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走进一个笼子”:以色列收紧对希伯伦的控制。通过接管规划管辖权、单方面改动宗教场所并设立新的检查关卡,以色列正在加快吞并希伯伦老城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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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以色列财政部长比撒列·斯莫特里赫出席了新建以色列定居点“多兰”的落成仪式。该定居点建在希伯伦以南杜拉地区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斯莫特里赫在仪式上借机宣布了一项重大决定:1997年的《希伯伦议定书》已被取消。

这项议定书签署于《奥斯陆协议》框架下,时间距离一名以色列裔美国定居者在希伯伦易卜拉欣清真寺枪杀29名巴勒斯坦人仅过去3年。议定书实际上将希伯伦一分为二:H1区占全市80%,由以色列军队移交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管理;H2区包括老城及周边社区,仍由以色列军队控制。

关键在于,即便在H2区,由巴勒斯坦方面运营的希伯伦市政府仍保有有限的民事权力,包括规划、建筑许可和基础设施建设。斯莫特里赫的决定实际上取消了这部分权力,剥夺了市政府的规划管辖权,其中包括对该市宗教圣地的权限,最突出的是易卜拉欣清真寺,并将其完全交由“民政管理局”控制。该机构是负责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民事政策的以色列军方单位。

但仅这一举措,就将对希伯伦产生深远影响,其中一些后果已经在当地显现。“过去,只要以色列计划在希伯伦南部建设项目,我们都会正式收到通知,并有机会提出异议——这一程序通常需要大约2年时间。”希伯伦副市长、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前地方政府部长哈立德·卡瓦斯米说,“但最近,定居者在很短时间内就获准给宗教学院加盖一层,而且市政府事先没有收到任何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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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瓦斯米所指的是,以色列官员批准为“沙韦希伯伦经学院”学生服务的一处定居者宿舍项目。该学院位于希伯伦市中心非法的“贝特罗马诺”定居点内。目前,约有900名定居者居住在这座巴勒斯坦城市里,而这一宿舍项目将在舒哈拉拉街一栋商业建筑上加建2层。舒哈拉拉街是巴勒斯坦人前往希伯伦老城的主要通道。

卡瓦斯米补充说:“内塔尼亚胡和斯莫特里赫实际上正在推动这些地区的事实吞并,因为这些地方已经不再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拆除现状安排,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以色列接管希伯伦核心区域的规划和建设事务,引发了他们对易卜拉欣清真寺建筑群未来的担忧。这里是巴勒斯坦最重要的宗教和历史地标之一。

2023年6月,在以色列定居者持续20年的推动后,以色列在清真寺启用了电梯。这一举动长期遭到巴勒斯坦人反对,而且工程完成时并未获得希伯伦市政府同意。如今,《希伯伦议定书》的最新变动将使以色列能够进一步单方面改变这一宗教圣地的结构,甚至无需再作出寻求与巴勒斯坦地方当局协调或批准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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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这些变动生效以来,以色列当局已经开始在未经巴勒斯坦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对清真寺进行结构改造,其中包括扩大定居者进入该地的便利程度,并巩固以色列对这座城市的控制。

据卡瓦斯米介绍,对穆斯林礼拜者的限制也在加剧。“他们不再被允许停留在清真寺庭院里,只能进入指定祈祷区域,士兵还经常检查他们的身份证件。”他说。自顶棚工程开工以来的3个多星期里,以军还禁止清真寺宣礼。一名不愿具名、接受《+972杂志》采访的宗教基金会成员说,军方声称这是施工期间的必要措施。

多名经历过军方加强限制的巴勒斯坦人告诉《+972杂志》,礼拜者能否进入清真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门口具体执勤的以色列士兵的情绪,由他们决定每天放多少巴勒斯坦人进入。许多人认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断把人挡在门外,最终让他们连尝试进入都不愿意了。

“这道门把生活变成了地狱”,就在斯莫特里赫宣布撤销《希伯伦议定书》的同一天,以军在希伯伦老城舒哈拉拉街入口处安装了一道铁门。这条街分布着数百家商铺,是居民、访客和礼拜者前往易卜拉欣清真寺的主要通道之一,从铁门步行到清真寺大约需要15分钟。

虽然车辆原本就不能直接开到清真寺,但这道可以由以色列士兵随意开关的铁门,也阻断了汽车进入附近住宅和市场。对许多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人来说,这道门远不只是交通障碍,而是这座本已因道路封闭和行动限制而伤痕累累的城市里,又一道新的阻隔。仅在易卜拉欣清真寺周边1平方公里范围内,以色列就设立了120多个检查站和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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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在老城及周边的存在,也导致频繁的骚扰、暴力和封锁,进一步加深了巴勒斯坦人的不安全感。每逢犹太节日,以色列士兵都会强迫巴勒斯坦商户关门歇业、清空街道,然后护送定居者穿过老城小巷。居民说,沿途以色列定居者经常挑衅巴勒斯坦人。

