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作家、编剧苏小卫的首部非虚构作品《私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200多页的小书，像一本用文字织就的相簿，承载了苏小卫——一位语文教师和编剧，一个女儿、妻子和母亲——六十余年的人生。
苏小卫，北京人，1960年出生。读师范七年，当语文老师三年，从事与电影相关工作三十年。曾创作电影剧本《那人那山那狗》《暖》《唐山大地震》《萧红》等，出版有《苏小卫剧本选》《闪回》《字里行间的电影》。
私事，是以“我”和“我的感受”为中心，远离公共话语的叙事。私人畛域幽暗不明，作者从中辛苦打捞的“私事”，看似零散琐碎，却凝聚了她独特的生命体验。那些在时间长河的反复冲刷之下仍旧被记忆的往事与情感片段，是时代在个体身上的奇妙折射，也是芸芸众生中“我”之为“我”的存证。
苏小卫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北京家庭，父亲“好脾气”，母亲“性子急”，她是家中最小的女儿，上头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几个孩子都很独立。在《私事》中，苏小卫以素朴细腻的笔触，穿梭闪回的方式，书写与家人、爱人和朋友相处的日常：长辈的言传身教，干校的童年岁月，“死里逃生”的惊险，买书读书的习惯，养猫育儿的喜悦……往事在记忆里沉淀的方式构成了她内心世界的风景：她记得父亲在自己年少闹失恋的时候说：“虽然有火焰山，芭蕉洞，九九八十一难，但是不要忘了取经的大事”；也记得自己看世界杯50年，没追到球星，倒是“追到”一个球迷：“2006年德国世界杯，微博上发现一个看球笔记，写得真好，又专业又文学，有态度有情怀。那种开心，是找到了知音，捡到了宝，一夜暴富的感觉。……”
在采访中，苏小卫告诉南都记者，从八十年代开始，她每年有一个记事本，不是详尽的日记，只是记下一些不想被遗忘的事情。40年来，这些记事本成为她写作的线索，抵抗遗忘的手段，珍藏私人记忆的宝库。
苏小卫自言度过了“风平浪静的一生”，写作《私事》，是她与人生展开一场漫长的对话，而她乐观的性情，为过往岁月笼上了一层诙谐柔和的滤镜。
“六十岁不是一个值得夸耀的年纪，可我觉得自己差不多遇到了所有该遇到的人。无数相遇与告别，构成一个人的故事。一个人的故事，也是所有人的故事。”苏小卫在《私事·自序》里写道，“来自一百多年前的长辈，我们和他们一样不善言辞、讷于表达，这可能是最后一次隔空倾诉；一起经历了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同辈，彼此在回望中会心一笑，万里无云；80后、90后、00后的晚辈，也能看到我们曾经年轻、曾经热血、曾经很不靠谱。”
南都专访作家、编剧苏小卫
作家、编剧苏小卫
《私事》是自己和自己对话
南都：这部非虚构作品为什么取名《私事》？
苏小卫：《私事》是关于自己的非虚构。时刻陪伴我们的只有自己，没有谁能写出你的全部生活，所思所想，所见所闻。除非有一天，你自己坐下来写。这时，第二个人就出现了，她看到那个从幼小到成年，从黑夜到白天的你，然后是你身边形形色色忽远忽近的人；然后是布景般的城市、乡村、道路、春夏秋冬四季景致。就像今天的我，以过载的头脑和模糊的视线重新打量过去的自己，收集起有限而零碎的记忆，写成随笔。《私事》，是自己和自己对话。
不知道您是不是看到过“翻包”的短视频，视频的主人把自己随身携带的眼镜、钱包、耳机、化妆品等等一件一件拿出来给大家看，介绍这些东西的来历，分享使用的心得。每个人包里的东西是很私人的，如果自己不拿出来，别人不会看到。但是总会有一些人愿意分享，可能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和目的，就是一种表达和分享的意愿。我写《私事》，也是在和别人分享。张开手，让读者看到今天的我手里一直攥着些什么。我很看重这些记忆：关于父母，关于家人，自己的经历和一些难忘的瞬间。这些对别人可能并不重要，但对我特别重要，重要到我总是担心有一天我人不在了，这些记忆就像无人知晓的私人物品一样，和我一起消失了。我甚至觉得，我可以消失，这些记忆不应该消失。很感谢作家出版社，《私事》的出版，让记忆得以保存，让我有机会和读者分享这些回忆。
