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也没想到，跟我一个锅里吃饭十六年的秀兰，会背着我做出那种事。
那天下午，她照例出门买菜。我坐在沙发上翻报纸，余光扫到她枕头底下露出一角白纸，鬼使神差走过去，抽出来一看——是张汇款单。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收款人：王建国，金额8000元，日期就是我每月给她钱之后的第二天。
我手没抖，脑子也没懵。我是一瞬间全明白了。
我把汇款单放回去，打开衣柜最底层，她那个旧皮鞋盒子我早就看着不对劲。她以为我老眼昏花，不知道她每个月都往里头塞东西。我打开盒子，里头除了汇款单的存根，还有个小本子，翻开第一页手写的字迹歪歪扭扭：“等老赵没了，这套房子和存款归我儿子，大平路那套小的给女儿。”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铅笔写的，擦过的痕迹还看得见：“老赵血糖高，降压药不能停，但有些药可以少买点，省下钱给建国还债。”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足足五分钟。
客厅里钟摆滴答滴答响，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给我织的那条灰色毛裤上。毛裤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柜，她说天冷了，我膝盖不好，得早点备着。
我今年六十八，退休前在机械厂干了三十八年，退休金每月一万二，加上大平路那套房子每月收租七千，手头还算宽裕。十六年前老伴胃癌走了，儿子在北京安家，闺女嫁到了南京，我一个人守着这套一百二十平的房子，白天还好，晚上整个屋子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走针的声音。
说实话，我不是没想过再找个老伴。可这把年纪了，找老伴不像年轻时谈恋爱，背后牵扯着两边的子女、房子、存款，弄不好晚节不保，还惹一身骚。想来想去，托人介绍了个保姆，就是秀兰。
她来那天是2008年3月12号，我记得很清楚。穿着件碎花短袖，袖子洗得有点发白，但干干净净。拎着个旧提包，拉链的齿都掉了几个，用黑线缝着。她站在门口，拘谨地搓着手，指甲剪得很短，指节粗大，一看就是干过粗活的人。
“赵师傅，我叫周秀兰，今年五十二，老伴没了好些年了，儿子在老家。”她说话声音不大，低着头，不敢看我眼睛。
我让她进来，她站在客厅中间，也不坐，就那么站着。我说你坐吧，她才在沙发边上坐了半个屁股。
那天晚上她做了红烧肉，肥瘦相间，炖得软烂入味，还炒了个青菜，蒸了碗鸡蛋羹。我坐在桌前，她盛好饭端到我面前，自己却坐在旁边，拿筷子夹青菜吃，肉一块不动。
“你怎么不吃肉？”我问她。
“我不爱吃，您吃。”她笑了笑，低头扒饭。
我说你尝尝，做了这么多我也吃不完。她这才夹了一小块，放在嘴里慢慢嚼，我看她眼眶有点红，就没再说话。
后来我才知道，她老伴在世时欠了一屁股债，人走了债没走，儿子在工地干活摔断了腰，干不了重活，儿媳妇扔下个孙子跑了。她出来当保姆，一个月三千块，全寄回去给儿子还债买药。
这些都是她来半年后，有一回半夜我起来上厕所，听见她躲在厨房打电话，压低声音说：“建国，妈再想想办法，你别急，妈不会不管你的。”
我站在走廊里，没出声。
那之后我对她好了一些。买菜多给她点钱，逢年过节包个红包，她开始不要，后来也收下了。她干活利索，饭菜也合我口味，家里收拾得比老伴在世时还干净。我慢慢习惯了有她在的日子，晚上看电视有人陪着，说话有人应声，咳嗽有人递水。
大概过了一年，有天晚上吃完饭，我坐在沙发上看新闻，她洗了碗出来，站在厨房门口，欲言又止。
“秀兰，你有事？”我关了电视。
她低着头，两只手绞在一起，声音小得跟蚊子似的：“赵师傅，我儿子那边……又催债了，我想……我想跟您商量个事。”
“什么事？”
