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花溪区的深山里，第一次被人发现，是因为一缕炊烟。村民说那天是雨天，进山采药的人被困在山沟里，天黑才往回走。路一绕开，灌木后面看见的不是空地，是屋。

第二天，花溪区公安分局的人进山。带队的是周国平，基层工作做了二十多年，到了现场先看菜地。萝卜、白菜、辣椒长得齐整，地面翻得勤，边上有鸡圈，土鸡在里面走来走去。再往里，是几间木头和竹篾搭的房子，屋顶压着茅草和树皮，檐下挂着晒过的药草。

院子里出来人，是九个女人。

她们站得不散，先出来一个，手里端着盆，去溪边洗菜。过一会儿，再出来一个。周国平没有马上追问，先出示证件，说来核实情况。为首的那个人看了看几个人身上的制服，说了一句：“我们在这住了二十六年了。”

周国平让人把她们带到屋檐下，屋里有柴火灶，也有堆放整齐的碗筷。她们说话不急，问到哪里来，怎么到这，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各地名字被报出来：贵阳、遵义、安顺、毕节、铜仁。离开家里的时间大多在1997到1999之间。最早来的是1998年春天，有人说那年先是流浪了一阵，后来看到岩壁下能挡风，泉水也近，就停下来。

核实身份开始得慢。电话联系派出所、户籍系统，核对出生年和离家时间，再把信息一条条对照。到后来，结果落在纸上：她们的户籍状态一致，离家多年后注销；DNA比对和亲属指认也能对上。周国平说过，现场最让他不放心的不是“人是否在这”，而是“为什么能一直在这”。

这事问完，大家还是得回到吃饭、走路这些细节上。她们的生活像是早就过熟了的步骤：早上起床先看火，菜地要浇水，鸡要喂，洗菜用溪水，衣服晾在屋檐下。有人进了屋，看见木盆和灶台都用得顺手，没有多余的东西。问到手机，几个人不太懂。有人把视频打开，她们盯着屏幕看了半天，最后只问一句：“里面的人怎么进来的？”

当天进山的人里，有年轻民警也提了句，看她们的样子不像是户籍上那个年纪。周国平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完也沉默。他心里按户籍算过：有人的出生年是1972、1973、1974、1975。按这个算，2024年她们都应该在四十七八到五十多之间。可她们脸上没有那种常见的痕迹，头发也还黑，动作也利索，身形没怎么走样。

核实完身份，医生也跟着来了。医生没有说什么神话，只是提到环境和生活方式。海拔高，空气含氧量高；吃得清淡，盐油少；作息固定，白天做事，晚上睡觉；心理上没有城市里那种持续的压力。医生还提到，类似环境的群体里，身体“衰老得慢一些”的情况并不少，但具体到她们这种程度，可能还有其他因素。

核实工作持续了几天，离家原因才逐渐讲清。不是一个故事，是几条路最后汇到同一个凹地。有人说家里逼着嫁人，算过彩礼和年龄差，自己跑出来就再没回头。有人在厂里上班，被人盯着、骚扰之后辞工，往南走，走到没路就只能继续找路。也有人的说法更直：丈夫动手，后来自己在雨夜拿了几件衣服离开。还有一些，是在家里被安排得太死，或者欠债追得紧，走得最远的那条路就是山。

周国平把这些话记下来，后来想明白一点：她们不是听见有人喊“去深山躲一躲”才来。她们更像是每个人都先过了那段最难的日子，然后才找到能落脚的地方。陈秀兰是后来被大家默认“管事”的那个人。问她以后怎么办，她也不把话说满，只看了眼菜地，说：“地里要浇水了，鸡也得喂。”

安置问题也跟着来。民政部门的人和乡里干部轮流上山，带来外面的联系工具和物资，也带来下山的安排。家属有人从外地赶过来。有人站在山下喊名字，嗓子喊累了还在喊。她们没完全拒绝，只是慢慢把决定说清楚：有的愿意下山回去照顾老人；有的因为身体出了毛病，腰椎需要治疗，必须走一趟。也有人说得很干脆，见面可以等到下次，但不愿意再把自己带回去。

截至2025年初，能下山的两个人已经走了。剩下的七个人继续留在那片山里。乡里没有强行把人带走，每隔一段时间上去看一眼，顺便送药和生活物资。有时候只是看见她们在菜地里弯腰、再直起身，手里拿着水壶，水浇下去一片一片亮起来。

有人问过陈秀兰要不要再看外面变成什么样。她坐在屋檐下，抬头看光从岩壁上面落下来，像是先算一算时间再回答。她说：“不想看了。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世界。”说完她也没再多说，转身进屋拿碗，像每天那样。

2025年春天的早上，山里有风，炊烟从茅草屋顶慢慢起。鸡在院子里叫了一声，又低头去啄地上的东西。有人从山下上来看她们忙不忙，走近了才发现，菜地边的路被走出了一条窄窄的印子，像是二十六年里，每一天都有人从这儿往外走过。她们有没有想过“明天怎么过”，答案就在浇水和喂鸡的动作里。问题是，外面的人明天又会怎么想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