虽然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但每一件都真实发生过。比如我写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参加工作不久的我跟着单位里的老同志去逛旧书店，面对汗牛充栋的典籍，也不知道该怎么选，学着别人买了一套《诸子集成》，10本。下班到婆婆家吃晚饭，把书抱进屋。我公公从工厂退休，不爱说话，平时爱看报纸。那天拿起一本《诸子集成》一直在翻，我本来就是随手买的，也不一定读，就借花献佛，说您留着看吧。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后来的很多年里，这套书总会有一本在他手边，一直陪伴着他。老人去世之后，我把书又抱回自己家，偶尔翻看，《论语》《孟子》《庄子》……觉得字里行间都是他的晚年时光，从他对这套书的钟爱，也依稀看到他青春年少时读书的影子。而我不经意间送给他的这套书，可能比逢年过节买的吃的穿的更加合他的心意。
再比如，我还写了一件印象很深的事情，其实就是别人的一句话。2008年，在单位的培训中心集中培训一个星期，当时我爸正在住院，培训中心在郊区，回不去。培训结束那天，中午大家围在一起吃饭，我说，今天回城可以去医院看我爸了。没一会儿，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朋友从外地来出差，约了在北京的几个朋友晚上一起吃饭，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时间地点一通沟通。吃完饭大家照例在院子里散散步，然后各自回房间午休，走到房间门口，一个刚才一起吃饭，又一起散步的别的单位和我年纪相仿的男同事忽然对我说：“我觉得，你还是先去医院看你爸，然后再去和朋友聚会吧。”这句话让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站了好半天，我看见他眼里的我，电话里满口答应吃饭，把刚才说的去医院抛在脑后；我也看见了我眼里的他，散步的时候当着别人没有说，可能也犹豫要不要这么直接，但在最后一刻，他还是很认真地说出来了。我那天还是先去见朋友后去了医院，但这件事这句话我一刻也没有忘记，我很庆幸周围有这样的人，他这么做完全不是为了自己。我也很庆幸我受到过这样的提醒，我们不会每天面临生死考验，重大抉择，但就是这些小事，在塑造着你，塑造着你在别人眼里的样子。《私事》的主要内容就是这样一些我经历过的，包含着人生的况味的小事，我珍藏至今，不肯忘却，愿意分享。 至于这个书名，就是字面的意思。
南都：您认为个人的私事和时代的宏大叙事之间有什么关系？
苏小卫：我还记得《南方周末》2008年的新年献词中的一段：“2008年已经开始，中国闪亮登场，你在其间，独一无二，不可或缺。无论你是何种角色，都不要被历史的大潮淹没，或者冲刷去你的独立存在。至少你要在大时代中做个坚强的小人物，在狂欢夜做个自由的舞者。” 或许这就是时代宏大叙事和个人私事的关系。不知道2008年您多大？身居何处。年初，南方冻雨，广州公安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春运，死扛11天让几十万农民工返乡过年。5月，汶川地震，万众同心，举国驰援。8月，北京奥运隆重开幕，赢得了全世界的掌声。9月，宇航员翟志刚首次完成太空行走。 2008年，我48岁，朝九晚五，上有老下有小， 4月我爸去世。时代是一幅长卷，宏大叙事是长卷中重要的事件和人物，我们每个人也都会出现在长卷的某一个时段。你的脚下就是你的舞台，你身后的背景就是你所处的环境，你身边的人就是和你同台的角色。我们的生活，或平淡无奇，或跌宕起伏，或悲欣交集，都在这个时代的剧本里，个人叙事也是时代叙事的一部分，是对“时代的宏大叙事”的补充。