“您要是不嫌弃，我就……就留在这儿，不走了。我伺候您，洗衣做饭，您病了有我照顾，您一个人我也不放心。”她说完这话，脸涨得通红，五十多岁的人了，像个犯了错的小姑娘。
我沉默了一会儿。
说实话，我不是没想过这事。人老了，最怕夜里犯病没人知道。儿子闺女各忙各的，一年到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指望他们照顾不现实。
“行，”我说，“那咱俩搭伙过日子，我把话说明白，钱的事不能含糊。我每月退休金一万二，房租七千，加一块儿一万九，我留三千零花，剩下的全给你，算咱俩过日子的开销，多出来的算你的辛苦费。”
她愣住了，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使劲点头。
第二天一早，我把存折拿给她看，说以后每月一号我把钱转到你卡上，这家里的开销从里头出，剩下的你自己支配，我不问。她红着眼圈，说谢谢我，说她这辈子没遇见过这么好的人。
那天晚上，她把她的衣服从客房挪进了主卧衣柜。
头几年日子过得挺顺。她把我照顾得很好，冬天怕我冷，给我织毛裤、毛衣，夏天怕我热，绿豆汤熬好放冰箱里凉着。我血糖高，她天天盯着我吃药，饭做得清淡，连红烧肉都少了油盐。有一回我夜里发烧，她一宿没睡，每隔半小时给我量体温，天不亮就跑去医院排队挂号。
我住院那回，她白天黑夜守在床边，护士都以为她是我老伴。我闺女回来看了两天，见她照顾得妥帖，放心地走了。儿子打电话说要回来，我说不用，秀兰在。
可从三年前开始，我慢慢觉得有些不对劲。
她开始背着我接电话。以前她手机响了就在客厅接，声音大得我都听见，后来她总是跑到阳台或者厨房，关上门，声音压得很低。我问她谁打的，她说是老姐妹，聊聊天。
她每月底必定去银行，风雨无阻。我问她干啥去，她说给老姐妹帮个忙，转点钱。我说你那老姐妹每月都找你借钱？她脸一红，不说话了。
还有一回，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听见她在屋里小声哭，推门进去，她赶紧把手机藏到枕头底下，擦擦眼泪说做了个噩梦。
我不是没怀疑过，可我想，她伺候我这么多年，我不能把人往坏处想。再说了，钱给出去就是她的，她爱怎么花是她的事，我当初说了不过问。
可那天看到那张汇款单和账本，我整个人像被人兜头浇了盆冰水。
每月八千，十六年，一百九十二个月，一百五十多万。
我给她每月一万九千六百二十七块，她转头就划走八千给儿子，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还有那个鞋盒子，里头不光有汇款单存根，还有一份手写的遗嘱草稿，写着“等老赵没了，这套房子和存款归我儿子，大平路那套小的给女儿”。
更让我心寒的是那行铅笔字：“有些药可以少买点，省下钱给建国还债。”
我站在衣柜前，手里攥着那个本子，指节发白。
我没动这些东西，原样放回鞋盒里，又把鞋盒塞回衣柜最底层，枕头底下的汇款单也摆回原来的位置。
我坐回沙发上，拿起报纸，可一个字都看不进去。
以前总觉得，人心换人心，我给她够多的钱，够多的信任，她总不至于坑我。
现在才知道，我那不是信任，是傻。
就说每月那一万九千六百二十七块，我当时是这么算的：退休金一万二，房租七千，加起来一万九，多给的六百二十七，是我特意算出来的——她来的那天是3月12号，六百二十七是“3·12·7”的意思，图个踏实。
我跟她说这钱除了家用，剩下的都是她的，真没说假话。
家用能有多少？我一个老头，吃穿用度都不讲究，顿顿有肉有菜，一个月最多三千。物业费、水电费、煤气费，加起来也就一千。剩下的一万五，全是她的。
我当时想，她一个女人，带着个残疾儿子，不容易，多给点是应该的。
我甚至还跟儿子闺女打过招呼：“秀兰阿姨在咱家不容易，你们回来对她客气点，别拿她当保姆看。”
儿子闺女都点头，逢年过节回来，给她带的礼物比给我的还贵。
有一回我闺女从南京回来，给她买了件两千多的羽绒服，她当时就哭了，说这辈子没穿过这么贵的衣服。
我还劝她：“拿着吧，孩子的心意。”
现在想想，那眼泪里到底有几分真心，几分算计？
