去看过她们几次。
她们很安静，坐在那里，互相靠着。
像在山洞里一样。
刘秀英问我，她们会被判多久。
我说不知道。
她点了点头。
“没关系。”她说，“不管判多久，都比在那里面好。”
她说的“那里面”，是指她们原来的生活。
不是山洞。
是被丈夫毒打的日子。
一个月后，我拿到了完整的调查报告。
七个家庭，七个丈夫，都有长期的家暴史。
刘秀英的丈夫张建国，酗酒成性，曾四次将刘秀英打伤住院。
王桂芳的丈夫李大军，有精神病史，曾用开水烫伤王桂芳背部，造成大面积烧伤。
李红梅的丈夫王德发，曾将三个月大的亲生女儿送人，并长期对李红梅实施暴力，导致她左耳失聪。
赵翠兰的丈夫马国强，曾用刀威胁要杀死赵翠兰全家。
孙丽娟的丈夫陈永贵，曾打断孙丽娟两根肋骨。
吴秀珍的丈夫刘德胜，曾将吴秀珍锁在家里长达一个月。
周小燕的丈夫杨伟，曾多次强奸周小燕，并威胁要杀了她。
七份报告，每一份都触目惊心。
我把报告交给了检察院。
检察官看完，沉默了很久。
“她们说的是真的。”他说。
“都是真的。”我说。
三个月后，案子开庭。
法庭上挤满了人。
七个女人站在被告席上，穿着统一的囚服，头发剪短了。
她们看起来很瘦小，很苍老，但很平静。
检察官宣读了起诉书。
故意杀人罪。
七个女人都认罪。
她们的律师做了辩护，重点陈述了她们长期遭受家暴的事实，以及二十六年自我流放的特殊情况。
“她们已经用二十六年的时间惩罚了自己。”律师说，“她们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家人，失去了一切。她们在深山老林里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二十六年，这本身就是一种极致的惩罚。”
法庭很安静。
我作为证人出庭，陈述了调查结果。
我说了我看到的山洞，说了她们的生活条件，说了她们的身体状况。
我说了李红梅站在桃树前的样子。
我说了刘秀英说的那句话——在外面，至少我们是人。
法官问我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想了想。
“她们不是坏人。”我说，“她们只是在绝境中做出了极端的选择。如果可以，没有人会选择在深山老林里生活二十六年。”
庭审持续了两天。
最后，法官宣布休庭，择日宣判。
七个女人被带回看守所。
走出法庭的时候，我看到了李晓雨。
她站在门口，眼睛红红的。
“你进去了吗？”我问她。
她点头。
“我看见了。”她说，“我看见我妈了。”
她的眼泪掉下来。
“她老了。”她说，“但她还是我妈。”
宣判的那天，下着小雨。
法庭里依然挤满了人。
法官宣读判决书。
七个女人，全部被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但考虑到长期遭受家暴、主动投案、二十六年自我流放等情节，全部从轻处罚。
刘秀英，有期徒刑七年。
王桂芳，有期徒刑七年。
李红梅，有期徒刑六年。
赵翠兰，有期徒刑六年。
孙丽娟，有期徒刑七年。
吴秀珍，有期徒刑六年。
周小燕，已故，不予追究。
判决书读完，法庭里一片寂静。
然后，有人开始鼓掌。
掌声越来越大，整个法庭都在震动。
法官敲了好几次法槌，才把掌声压下去。
七个女人站在被告席上，脸上终于有了表情。
是眼泪。
二十六年来，她们第一次哭。
刘秀英哭得浑身发抖。
王桂芳捂着脸，肩膀剧烈地抖动。
李红梅仰着头，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
她们抱在一起，像在山洞里那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法警没有阻止她们。
我站在旁听席上，眼睛也湿了。
三十年了，我见过太多案子。
但从来没有一个案子让我这样。
这些女人杀了人，这是事实。
但她们也被杀了二十六年，被她们的丈夫，被那个时代，被冷漠的社会。
现在，她们终于得到了一个说法。
虽然这个说法来得太晚了。
判决后，我去了看守所。
七个女人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里，她们坐在一起，手拉着手。
看见我进来，刘秀英站起来。
“谢谢你。”她说。
“不用谢我。”我说，“我只是做了本职工作。”
她摇摇头。
“不止。”她说，“你相信了我们。”
我沉默了一会儿。
“你们以后有什么打算？”我问，“刑满释放后。”
刘秀英看了看其他人。
“我们想回去。”她说。
“回哪里？”
“回山里。”
我愣住了。
“为什么？”
