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冬，长沙一个飘着细雨的傍晚，十九岁的杨开慧和二十七岁的毛主席在一间简陋的屋子里结了婚，没有仪式，没有宴席，甚至连一桌像样的饭菜都没有，六年后，江西永新一位十八岁的姑娘背着枪上了井冈山，成了山上第一个女红军，这两个女人，一个在长沙板仓的泥砖房里独自撑了三年，一个在长征路上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飞来的弹片。
她们没有靠容貌被人记住，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是湖南教育界的名流，家里不缺吃穿，贺子珍的父亲是永新乡绅，在当地也算有头有脸，如果她们愿意，完全可以在那个年代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可她们选了另一条路，选完之后，就再没回头。
杨开慧在湖南福湘女中读书的时候，做了一个让全校哗然的决定，她串联了福湘和周南女校五名女同学，一起报名岳云男子中学，那个年代女子能进学堂读书已经是开明家庭才有的待遇，进男子中学更是闻所未闻，她成了湖南省第一批在男子中学读书的女生之一，她身上的这种“不守规矩”，不是叛逆，是骨子里的不服气，凭什么女子就该待在绣房里绣花。
贺子珍走上革命道路的时间比杨开慧还早，1925年她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时候，才十六岁，第二年她从永新女子学校毕业，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已经是永新县共青团县委书记了，1927年永新暴动，她跟着队伍冲进县城，从监狱里救出了被关押的八十多名共产党员，暴动之后永新县城待不住了，她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
两个家境优渥的姑娘，在别人还懵懵懂懂的年纪，就已经把手伸向了那个时代最危险的事业。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毛主席去领导秋收起义，杨开慧没有跟着走，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回到长沙板仓老家，那三年她做了什么？继续坚持地下斗争，参与组织和领导了长沙、平江、湘阴等地的武装斗争，发展党的组织，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母亲，在白色恐怖最猖獗的年月里，一边把孩子拉扯大，一边组织武装斗争。
敌人出了整整一千银元的悬赏捉拿她，1930年10月24日，她潜回家中看望母亲和孩子，被军阀的探子发现了，那天跟她一起被抓的，还有八岁的毛岸英和保姆。
接下来的二十天，她经历了五次提审，皮鞭、木棍、压杠子，打完用凉水泼醒，再接着打，敌人逼她说出毛主席的下落，要她公开宣布跟毛主席脱离夫妻关系，她的回答只有一句话：“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我与毛主席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1930年11月14日，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行刑前她说出了生命中最后一句话：“我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枪声过后，她倒在秋天的泥地上，那年她二十九岁。
杨开慧牺牲的消息，一个多月后才传到远在江西瑞金的毛主席耳中，他在给杨家的信里只写了一句话：“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贵州盘县附近，干部休养连正在一片坡脚隐蔽休息，突然几架敌机俯冲下来，贺子珍已经隐蔽好了，可她看到不远处的担架暴露在空地上——担架上躺着的是在娄山关战斗中腿部负重伤的团政委钟赤兵，担架队员已经一个牺牲一个重伤，钟赤兵连动都动不了。
贺子珍没有犹豫，她从隐蔽处冲出去，扑在钟赤兵身上，炸弹就在她身边炸开了，钟赤兵活了下来，贺子珍倒在血泊里昏迷不醒，卫生员检查后发现，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十七处被弹片击中。
当时没有任何麻醉条件，医生只能给她服几片止痛片就动手取弹片，浅层的取出来了，深嵌在头骨、背部和肺部的弹片取不出来，那些弹片就这样留在了她身体里，跟她过了一辈子。
贺子珍醒来后的第一句话是问钟赤兵怎么样了，她知道自己重伤会拖累部队行军，主动提出要把她留在老乡家里，当晚毛主席提着马灯赶到她住的地方，看着昏迷中的贺子珍，握着她的手掉了眼泪，第二天他给担架队写了一张条子：“老丁同志：我派你明天去抬贺子珍同志，昨天敌机轰炸，她受了重伤，带了十几处伤，不能走路。”
贺子珍就这样带着留在体内的弹片，走完了长征路，1950年她被定为三级甲等残疾，却终生没有领取残疾军人抚恤金。
1957年，毛主席在《蝶恋花·答李淑一》中写下一句诗：“我失骄杨君失柳。”有人问他“骄杨”是什么意思，他说：“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杨开慧二十九岁死在长沙郊外的识字岭，一生都没亲眼看见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贺子珍带着十七块弹片走完了长征，活到了新中国建立，1984年在上海去世，两个女人，一个死在黎明之前，一个死在黎明之后。
她们没有靠容貌被人记住，杨开慧靠的是敌人把皮鞭抽在她身上时那句“除非海枯石烂”，贺子珍靠的是敌机俯冲下来时她朝担架冲过去的那一步。
一百多年过去了，记住她们的人，记住的从来不是她们长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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