我翻出藏在书柜最顶层的存折，这是我留的后手——当年老伴走的时候，留下二十万存款，我没动过，说是以后给孙子孙女的压岁钱。
还有我这套房子，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儿子闺女都知道，这房子以后是他们的，我从来没提过要给秀兰。
可她倒好，已经在账本上把我的房子和存款都分好了。
她儿子得这套一百二十平的，我闺女得大平路那套小的。
凭什么？
大平路那套小的是我老伴生前跟我一起攒钱买的，给我闺女当嫁妆的，她倒好，一句话就给安排了。
还有那行“有些药可以少买点”，我越想越后怕。
我血糖高，还有高血压，每天要吃三种药，她每天都把药分好放在我手里，看着我吃下去。
原来她早就想着，能省一点是一点，省下来的钱给她儿子还债。
我想起去年冬天，我血压突然升高，头晕得站不住，她给我吃了药，说没事，休息休息就好。
我当时还挺感动，以为她懂医。
现在想想，她是不是给我吃的药量不够？
我不敢往下想。
钥匙插进门锁的声音，秀兰回来了。
她拎着两个大塑料袋，里面装着青菜、萝卜，还有一块五花肉，脸上带着笑：“老赵，今天买的五花肉特别好，晚上给你做红烧肉。”
我没说话，看着她把菜拎进厨房，听见她打开水龙头洗菜的声音。
以前听见这声音，我觉得踏实，知道晚上有热饭吃。
现在听见这声音，只觉得浑身发冷。
她洗了菜出来，见我坐在沙发上不动，走过来问：“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我抬头看着她，她头发里已经有不少白丝，脸上有皱纹，眼角的笑纹很深，以前觉得亲切，现在觉得刺眼。
“秀兰，”我开口，声音有点哑，“你儿子那边的债，还得怎么样了？”
她脸上的笑一下子僵住了，眼神躲躲闪闪：“就那样吧，慢慢还。”
“每月还多少？”我又问。
“没多少，”她低下头，搓着手，“几千块钱。”
“八千？”我看着她的眼睛。
她猛地抬起头，脸色一下子白了，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
“你……你怎么知道的？”她的声音带着哭腔。
“我还知道你账本上写的什么，”我指了指衣柜，“鞋盒子里的东西，我都看见了。”
她一下子瘫坐在地上，眼泪顺着脸往下流，双手抓着自己的头发，语无伦次地说：“老赵，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人，可我没办法啊……建国他腰断了，干不了活，孙子还要上学，那些催债的天天上门，我要是不还钱，他们就要把建国的房子收走了……”
“所以你就打我的主意？”我冷冷地说，“我给你的钱不够你花？不够你给儿子还债？”
“够，够，”她哭着点头，“可我怕，怕你走了之后，我没地方去，建国没依靠……我伺候了你十六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就想给我儿子留条后路……”
“留后路？”我笑了，笑得有点喘不过气，“你留后路，就把我的房子、我的存款都划给你儿子？就给我减药量？你有没有想过，我要是没了，谁给你钱？谁让你在这儿住着？”
她哭得更凶了，趴在地上，肩膀一抽一抽的：“我错了，老赵，我真的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再也不敢了，我以后好好伺候你，钱我也不转了，都给你存着……”
我看着她哭，心里没有一点怜悯，只有无尽的失望。
十六年啊，整整十六年，我把她当家人，当老伴，她把我当什么？
当提款机，当傻子，当一个快死的老头，等着分我的遗产。
我想起她刚来时的样子，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短袖，拎着掉了齿的旧提包，坐在沙发边上只坐半个屁股，吃饭只夹青菜，说自己不爱吃肉。
那时候的她，多老实，多可怜。
是我给的钱太多，把她的贪心喂大了？还是她从一开始就藏着心眼，只是我没看出来？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十六年的情分，全没了。
