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学和生命科学新闻中，我们经常会读到这样的句子：“研究人员在小鼠模型中发现了新的治疗靶点”“某种候选药物在动物实验中显示出良好效果”“通过动物模型，科学家解释了疾病发生的新机制”。这些表述背后，是现代医学研究绕不开的一类基础工作。动物模型帮助人类理解癌症、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感染性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也参与药物有效性、安全性和毒理学评价。

但另一个问题同样绕不开：实验动物会痛吗？答案很明确：会。它们不会用人类语言说出“我很痛”，并不意味着没有疼痛；它们在实验过程中保持安静、没有尖叫，也不等于没有痛苦。真正负责任的科学态度，不是把这个问题轻轻带过，而是承认动物可能承受疼痛、恐惧和持续性不适，并用制度、技术和训练尽可能减少这些伤害。

一、动物不会说话，不等于感觉不到疼痛

疼痛不是单纯的“喊出来”或“挣扎一下”。从生物学上看，疼痛涉及伤害性刺激被感受、传导、整合，以及由此产生的不愉快体验。哺乳动物具有与疼痛感知相关的外周神经、脊髓通路和脑内调控系统，许多实验动物能够感受到急性疼痛，也可能经历术后疼痛、炎症疼痛、神经病理性疼痛或疾病造成的长期不适。

实验动物的难处在于，它们不能直接报告感受。更复杂的是，许多动物在自然环境中会本能地隐藏虚弱和伤痛，因为明显的虚弱可能增加被捕食的风险。因此，一只小鼠趴在笼角一动不动，既可能是疲劳，也可能是疼痛、低体温、感染或极度应激；一只动物没有剧烈挣扎，也可能只是被恐惧压制，或已经没有足够力气反抗。

因此，研究人员不能只凭“它叫不叫”来判断疼痛，而要观察一组变化：活动量是否下降，是否弓背蜷缩，是否减少梳理毛发，食欲和饮水是否下降，体重是否持续减轻，筑巢行为是否变差，是否反复舔咬伤口，呼吸、体温、姿势和步态是否异常。近些年，小鼠、大鼠、兔等动物的“疼痛表情量表”也被用于辅助评估，例如观察眼睛眯紧、耳朵位置、鼻颊部形态、胡须方向等细微变化。面部表情不是唯一标准，但它提醒我们：动物的痛苦常常写在身体状态和行为细节里。

二、实验中的伤害不只来自手术

很多人想到动物实验，首先想到的是手术、注射和解剖。事实上，实验动物承受的压力可能贯穿更长的流程：运输、换笼、陌生气味、强光、噪声、粗暴抓取、长时间固定、频繁采血、反复灌胃、单独饲养、环境单调，都可能造成应激反应。应激并不只是“紧张一下”，它会影响激素水平、免疫功能、心血管状态、代谢和行为。

不同实验造成的伤害程度差异很大。无创观察、短时间行为测试、少量采样，通常对动物影响较轻；开腹、开颅、骨折、神经损伤、肿瘤接种、严重感染、缺血再灌注等模型，则可能引起明显疼痛和长期不适。一些疾病模型本身就意味着持续性痛苦，例如关节炎模型可能让动物长期行动困难，肿瘤模型可能造成压迫、溃疡、恶病质和消瘦，感染模型可能出现发热、呼吸困难和全身衰弱。

所以，评价动物福利不能只问“有没有开刀”。一项实验是否负责任，要看动物从来源、运输、适应、饲养、操作、监测到最终处置的全过程。笼具是否合适、温湿度是否稳定、是否有清洁饮水和足够饲料、群居动物是否被长期无必要地单独饲养、笼内是否提供筑巢材料和躲避空间、操作人员是否熟练，这些看似琐碎的环节，都会影响动物承受的痛苦，也会影响实验数据。

三、麻醉、镇痛和“动物不动”不是一回事

在日常语言里，人们常把麻醉和镇痛混在一起，但在动物实验中必须把它们分清。麻醉主要是让动物失去意识、感觉或运动反应，便于完成手术或有创操作；镇痛针对的是疼痛本身，目标是减轻或消除疼痛。镇静药可以让动物安静，肌肉松弛剂可以让动物无法活动，但它们未必能阻断疼痛。如果只是让动物“不动”，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麻醉和镇痛，动物仍可能感受到伤害，只是无法表现出来。

规范的动物实验通常需要在方案设计阶段就写清楚麻醉和镇痛安排，而不是等动物出现明显痛苦后再临时处理。较好的镇痛思路包括三点。第一是预防性镇痛，在明显疼痛刺激发生前给予镇痛措施，减少疼痛信号在神经系统中的放大。第二是多模式镇痛，把局部麻醉、全身镇痛、非药物支持等方法合理组合，在减少单一药物副作用的同时获得更稳定的效果。第三是术后监测和补救性镇痛。手术结束不等于疼痛结束，动物苏醒后仍需要根据疼痛评分、进食、活动、体温和伤口情况持续观察。

镇痛方案也不能机械照搬。不同物种、年龄、性别、体重、疾病状态和实验目的，会影响药物选择、剂量、给药途径和持续时间。某些镇痛药可能影响炎症、免疫、行为或代谢指标，这确实需要评估。但“可能干扰结果”不能成为默认不镇痛的理由。正确做法应是由研究人员、实验动物兽医和伦理审查人员共同判断：有没有替代药物？能不能换用局部麻醉？能不能调整时间点？能不能在实验设计中把镇痛作为统一条件控制住？只有在少数确有科学必要的研究中，才可能短时间限制镇痛，而且必须设置更严格的观察频率和人道终点。