刘秀英笑了一下。
那是二十六年来，她第一次笑。
“习惯了。”她说，“二十六年，习惯了那里的水，那里的土，那里的安静。外面太吵了，太快了，我们跟不上。”
“但那里什么都没有。”
“有我们。”她说，“有七个姐妹。周小燕还在那里，我们不能丢下她一个人。”
我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而且。”刘秀英说，“我们出去了也不知道怎么活。我们什么都不会，不会用手机，不会用电脑，不会坐地铁。我们在外面，是废人。”
“你们可以学。”
她又笑了。
“老了。”她说，“学不动了。”
我走出看守所的时候，雨停了。
天边有一道彩虹。
我想起那个山洞，那个山坳，那棵松树下的坟。
我想起七个女人围坐在火堆旁的样子。
我想起李红梅看着桃树的眼神。
她们杀了人。
但她们也救了自己。
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山洞里，她们找到了在外面找不到的东西。
尊严。
平静。
做人的权利。
我上了车，点了一根烟。
手机响了，是老婆打来的。
“回来吃饭吗？”她问。
“回来。”我说。
“好，我做了酸汤鱼。”
我挂了电话，发动了车。
雨后的贵阳，空气清新。
我想，那七个女人，此刻在看守所里，大概也在看着窗外的天空。
她们看了二十六年的天空。
以后还要看很多年。
但至少，她们不用再害怕了。
至少，她们是人。
回到局里，老周在等我。
他桌上放着一沓材料。
“有个事。”他说。
“什么事？”
“那七个女人的档案里，有点东西你没注意到。”
我接过材料。
老周指着一行字。
“你看这个。”
我低头看去。
刘秀英，1968年生。
下面有一行小字，我上次没注意看。
“1998年3月，曾到花溪派出所报案，称其丈夫张建国将其囚禁在家中长达十五天。派出所民警到场调解，张建国承诺不再犯。三天后，刘秀英再次报案，称张建国威胁要杀了她。派出所再次调解。”
我看着这行字。
“再看这个。”老周递过来另一份材料。
王桂芳，1969年生。
“1997年11月，王桂芳到花溪派出所报案，称其丈夫李大军用开水烫伤其背部。派出所民警到场，李大军称是意外。民警记录为家庭纠纷，未立案。”
一份又一份。
赵翠兰，1996年8月报案，丈夫持刀威胁，派出所到场调解。
孙丽娟，1997年2月报案，丈夫打断其肋骨，派出所建议其去医院治疗，未立案。
吴秀珍，1998年1月报案，丈夫将其锁在家中，派出所到场，丈夫开门，民警教育几句离开。
周小燕，1997年6月报案，丈夫强奸她，派出所记录为夫妻纠纷，未立案。
七份材料，七次求助。
没有一次被认真对待。
我放下材料，手在发抖。
“那时候就是这样。”老周低声说，“家暴不算事，家务事，警察不管。我们那时候出警，看到夫妻打架，劝几句就走了。从来没想过后面会发生什么。”
我没说话。
“如果那时候有人管。”老周说，“如果有人真的管了，她们不用杀人，不用在山里躲二十六年。”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
外面是贵阳的黄昏，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二十六年。
这座城市变了，法律变了，观念变了。
家暴不再是家务事，警察必须管。
但这一切变得太晚了。
对那七个女人来说，太晚了。
我转过身，看着老周。
“把这些材料整理好。”我说，“送到检察院。”
“已经判了，送这个还有用吗？”
“有用。”我说，“让所有人看看，她们为什么走到这一步。”
老周点点头。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
老婆端上酸汤鱼，我吃了一口。
“怎么样？”她问。
“好吃。”我说。
她坐在我对面，看着我吃。
“那个案子。”她说，“我在新闻上看到了。那七个女人。”
“嗯。”
“她们真可怜。”
“嗯。”
“你们男人真不是东西。”
我抬起头看着她。
她笑了一下。
“你不是。”她说，“我说的是那些打老婆的男人。”
我继续吃鱼。
“如果是我。”她突然说，“如果我被人那样打，我可能也会杀人。”
我放下筷子。
“不会的。”我说。
“为什么？”
“因为我会先杀了他。”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才不会。”她说，“你是警察。”
我也笑了。
但我知道，她说的是真的。