“你起来吧，”我站起身，走到卧室，从衣柜里拿出她的旧提包，扔在她面前，“收拾东西，走吧。”
她愣住了，抬起头，眼泪还挂在脸上：“老赵，你要赶我走？”
“不然呢？”我看着她，“留着你继续算计我？”
“我伺候了你十六年啊！”她突然提高了声音，语气里带着委屈和愤怒，“十六年！你病了是我照顾你，你饿了是我给你做饭，你夜里发烧是我给你量体温，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现在说赶我走就赶我走，你有没有良心？”
“良心？”我冷笑，“你跟我讲良心？你背着我给你儿子转了一百五十多万的时候，怎么不想想良心？你在账本上写着等我死了分我房子的时候，怎么不想想良心？你给我减药量的时候，怎么不想想良心？”
她被我说得哑口无言，又开始哭，哭得撕心裂肺：“我也是没办法啊，建国他要是没了钱，就活不下去了，我这个当妈的，总不能看着他死啊……”
“那你就能看着我死？”我指着她，气得手都抖了，“我赵德山自问没对不起你，每月给你一万九千多，十六年没断过，家里的事你说了算，我从来没管过你，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
她不说话了，只是哭，哭得整个身子都在抖。
我看着她，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十六年，不是十六天，不是十六个月，是十六年。
每天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一起睡觉，她给我织毛裤，给我熬绿豆汤，给我端水递药。
这些都是真的，不是假的。
可那些算计，那些账本，那些汇款单，也是真的。
我站在客厅里，看着她趴在地上哭，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照在她洗得发白的外套上。
我突然觉得很累，累得不想再跟她吵，不想再跟她掰扯谁对谁错。
“收拾东西吧，”我叹了口气，声音软了下来，“我给你十万块钱，算是这十六年的补偿，你拿着钱，回老家跟你儿子好好过日子，以后别再来了。”
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看着我：“十万？”
“嫌少？”我又冷了下来，“你每月转走八千，十六年转了一百五十多万，还不够？”
“不是，”她赶紧摇头，“我不是嫌少，我是……我是不想走……”
“不想走也得走，”我斩钉截铁地说，“从今天起，我这里不需要你了。”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了下去。
她慢慢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走到卧室，开始收拾东西。
她的东西不多，除了几件衣服，就是那个旧提包，还有那个装着汇款单和账本的鞋盒子。
她把鞋盒子抱在怀里，像是抱着什么宝贝。
我看着她把衣服一件一件叠好，放进提包里，动作很慢，像是在拖延时间。
我没催她，就坐在沙发上看着。
客厅里很安静，只有她叠衣服的声音，还有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
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她收拾好了，拎着提包，抱着鞋盒子，站在我面前。
“老赵，”她看着我，声音很轻，“我真的对不起你。”
我没说话，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放在茶几上：“这张卡里有十万块钱，密码是你生日，你拿着吧。”
她看着银行卡，又看了看我，眼泪又流了下来。
“我不要，”她把银行卡推了回来，“这钱我不能要。”
“为什么？”我皱了皱眉。
“我拿了你的钱，就更对不起你了，”她擦了擦眼泪，“这十六年，你对我够好的了，是我自己贪心，是我不对。”
我看着她，心里突然有点不是滋味。