《私事》写到一件我小时候的事，1966年，我在我妈单位的幼儿园上大班，有一天我和往常一样走进熟悉的教室，鼻子里充满了搪瓷饭碗高温消毒的熟悉味道，陌生的是，全班小朋友围在一个男生的周围，男生让他们都别跟我玩，于是我度过了有生以来最孤独沮丧的一天。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回到家里，我哭着跟我妈说，他们都不跟我玩了。我妈最多停顿了3秒钟，没有多问我一个字，说了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的一句话：“明天我就去给你退园，不上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会有我妈这么好的家长？从那以后我摆脱了幼儿园的束缚，一直玩到上小学，也没心思再去深究，大家到底为什么孤立我。长大以后我才明白，那是在1966年，我爸进了牛棚，我妈独自承受巨大压力，还要保护她的孩子们。她没有问，但她会把我被孤立和我爸进牛棚联系起来，才立刻做出那么干脆的决定。当时年幼的我，没有想到这一层，我就是觉得我妈是最好的家长，给我撑了腰，提了气，坏事变好事。个人叙事或深或浅带着时代的印记，有些事情，你经历的时候可能并没有看清楚想明白，在之后的某一天，和那个舞台拉开了一段距离，有了更开阔的视野，更长的时间沉淀，才能找到答案。如果说人生是一条河，很多事都随着岁月顺流而下，站在河岸上又能打捞上来多少呢？这其中又有多少有价值？个人叙事可能要用一生才能完成。
苏小卫幼时照片。收录于《私事》
只有“我”是《私事》的主角
南都：您怎么挑选写作素材？
苏小卫：《私事》是一本随笔，不是对自己人生的完整表述，也不是自传，没有严格的时间顺序和总体布局，写什么，怎么写都随自己的心意，选材也比较自由。这是一种难度比较低的创作，适合我退休后的状态和体力。比如我写下题目《命悬一线》就先把自己从小到大经历过的危险排列一下，再一件一件描述。小时候在干校，差点让惊马踩在脚下；和房东家的孩子出远门搂树叶，迷路，陷进沼泽；大学毕业后到郊区看同学，在水库上开装了马达的木船，很后怕；长大后生孩子、生病、做手术，劫后余生。我尽量真实地还原当时的状况，也会想起一些相关的人，比如我写自己2009年住院手术，就会想起那个照顾我好几天的护工，人高马大，干活麻利，她的照片还在我电脑里，我却早已忘记她的名字。我们当时其实聊得挺多的，她家里的事情和病房里的故事，我都没有记下来，如果当时有详细的笔记，她的故事可能就不是现在的寥寥几笔。
《在北京开车》记录了我1997年在驾校学车，对一起学车的6个同学有比较具体的描述，因为我20年前就用文字记录了那段经历。记录下来太重要了，因为遗忘太快了。我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每年都有一个记事本，不是详尽的日记，只是记下一些不想被遗忘的事情，记了有40年，虽然里面的内容很多已经语焉不详，仍为我提供了回忆往事的索引。如果没有这些本子，我也写不出《私事》，有些事就算没有忘记，也很难写出准确的时间、地点，在真实感上就会有所缺陷。1989年，我怀孕身体不好，医生开了病假在家躺着，本子上也没有什么内容，但在1989年1月22日写着一行字：“老Y来看我，送来两只老母鸡”。如果不是这行字，这件事我早就不记得了，发微信去问我当时的领导，记不记得送过我两只老母鸡。他也完全不记得了。这件事在今天看，我还是心生感慨。当时刚到新单位不久就怀孕休病假，自己挺不好意思的，没想到部门的领导还到家里来看我，还送我两只老母鸡！八十年代，领导工资也不高。我觉得他影响了后来的我，我一直比较在意单位里的人情味，我们会专门为每个调离的同事举办有仪式感的活动，会轮流去探望、陪伴住院的同事，会为退休的同事制作一个小相册，留住在一起的欢乐时光。
南都：什么样的私事是可写的，什么样的私事不宜与公众分享？
苏小卫：其实就像我们翻看手机相册，你会从照片中挑选有纪念意义、构图满意、色彩和谐、面带笑容的保存下来，拿给别人看，自己不满意的顺手就删除了。我在《私事》的自序里写：“收藏的东西都是自己喜欢的，记住的往事大都是美好的，关于自己的非虚构一定是片面的。全面的人生，完整的真相，深刻的道理，还得依靠虚构”。
“什么样的私事是可写的，什么样的私事不宜与公众分享”？您的这个问题贯穿我写《私事》的全过程，是个难题。那些不满意、不好看的“照片”在当时就被删除了，很多应该记住的事情并没有记住，当然每个人可能也私下保存着一些不好看的“照片”，但不会拿出来给别人看。所以《私事》中并没有完整真实的自己，缺失很多不好看的“照片”。你选择了明亮的拼图，就拼不出阴影和暗角，就不是绝对的真实。我大哥看了《私事》，说我挺乐观的。
