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南京那天，雨刚停。我拖着行李箱走出高铁站，叫了辆车直奔姐姐家。手机里还躺着母亲早上发来的语音：“今天给小宝做了虾仁蒸蛋，他吃了两碗呢。”

车窗外，梧桐叶被雨水洗得发亮。上次见母亲是半年前，她说姐姐工作忙，姐夫常年出差，小外甥才两岁，正是离不开人的时候。“我去帮两年，等孩子上幼儿园就回来。”她说这话时眼里有光，像是终于找到了被需要的位置。

南京的初夏闷热潮湿，空气里有种黏稠的甜味。

我按响门铃，开门的是个陌生女人，围着碎花围裙，手里还拿着奶瓶。

“您好，我找我妈。”

“你妈？”女人愣了下，“这家里就我和小宝，他爸妈上班去了。上个月来的那个阿姨？早回老家了啊。”

那一刻，我听见自己后脑勺有什么东西嗡嗡响。

“回……老家？”

“对啊，五月初就走了。她还特意叮嘱我，要是有人问起，就说她在南京带娃呢。”

我掏出手机，翻出母亲三天前发的照片——一碗虾仁蒸蛋，桌角是姐姐家那块蓝色格子桌布。“这照片……”

“哦，那是我按她要求拍的，”保姆笑了笑，“她说怕孩子姥姥想外孙，让我隔几天发几张。”

我蹲在楼道里给姐姐打电话，声音抖得不像自己。“妈到底在哪？”

姐姐沉默了很久，长到我能数清听筒里的电流声。“她去年体检查出肺部有阴影，后来确诊了。怕我们担心，死活不让说。她说去上海治病，可上周我打她电话，关机了。我问过老家那边的人，说没见过她回去。”

我买了一张回皖北的高铁票。窗外风景从江南的水田变成北方的麦浪，金黄的，像母亲年轻时织的那条围巾。她总说，等退休了要回老家种菜，院子里搭个葡萄架，夏天坐在底下扇扇子。

老家的门锁着，铁锁上落了一层灰。邻居张婶看见我，哎呀一声：“你可回来了！你妈在县医院呢，住了快俩月了。”

县医院三楼，走廊尽头那间病房。推开门，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窗台上却养着一盆薄荷，是母亲走到哪都要带的那种。她半靠在床头，瘦了很多，头发剪得短短的，化疗后掉得厉害。看见我，手里的苹果咕噜滚到地上。

“你怎么来了……”她的声音哑哑的，眼睛却先笑了。

我走过去，把苹果捡起来，坐在床边削皮。苹果皮一圈圈垂下来，像那两年她说要在南京度过的时光。我削得很慢，怕手抖削断了。

“妈，你骗我。”

“没骗你，”她伸手摸了摸我的头，骨节硌得我眼眶发酸，“我本来想治好了就去南京的，真的。小宝还等着我喂虾仁蒸蛋呢。”

窗外有蝉鸣，断断续续的。暮色从窗台漫进来，把那盆薄荷的影子拉得很长。

“你知道吗，”母亲忽然说，“南京那个保姆人可好了，我说想小宝，她就天天给我发照片。有张小宝抱着玩具熊睡觉的，我贴在床头了。”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床头柜的玻璃板下，果然压着一张照片。小外甥睡梦中还噘着嘴，母亲用红笔在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小字：等他上幼儿园，奶奶就好了。

那天晚上我陪床，母亲睡着后呼吸很轻。月光从窗户漏进来，照在她手背上——那里有留置针留下的淤青，青紫色的一小片，像梧桐叶的影子。

后来化疗效果比预想的好，入秋时母亲出了院。我在老家陪了她整个夏天，每天早晨推她去菜市场，她坐在轮椅上指挥我挑冬瓜：“要拍一拍，听声音。”

姐姐带着小宝回来过一次，小家伙已经会叫姥姥了。母亲抱着他坐在葡萄架下，阳光透过叶子洒下来，斑斑驳驳的。

“南京那两年，”有天傍晚母亲忽然说，手里摇着蒲扇，“我梦里去了好多回。玄武湖的荷花，夫子庙的灯，还有小区门口那家鸭血粉丝汤……”

她顿了顿，蒲扇轻轻拍在小宝背上。“不过哪儿都不如自家院子好。”

我点点头，没说话。心里那根绷了太久的弦终于松下来，像小时候她给我放的风筝，飞得再远，线头始终攥在她手里。

有些谎言像蝉蜕，空空的，却曾包裹过滚烫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