距离新装铁门仅2米处,巴德尔·塔米米经营着一家纪念品商店。他告诉《+972杂志》,封门给居民和商户都带来了毁灭性后果。“用这道门封住老城,已经把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人们的日子变成了地狱。”他说,“来易卜拉欣清真寺礼拜或来购物的访客,现在都觉得走进这里就像走进一个笼子。

你也许能进来,但离开时一定会被搜查、羞辱、拖延,甚至被逮捕。来老城的人确实少了很多。”希伯伦是约旦河西岸人口最多的省,约有四分之一的西岸巴勒斯坦人口居住于此,也是巴勒斯坦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当地工业和农业,尤其是石材和大理石产业,支撑着这座城市的经济活动;其宗教和历史意义也带动了旅游业。

不过,过去3年里,由于行动限制、道路封闭以及商业、工业和旅游活动同步下滑,这座城市的经济明显衰退。希伯伦省长哈立德·杜丁近日在一次记者会上说,以军实际上已用106道铁门封锁这座城市,并用土堆阻断了通往该地区的16条道路。

塔米米说话时,街道上弥漫着一种异样的寂静,路上几乎看不到人。店主们站在店外彼此交谈,只有零星几个顾客出现。对他来说,老城内的汗市场如今已经到了临界点。“这里曾是老城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但如今商业上已经崩溃了:很多店主早上开门,晚上关门,一整天一笔生意都做不成。”他说,“近几年,外国旅游团已经不来了,现在本地顾客也因为这道门和定居者带有挑衅性的巡行而不愿过来。”

卡瓦斯米解释说,向封闭区域内居民提供市政服务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即便是清运废弃物这样的日常服务,也需要事先与军方协调。市政工人经常在检查站等待士兵核查身份证件,有些人甚至会被完全拒绝进入。电力和供水维修人员也面临同样限制。”

塔米米认为,10月袭击以及随后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的种族灭绝,让以色列在希伯伦和整个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剥夺巴勒斯坦人土地和权利时拥有了更大空间。“发生的事情就是,面具掉下来了,真实面目暴露出来了;占领当局尽可能夺取更多土地的欲望和计划变得非常清楚。”他说,“占领当局已经不在乎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了。”

“这是更糟局面的前奏”,64岁的祖莱哈·穆赫塔西卜是一名托儿所负责人和社区活动人士,几十年来一直住在如今被铁门封住的老城区一带。对她来说,这些限制让日常生活又多了一层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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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已经不能打车到家门口了——只能从铁门那里步行回家,手里提着买来的东西。”她告诉《+972杂志》,“开斋节期间,我的兄弟们说因为这道门没法来看我,所以只能我去看他们。”

一些住在老城的家庭被迫在封闭区域外另租住房,尤其是在犹太节日期间。那时闸门关闭,定居者活动和袭击都会加剧,这样他们才能接待亲属并参加社交活动。

穆赫塔西卜家的正门直接开向舒哈达街。这条街与舒哈拉拉街平行,曾经是希伯伦主要市场之一,但在1994年被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关闭。《希伯伦议定书》的一项条款曾要求重新向巴勒斯坦车辆开放舒哈达街,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后,以色列连巴勒斯坦行人也禁止通行。

“2002年,以色列士兵把我家的前门焊死,不让我使用。”她回忆说,“2006年,我拿到过一张穿越舒哈达街的许可证,但只持续了1年。2009年,国际活动人士从我家出发走过那条街后,士兵突袭了我家,毁坏家具,又把门重新焊死。从那以后,它就一直关着。”

从那时起,穆赫塔西卜只能借道邻居家出入,才能到达舒哈拉拉街。“我还不得不给阳台装上金属围栏,因为定居者曾试图爬进我家,还朝屋里扔石头。”她说。“但骚扰还在继续。”她接着说,“最近,我在给花浇水时,一名定居者冲我喊:‘要不要我们给你扔香蕉?’我站在自己家里的金属围栏后面,他这样嘲弄我。”

多名巴勒斯坦人告诉《+972杂志》,安装在舒哈拉拉街尽头和汗市场入口的这道铁门,意在对希伯伦老城实施他们所说的“无声驱逐”。老城居民、活动人士、希伯伦“人权捍卫者”组织创始人之一伊马德·阿布·沙姆西耶告诉《+972杂志》,他认为这道门“是更糟局面的前奏——它最终会变成像老城其他地方那样的固定检查站,比如特尔鲁迈达检查站。

到那时,只有本地居民才能在特定时段进入,而且完全取决于士兵是否允许。”“这正是迫使人们开始考虑离开的原因。”他继续说,“他们的生计被摧,商店没有顾客。遇到紧急情况时,你叫不到救护车,只能徒步抬着病人走。逮捕、拘留、殴打和羞辱影响着每一个人——女人、男人和孩子都一样。这些不是临时措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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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生活在一个封闭、孤立的区域,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和定居者,而且你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逼你离开、夺走你的家时,你根本不可能有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