在准备示人的“照片”中，还要看照片里有没有别人，要看你和谁在一起，你想拿出来的“照片”，对方是否满意？所以我尽量选“照片”中别人比较“好看”的。但你认为好看，别人是否也认为好看呢？是否愿意你拿出来呢？所以我还是做了一点模糊处理，隐去了除了自己之外所有人的姓名。如果我把名字写出来，就要一一征得对方的同意，这是一件无法完成的工作，也不是我写《私事》的初衷。所以，“照片”都是真实的，但不是全部；“照片”中的别人也是真实的，但只有我是《私事》的主角，要站出来，别人不用，但我希望读者喜欢我写到的他们。比如我上大学时的外国文学老师，在《私事》中出现了好几次，因为在大学毕业后的40多年里，我每年都会去看她和她聊天，逐渐地加深对她的了解，她对我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比如有一次她说退休以后在校园里已经被各种车撞过4次，但她从来没有找过车主的麻烦，都是自己去医院，自己养伤。虽然她这么做也不一定对，但她的大度是令人尊敬的。我屡次写到她，但并没有单独写她，我觉得对她的了解远远不够，担心写不好。
在变化中高速运转的20世纪1980年代
南都：1980年代，是您刚刚进入社会的年代，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有哪些值得回忆的往事？
苏小卫：20世纪80年代，在《私事》中占比较高，也是我人生的重要时期，从20岁到30岁。1982年，我从中文系本科毕业，1982年到1985年在远郊区师范学校当语文老师，1985年到1988年，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的硕士学位，1986年相亲认识后来的老公，1987年夏天结婚，88年我奶奶去世，我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1989年儿子出生。短短的10年，我经历了好几个重大转折，身份变化。此时此刻我才发现，20世纪80年代我在如此密集的变化中高速运转。
那时的我是一个精力充沛，积极向上的文学青年，神经比较大条，对步入社会没有什么焦虑，远郊区交通不便，生活条件艰苦也不太在意，毕竟每个星期都可以回家，到家就见朋友、见同学、看电影、看话剧、看画展，马不停蹄。我很喜欢当老师，喜欢学生，喜欢改作文，每次作文讲评课都跟过年似的。重回学校读研，乏善可陈，和同学比较疏离，住在宿舍的时间也比较少，没课就回家照顾奶奶和爸妈。 上大学时我是宿舍里年龄最小的老七，工作三年后读研，我成了宿舍里的老大，而且是上过班的，我很想把家在外地的几个舍友照顾好，后来才发现这些走南闯北的小女孩比我能力强多了，她们还给我介绍过对象。和老公是相亲认识的，两个78级的大学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彼此的家庭也知根知底，他姐和我姐是中学同学，我和他也是一个中学毕业的。于是就开始一起看画展、看话剧、看电影、逛书店，直至结婚。结婚第二年，我哥单位分了房子，把他原来住的一间“筒子楼”给了我，此前我们一直住在我爸妈家。虽然是公用厨房，公用洗手间，各家还在走廊上堆满杂物，但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两人欢天喜地。翻了一下记事，当时非常频繁地请客，大学外国文学老师，研究生导师，大学同学，研究生同学，好朋友，两边家里的爸妈哥姐，从国外回来的中学同学带着她当教授的老公，单位同事出国访学饯行，都在我们简陋的新家吃过饭，我也不知道给人家都吃了些什么，对新生活热情相当高涨，直到怀孕了才有所收敛。小朋友在两边老人和小阿姨的帮助下稀里糊涂带大了，我们自己也倾注了全部心血，克服了各种困难，收获了巨大的喜悦。后来因为怕老人太辛苦，小朋友两岁就送去了托儿所，这是我比较后悔的事情，接孩子等在托儿所外面都能听见里面此起彼伏的哭声。三岁上了正规的幼儿园，虽然还要骑着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每天接送，但小朋友开心多了。《私事》里关于孩子的内容不算少，说明了他在我生命中的分量，这里不再赘述。
