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哺乳动物更不用说，欧亚大陆拥有世界上14种可驯化大型哺乳动物中的13种，美洲只剩无法负重的羊驼，澳大利亚干脆没有可驯化的大型动物。开局直接不在一个赛道上。
好的资源还要能传播出去才行，同一纬度的地区气候相似，欧亚大陆东西铺开，小麦、牛羊、车轮、冶金技术一路顺畅扩散。
分裂意味着竞争，各国君主为了战争需要资金，不得不向贵族、商人让渡权力，议会、法治、自由主义的种子就此埋下。
东亚核心地带的平原广阔，一旦政权占据华北、长江中下游平原，就能获得压倒性的农业和人口优势，进而扫平边缘地区，天然容易形成中央集权。
地缘环境也左右着政治形态，处于四战之地的国家，需要庞大常备军抵御入侵，这支军队既可以对外作战，也能对内镇压、压榨百姓，很容易强化专制王权。
像英国、古希腊城邦靠海洋作为天然屏障，不需要维持庞大陆军，海军无法开进内陆收税镇压，商人、平民就能和君主讨价还价，更易保障自由和产权。
靠海的地区容易发展对外贸易，商人流动性强，统治者过度压榨就会带着资本逃走，自然会倒逼形成包容的制度；而内陆农耕社会的财富绑定在土地上，农民无法逃脱，君主可以随意压榨，专制统治就格外稳固。
气候作为地理的一部分，也深刻影响制度形态。历史学家卡尔・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提出“治水帝国理论”，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农业依赖人工灌溉，修水渠、堤坝需要成千上万的劳动力，远超单个村落的能力范围，只能靠庞大的官僚体系协调。
掌握治水权的统治者，直接垄断全社会的暴力和经济资源，脱离这套系统就会面临饥饿，最终演变成不受限制的绝对专制。
但制度基因并非绝对的宿命，就像人的基因不会决定人的一生，经济学家戴伦・阿杰姆奥卢和政治学家詹姆斯・A・罗宾逊在 2012 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将制度分为包容性和榨取性两种，认为国家繁荣与否取决于制度类型。
西欧农民趁机与领主谈判，最终瓦解了农奴制，走向包容性制度；而东欧比如俄罗斯，却用强硬手段镇压，反而强化了农奴制，滑向更深的榨取性制度。
可西班牙人抵达拉美后，直接接管原有剥削系统，奴役原住民挖矿，形成了极权榨取制度，英国人抵达北美时，地广人稀没有金银矿，无法通过奴役原住民获利，只能赋予移民土地所有权和政治投票权以激励生产，反而种下了包容性制度的种子。
抓住关键节点能逆天改命，但难度极大，一旦国家走上某条道路，就会形成强大的路径依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惯性。
英国光荣革命就是典型：由多个阶层联合发动的革命，没有单一群体能独吞果实，只能互相妥协建立制衡体制，为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但这样的案例少之又少。
路径依赖才是最难打破的宿命枷锁，多数时候，即使出现了关键节点的裂缝，制度惯性仍会把社会拉回老路，这就是历史真实又残酷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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