如果有人在伤害她，我会不顾一切。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梦见那七个女人，站在山洞门口，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头发长长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她们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
我想走过去，但怎么走也走不到。
然后她们转身，走进了山洞。
我在梦里喊了一声。
她们没有回头。
我醒了，满头大汗。
老婆在旁边睡得正熟。
我坐起来，看着窗外的夜色。
我想起刘秀英说的话。
在外面，至少我们是人。
二十六年，她们在山洞里做人。
在外面，她们不是人。
是被打的畜生，是被忽视的蝼蚁，是没有尊严的附属品。
她们杀了人，然后找回了做人的资格。
这他妈的是什么世道。
我穿上衣服，走到阳台上，点了根烟。
贵阳的夜晚，万家灯火。
这座城市里，还有多少个刘秀英？
还有多少个王桂芳、李红梅？
还有多少个女人，正在被殴打、被囚禁、被威胁，而没有人管？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那七个女人，用二十六年时间，给所有人上了一课。
关于尊严。
关于绝望。
关于在绝境中，人会做出什么选择。
第二天，我去了花溪。
那个巷子还在，但已经变了样子。
老房子拆了不少，盖了新楼。
我找到了当年派出所的旧址，现在已经搬走了，原址变成了一个超市。
我在超市门口站了一会儿。
1998年，这里有一个派出所。
七个女人，从这里走过很多次。
她们来报案，来求助，来寻求保护。
她们什么都没得到。
我转身离开，去了燕楼乡。
一个人开车到了山脚下，然后走路进山。
走了四个小时，到了那个山坳。
山洞还在。
洞口那棵松树还在。
松树下，周小燕的坟还在。
我站在坟前，看着那个小小的土包。
二十六年，七个女人在这里活着。
现在，她们在看守所里，等着去监狱。
然后呢？
刘秀英说她们想回来。
回到这个山洞。
我不知道法律允不允许。
但我知道，如果她们真的回来了，我不会阻止。
因为这里是她们的家。
是她们用二十六年时间建造的家。
是她们唯一能够做人的地方。
我蹲下来，拔掉坟上的几根杂草。
“周小燕。”我说，“你的姐妹们要回来了。”
山风吹过，松树沙沙作响。
好像有人在回答。
我站起来，看了一眼山洞。
洞口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
但我能想象里面是什么样子。
干草铺的地面，石头垒的灶台，木头做的工具。
七个女人，围坐在火堆旁，火光映着她们的脸。
她们不说话，但她们懂彼此。
二十六年，她们已经变成了一个人。
我转身离开。
下山的时候，我走得很慢。
山里的空气很好，阳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
我想，那七个女人，在这条路上走了多少遍？
采野菜，找野果，抓野兔。
二十六年，她们把这座山的每一寸土地都走熟了。
她们熟悉这里的一切。
这里也熟悉她们。
回到车上，我打开手机。
有十几个未接来电。
都是局里打来的。
我回过去。
老周的声音很急。
“陈队，你跑哪儿去了？出事了。”
“什么事？”
“李红梅。”
我心里一紧。
“她怎么了？”
“她女儿来了。”老周说，“李晓雨，带着她儿子来的。要见她妈。”
我发动了车。
“让她们见。”我说。
“但是……”老周犹豫，“看守所那边说，按规定……”
“去他妈的规定。”我说，“让她们见。出了事我负责。”
我挂了电话，踩下油门。
车在山路上飞驰。
我想起李红梅站在桃树前的样子。
她说，以前我家院子里有一棵。
我女儿喜欢吃桃子。
二十六年。
她不知道女儿在哪里。
女儿不知道她在哪里。
现在，她们终于要见面了。
一个杀人犯母亲。
一个被送走的女儿。
二十六年后的重逢。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我知道，她们必须见面。
不管结果如何。
因为她们是母女。
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就像谁也改变不了那二十六年。
谁也改变不了那个山洞。
谁也改变不了，七个女人围坐在火堆旁，等待天亮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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