我的八十年代，物质生活清贫，精神生活丰富。《私事》中，写到了大学里的小书店，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整个学校唯一一个能花出去钱的地方。80年代，学校没有超市，没有小卖部，刚开始的两年也没有饭馆，除了食堂之外，只有一间很小的书店。我因为从小做家务，很早就帮家里买东西，养成了花钱的习惯，所以经常去逛书店，买书。那时候书也很便宜，482页的《菲茨杰拉德小说选》1.65元，434页的《茨威格小说选》1.35元，当年能拥有一本《茨威格小说选》，太开心了！ 那本书一直在我书架的c位。还迷话剧，人艺的新剧目都会去看《上帝的宠儿》《洋麻将》《狗儿爷涅槃》《月牙儿》等。1985年我看了电影《音乐之声》，不记得在哪里看的，这部电影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仿佛生活都跟着变美好了。80年代，看到了一些以前没有看过的外国电影，《茜茜公主》《两个人的车站》《后窗》《现代启示录》等，中国电影也出现了《芙蓉镇》《红高粱》等佳作。那时大家还特别热衷看体育比赛直播，女排、男排、欧洲杯、世界杯我也都会守在电视机前。20世纪80年代给了我最好的青春年华，也给了中国一个新的开始，改革开放让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我们用了近50年的时间走到了今天，每个人每个平常的日子都弥足珍贵。
南都：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颜慧说“每个人都能在《私事》中看到自己与他人的影子”您收到最让您意外的读者反馈是什么？有没有人告诉您，您的哪段经历让他们想起了自己？
苏小卫：如果没有颜慧总和责编宋辰辰的鼓励，我完成不了《私事》，越到书稿要成型，我心里越没数。要有什么样的独特经历、跌宕命运才值得写成书与大家分享？我的人生是不是太过风平浪静了？这本关于自己的非虚构，有出版的价值吗？我的记述和文字是不是太简单了？缺乏文学的沉郁，缺乏对人生深入的开掘，甚至缺乏更充分的描述？就像我在后记中说的，退堂鼓打过不只一次。
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不满足于做个好读者，去看别人写的非虚构呢？李娟老师，她笔下新疆四季山川风物，暴雪极寒中的牧民和羊群，哪怕一个小孩子，都鲜活灵动，熠熠生辉。蔡崇达老师，对故乡的牵挂，对亲人乡亲的情感，在优美平静的叙述中涌动不息。梁鸿老师，她对家乡依依不舍，她不仅仅回忆往事，更关心那里的当下；她不仅关心家乡，心系整个中国农村。而我写的只是一些琐碎日常，点滴心得。颜总说，我们是同龄人，你的随笔确实让我会心微笑，也会让更多的人想起自己的故事。辰辰老师说，文字各有各好，朴素不是缺点。而我想的是，她们为了我已经付出了很多劳动，不能对不起她们的信任和帮助，就算有人打退堂鼓，也不应该是我。
当然，《私事》不是没有优点，“真实”算一个。每件事，每个人，每句话，都是真实的，时间和地点，我尽可能地核实准确。在没有微博、微信、视频号的当年，这些几十年前真实的碎片能保存下来，“带着当年的温度，折射出曾经的景象”，也很宝贵。在正文的后面，我附上了一些和正文相关的老照片，有些已经模糊不清，但都是照片原来的样子，没有修图和美颜，我也是在为文字的真实性提供一份旁证，那些珍贵的图片，也在无声地讲述着生活真实的瞬间。
“坦诚”算一个，我作为一个66岁的退休女性，船到码头车到站，可以躺平了，没有人要求你不断创作，不断表达，是自己要写《私事》。你要表达什么？你还有什么要说？六十多年，磕磕碰碰走过来，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关于与家人朋友相处，关于教育孩子，关于婚姻家庭，说出来的不一定都对，我态度是坦诚的。比如面对学业负担很重的小学生，我当年就很同情他们，觉得小朋友应该有更轻松一些，快乐一些的童年，为了看到儿子笑，给他念手机里的笑话也是真的。我现在仍然这么看，也许有读者不同意我的看法，我希望读者可以原谅我的坦诚。我还写到1990年老公的姐夫在家里炸酱带到工地让民工下饭。这是有一次他在家里做饭，我在边上帮忙，他随口说的，他当时在工程队当“工头”，他说民工伙食差，他有时在家炸一盆酱带到工地给民工下饭。我当时就很感动，因为他是20世纪90年代初很多下岗工人中的一员，他们从工资条件优越的产业工人，转型为要靠自己重新寻找生存方式的成年人，心里是有落差的，但他还是会介意民工的伙食，他不是老板，不能提高伙食标准，他会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表达他的关心。我在《私事》里写下这件事，是想说，人的慷慨与否，和贫富没有直接关系，和善良与否有直接关系。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力所能及地对别人好。