她抱着鞋盒子，拎着提包，转身朝门口走去。
走到门口，她停下来，回过头，看着我：“老赵，你以后要按时吃药，别减药量，血糖高不是小事。还有，冬天别忘了穿我给你织的毛裤，你膝盖不好，别冻着。”
说完，她打开门，走了出去，轻轻带上了门。
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整个房子都空了。
比十六年前老伴走的时候，还要空。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的银行卡，看着她刚才坐过的地方，看着厨房门口她经常站着的位置。
十六年，就这么结束了。
我拿起手机，想给儿子打个电话，告诉他秀兰走了，可拨了号码，又挂了。
不知道该说什么。
说我被保姆算计了？说我十六年花了三百多万，最后落得一场空？
还是说，我其实有点舍不得？
我靠在沙发上，闭上眼，脑子里全是这十六年的画面。
她刚来时做的红烧肉，她给我织的毛裤，她夜里给我量体温，她躲在厨房打电话哭。
还有她账本上那行“老赵血糖高，降压药不能停”。
我突然想，她到底有没有真心对过我？
还是说，从一开始，所有的好，都是装的？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以后，又是我一个人了。
晚上，我自己煮了碗面条，放了个鸡蛋，没放盐，吃起来没滋没味。
以前这个时候，秀兰早就把饭做好了，两菜一汤，热气腾腾的。
我坐在餐桌前，看着空荡荡的对面，一口面条也咽不下去。
这时，门铃响了。
我以为是秀兰又回来了，赶紧站起来，走到门口，打开门。
门外站着的，是我儿子。
我愣在门口，半天没反应过来。
“爸，”儿子站在门外，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盒药，“我上午给你打电话你没接，怕你出事，就赶回来了。”
他进了门，换了鞋，把药放在茶几上。我关上门，坐回沙发上，一句话没说。
“秀兰阿姨呢？”他看了看四周，“厨房里怎么没动静？”
“走了。”我吐出两个字。
“走了？”儿子愣住了，“去哪儿了？”
“回她儿子那儿了。”我靠在沙发上，闭上眼，“以后不来了。”
儿子沉默了一会儿，在我对面坐下，看着我：“出什么事了？”
我没吭声。
他等了一会儿，又问：“爸，到底怎么了？”
我睁开眼，看着他，他今年四十二了，鬓角也有白头发了。我突然想，这十六年，他回来过几次？每年过年回来待三天，平时打电话问两句，我住院那回他说要回来，我说不用他就不回来了。
“你坐下，”我指了指沙发，“我跟你算笔账。”
我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从秀兰怎么来的，到每月给她多少钱，到她怎么背着我给儿子转账，账本上写的什么，遗嘱草稿上写的什么，还有那行让我减药量的话，一字不落。
儿子听着，脸色越来越难看，听到最后，他猛地站起来：“她敢给你减药？这他妈的犯法了！”
“你坐下，”我摆了摆手，“别咋咋呼呼的。”
“爸，你报警了没有？”他掏出手机，“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她这是诈骗，是故意伤害！”
“报什么警？”我看着他，“你抓她，她儿子怎么办？她孙子怎么办？她伺候了我十六年，你让我把她送进去？”
“可她算计你！”儿子急了，“她想要你的房子，想让你死！”
“她想让我死，就不会织毛裤给我了，”我指了指放在床头柜上的毛裤，“你看，上个月刚织好的，她说我膝盖不好，冬天得穿厚点。”
儿子看着那条毛裤，不说话了。
“这十六年，你回来过几次？”我问他，“你妹妹回来过几次？我住院那回，你们谁在医院守过夜？我夜里发烧，谁给我量体温？我血糖高，谁天天盯着我吃药？”
儿子低下头，不吭声。
“都是她，”我指了指门口，“都是那个背地里算计我的女人。”
“可她算计你……”
“我知道，”我打断他，“我知道她算计我，我知道她想要我的房子，我知道她给我减药量，这些我都知道。可你告诉我，这十六年，你们在哪儿？”
屋子里安静得可怕。