四、镇痛不仅是伦理要求，也是科学要求

有人把动物福利和科学质量对立起来，好像越严格的福利要求越会妨碍实验。实际上，疼痛、恐惧和长期应激本身就是强烈的实验变量。动物处在疼痛状态时，进食、睡眠、活动、激素分泌、免疫反应、心血管功能和行为表现都会改变。如果一组动物承受的疼痛程度不一致，数据波动会变大；如果不同实验人员抓取和操作方式不同，动物的应激水平也可能不同，最终影响结果重复性。

这意味着，减少疼痛并不只是“善待动物”，也是在减少实验噪声。低应激抓取、适应性训练、稳定饲养环境、合理镇痛、标准化术后护理，都可能让实验结果更清晰、更可重复。有时，研究人员为了在高波动数据中得到统计学差异，会不得不增加动物数量；而更好的福利和更严谨的实验设计，反而可能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

国际上常用“3R原则”来衡量动物研究是否负责任：替代、减少和优化。替代是指在可能实现科学目标时，优先使用细胞、类器官、计算模型、人源组织、志愿者无创研究等非动物方法，或使用痛苦感受能力较低的模型。减少是指通过严谨的样本量估算、随机化、盲法、共享数据和更高信息量的检测方法，避免使用过多动物。优化是指改进饲养、操作、麻醉、镇痛和终点设置，尽量减少疼痛、痛苦、恐惧和持久伤害。

五、伦理审查不是盖章，而是追问“是否必要”

现代动物实验通常需要经过机构层面的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真正有效的审查，不应只是表格齐不齐、签名有没有，而要追问一系列实质问题：研究目的是否有足够价值？是否已经检索并说明没有合理可行的替代方法？动物种类是否合适？样本量是否经过科学设计？操作人员是否受过训练？麻醉、镇痛和术后护理是否具体可执行？动物可能承受何种痛苦，持续多久？达到什么指标时必须提前终止实验？

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叫“人道终点”。它指的是在科学目标仍可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根据事先规定的临床指标提前结束实验或实施安乐死，避免动物发展到不可逆的严重痛苦。常见指标包括持续体重下降、无法进食饮水、明显呼吸困难、持续卧地不起、严重感染、肿瘤溃破、无法缓解的疼痛等。把自然死亡作为默认终点，通常不是更客观，而可能说明研究设计没有充分控制不必要伤害。

伦理审查还应要求研究者如实记录和报告动物实际经历的伤害，而不只写“实验顺利”。例如，实际死亡率是否高于预期，术后是否出现感染，镇痛是否不足，是否有动物提前达到人道终点，是否发生异常事件。这些记录不仅关系动物福利，也关系后续研究能否改进。如果研究论文只报告阳性结果，却缺少动物照护、随机化、盲法、排除标准和不良事件等信息，读者就很难判断结果是否可靠。

六、公众在读动物实验新闻时，可以多问几句

动物实验不是一个简单的“支持”或“反对”标签。许多重要医学进展确实离不开动物研究，但动物实验也有局限：在小鼠身上有效，不等于在人身上有效；动物模型接近某种疾病机制，不等于完整复制人类疾病；动物实验结果令人鼓舞，也不等于药物马上可用于临床。面向公众的科学报道，既不应把动物实验妖魔化，也不应把动物模型中的发现包装成“治愈希望”。

读到动物实验新闻时，公众可以多问几句：这项研究为什么必须使用动物？有没有说明伦理审批？使用了多少动物，是否进行了随机分组和盲法评估？是否设置了人道终点？动物承受的痛苦是否被评估和缓解？结果离临床应用还有多远？这些问题不是给科学研究“添麻烦”，而是在帮助我们区分严谨研究和夸大宣传。

对于科研机构和研究者来说，动物研究的社会信任来自透明。越是承认动物可能承受痛苦，越要说明为什么这项研究有必要、如何减少动物数量、如何减轻疼痛、如何报告真实情况。回避痛苦，不会让研究更高尚；严肃面对痛苦，才是科学共同体应有的成熟。

七、负责任的科学，应同时追求知识与克制

实验动物会痛，这不是情绪化判断，而是现代生物学、兽医学和动物福利伦理都必须正视的事实。动物不会投票同意一项实验，也无法为自己辩护，这恰恰要求人类在使用它们时承担更高的证明责任。研究目的要足够重要，实验设计要足够严谨，替代方法要被认真考虑，动物数量要尽量减少，麻醉镇痛和护理要落到细节，人道终点要真正执行。

镇痛保护的是动物，也保护实验结果；良好福利减少的是不必要伤害，也减少数据中的干扰；伦理审查限制的不是科学探索，而是未经充分证明、设计粗糙、缺少责任的动物使用。衡量一项动物实验是否先进，不能只看仪器多昂贵、技术多复杂、论文影响因子多高，也要看研究者如何对待那些无法表达意见、却为研究承担代价的生命。

真正高质量的动物研究，应当同时具有科学价值、技术严谨性和伦理上的克制。实验动物会痛，正因为它们会痛，科学才更需要边界、透明和责任。

作者：沈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