关于自己的非虚构，不仅仅是写给自己的；对往事的回望，也不仅仅是为了怀旧，《私事》也不全是私事。生活发生了很大得变化，但生活的挑战和难题，依旧摆在一代一代人的面前，我写《私事》也是今天的自己对人生课题的思考的继续。至于反馈，您的采访对我来说就是重要的反馈，非常感谢。
写随笔比写剧本自由
南都：您写过《那山那人那狗》《唐山大地震》《萧红》这样的大银幕作品。为什么《私事》一书里鲜见到您回忆编剧工作的细节？
苏小卫：我写剧本的起点也是家庭。因为没有别的业余爱好，我工作之余，就是读书和写作。参加工作之后，在《啄木鸟》发表过一个中篇推理小说，在《中国电视》上发表过一个上下集电视剧本，也写少量的评论文章。开始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就是喜欢写。老公电影学院美术系毕业，毕业后一直在摄制组做美工，后来也拍广告，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电影开始市场化，拍电影的机会多了一些，他也很希望尝试，我就自告奋勇，说我来帮你写个剧本。就写了以残奥会运动员为原型的电影剧本《赢家》，老公觉得剧本不错，经过一段漫长的努力，电影终于拍了出来，获得了当年的华表奖，我还得了华表奖的最佳编剧。这是始料未及的，初衷只是帮助老公实现当导演的转型，字幕署了个笔名。《赢家》的成功给了我们信心，老公也有了新的创作机会，也有制片方希望我们继续合作。于是就有了后来的《那山那人那狗》《暖》《愚公移山》《秋之白华》《萧红》等作品，期间也和别的导演有过合作，创作了《唐山大地震》《沂蒙六姐妹》等。因为工作变动，我2012年后没有再写电影剧本，我和老公的合作也就结束了，有很多酸甜苦辣，电闪雷鸣，都已往事随风。《私事》没有写到关于创作的内容，是因为我在2015年出版过一本文集《闪回》，里面收录了我关于电影创作大部分文章，该说的已经说过。如果再谈创作，对于现在的我难度太大了，行业变化非常快，短视频，人工智能对剧本创作的影响也很大，站在潮头的人们尚且在试水，已经在岸上休息的我不便指手画脚，随便发言，还是多看多学习，给他们加油吧。
南都：剧本是“写别人”，《私事》是“写自己”，这两种写作状态，对您来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苏小卫：写自己比写别人容易一些，写随笔比写剧本自由一些。写别人，特别是写距离当下生活时代比较远的真实人物，需要花大量的时间阅读，接近你要写的人物和他们生活的时代，这件事没有捷径可走，如果书看得不够，别人可能看不出来，但你自己知道。写《秋之白华》的时候，师妹跟我说，李洱老师《花腔》中的主要人物有瞿秋白的影子，可以读。但我当时忙乱中并没有读，退休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读了《花腔》，相见恨晚，也愧对师妹当年的提醒。为了创作而读书，不单纯是寻找素材，更是要调动自己主观的表达，你是创作者，笔下人物经历和性格中的哪些东西触动了你？启发了你？你怎样通过笔下的人物把你的思考和感受表达出来？你的表达能否让观众理解，能否打动观众？有时候，观众总觉得关于真实人物的故事片不如关于这个人物的纪录片打动人，不是编剧掌握的素材比纪录片少，而是编剧在构建故事，塑造人物的时候过于客观了,该写的都写了，却没有把自己的独立思考、主观情感在故事中充分表达，而编剧才是那个离观众最近的人，你的表达方式是你和观众的交流方式。从这一点来看，写别人和写自己也没有本质的不同，都是作者的主观表达。写自己是和读者以更直接的方式交流，不编故事，不虚构，不美颜，直接站在读者的面前，接受读者肯定或者批评。
《私事》的写作我自己认为和我写剧本是有关联的，编剧在写作时会把观众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怎么写通常要考虑观众是否接受和喜欢？《私事》的文字，我尽量简化，短小一些，多直接叙述，少抒情议论，总是担心读者觉得啰嗦冗长，看不下去。文字中尽量保持的一点幽默感，也是希望读者能有比较轻松的阅读感受。即使给不了读者更多的收获，至少是一次愉快的相遇。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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