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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15日在飞机上看航空公司内刊，才知道2026年是南方航空成立70周年。
1956年中国民航调拨了3架苏式客机，70年发展成为今天国内领先的大型航空企业。
这张开通广州—桂林—贵阳航线的广告图片让我沉吟好久，1961年的40块钱有多少含金量我想人所共知。
那到底是什么人在乘坐飞机？他们坐飞机去干什么？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这些人生三问，让我也自问：我是谁？我坐飞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去那里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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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条信息我发在朋友圈，引来我的儿子问：当时是不是购买飞机票要介绍信？
这个我在内刊上也看到了，可惜我没有拍下图片，但至少在1961年买飞机票是不需要介绍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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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口是允许自由流动的。
1958年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规定：
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
该条例的颁布标志着城乡人口自由迁移政策的结束，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的体制开始形成，此后农村居民迁往城市变得非常困难，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从此在中国根深蒂固。1954年到1956年，全国跨地区迁移高达7700万次。
因此，1958 年是中国城乡人口流动政策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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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58年，购买飞机票不需要介绍信。而这一变化发生在1968年。
1968年2月10日，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一名工作人员冒充日本知名人士西园寺公一的儿子乘坐中国民航飞机叛逃后，民航局下达了《确保空中安全，把好客货关的指示》。要求在处理定座、售票及登机的过程中严把“三关”，即定座售票关、办理乘机手续关、登机关。具体规定了国内航线中国旅客购买机票凭单位介绍信和本人工作证，港澳同胞、华侨、外宾凭旅行证件，办理乘机手续及登机时要检查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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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名叫关愚谦（1931-2018），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毕业后在财政部工作。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被划为“中右分子”，1958年下放筹建中的青海画报社，其在青海时的作品曾登上《人民日报》。1962年，调至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
1968年初，关愚谦感觉自己可能要被揪斗之时，发现办公室里保存的日本友好人士，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日本驻华“民间大使”西园寺公一的儿子西园寺一晃的护照，上面还有埃及等国签证。于是冒名顶替，打电话给民航售票单位订票。由于其经常从事对外交流工作，对乘坐飞机很有经验。于次日（2月10日），乘坐十二点半北京－上海航班，在上海转乘巴基斯坦航空上海－广州－达卡－卡拉奇，之后转机开罗。辗转到了德国。
1970年受聘于德国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前后教学三十年。改革开放后回到中国，受聘于杭州大学和浙江大学兼职教授。出版了二十六本著作，编译出版德文版《鲁迅选集》。
这段逃跑经历，关愚谦在其自传《浪：一个为自由而浪迹天涯者的自述》（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1版）里描述非常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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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民航购买机票需要介绍信的源头。
1983年5月5日，中国民航296号航班在沈阳至上海航程中，被卓长仁等6名歹徒劫持并迫降韩国春川机场的重大事件。
5月8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防止劫机的安全保卫工作的命令》，限定乘坐国内班机的旅客必须是县团级及以上的干部和经过批准的陪同外宾、华侨、港澳同胞的翻译及其他工作人员。
5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执行〈国务院关于加强防止劫机的安全保卫工作的命令〉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的通知》，要求民航单位出售飞机票时，应认真检查购票证明信和乘机人的身份证件，只有符合国务院命令和本通知规定的人才准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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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乘机旅客的限制，导致当年国内乘机旅客人数锐减。旅客运输量从1982年的445.23万下降到391.45万人，下降了12.08%。
1983年7月9日，国务院《关于民航售票办法逐步恢复正常的通知》，乘机人员不限县团级以上干部。但乘机人购票时，需经县团级以上单位审查，并有负责人签名或盖章，以示负责。
自此，乘坐飞机的凭证由单位介绍信升格为县团级以上介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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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底取消了乘机介绍信要求县（团）级以上单位主要领导人签字的规定。
1988年11月，公安部规定使用公民身份证进行购买机票和验证。
1993年6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取消国内旅客凭介绍信购买国内飞机票的决定，国内旅客只凭身份证即可购买飞机票。
介绍信从此退出民航购票的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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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国人买飞机票不用介绍信也不过就是33年的时间，这是何等的幸福。
当然，33年前，普通人如我等要想坐飞机，似乎也是异想天开的事，介绍信即使好开，主要是因为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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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还是那个问题：当年都是什么人在坐飞机？
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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