儿子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搓来搓去，半天才开口：“爸，我知道我们回来得少，可我们也有自己的日子要过，北京压力大，你孙子还要上学……”
“所以你们把我扔给保姆，就完事了？”我看着他，“你们觉得每月打个电话，过年回来住三天，就是尽孝了？”
“爸……”
“你听我说完，”我深吸了口气，“我不是怪你们，你们有你们的日子，我理解。可你想想，秀兰她图我什么？她图我每月给她一万九千多块钱，图我这套房子，图我死了她能分遗产。你们呢？你们图我什么？”
儿子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你们不图我什么，因为你们是我儿子闺女，我的东西本来就是你们的。可你们也不在我身边，我病了你们不知道，我难过了你们不知道，我夜里睡不着觉，坐在客厅里发呆，你们也不知道。”
“她都知道，”我指了指门口，“她算计我，可她陪着我。你们不算计我，可你们不在。”
儿子眼睛红了，低着头，不说话。
“这笔账，我算了十六年，算不明白，”我靠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我给她三百多万，她背着我转走一百五十多万给儿子，账本上记着等我死了分我房子，给我减药量省钱。你们说，她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她肯定是坏人，”儿子抬起头，“爸，你别被她骗了，她那些好都是装的。”
“装十六年？”我笑了，“你装一个试试？你装三天都装不了。”
儿子不说话了。
“我不是替她说话，”我坐直了身子，“她算计我是真的，她做错了也是真的，我赶她走，我不后悔。可我想了一晚上，我想明白一件事——人老了，最怕的不是没钱，是没人。”
“我跟你妈过了三十年，她走了，我一个人过了两年，那两年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天天煮面条，面条吃腻了煮速冻饺子，饺子吃腻了煮面条。晚上睡不着，开电视，电视关了，还是睡不着。有一回我在厕所里摔了一跤，趴在地上半个小时起不来，要不是邻居听见动静，我就死在那儿了。”
“后来秀兰来了，我日子才好过点。她给我做饭，给我洗衣服，陪我说话，夜里我咳嗽，她起来给我倒水。这些东西，不是钱能买来的。”
“可她要你的房子！”儿子急了。
“她要我的房子，我可以不给，房子是我的，我活着一天，她就拿不走。可她要是真心对我好，我死了，房子给谁不是给？给你跟你妹妹，跟给她，有区别吗？反正我死了，也看不见。”
儿子愣住了，看着我，半天才说：“爸，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我看着他，“我意思是，你们要是能多回来看看我，我至于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保姆身上吗？”
屋子里又安静了。
儿子低着头，两只手搓来搓去，过了很久，他抬起头，眼睛红红的：“爸，对不起。”
我没说话。
“我跟我妹妹商量过了，”他接着说，“我们想把您接到北京去，跟我们住，或者我们给您请个靠谱的保姆，这次我们盯着，不让她乱来。”
“我不去北京，”我摇了摇头，“你那儿一百平的房子，住你们一家三口都挤，再塞个我，你们不方便，我也不自在。”
“那我……”
“你该干嘛干嘛去，”我摆了摆手，“我自己能行，再不行，再请个保姆，这次我长心眼了，每月给钱，但不给那么多，账目公开，你也帮我盯着。”
“行，”儿子点头，“我每月回来一次，我妹妹也回来，咱们轮流。”
“不用每月，”我笑了，“你们有空回来就行，别等我死了才回来。”
“爸，你别说这种话。”
“行了行了，不说了，”我站起来，走到厨房，打开冰箱，“晚上在这儿吃吧，我给你做红烧肉。”
“爸，你会做红烧肉？”
“看你秀兰阿姨做了十六年，看也看会了。”
儿子笑了，过来帮我洗菜。
厨房里响起了水龙头哗哗的声音，还有切菜的咚咚声。
我切着五花肉，脑子里突然想起秀兰刚来那年，她做红烧肉，肉炖得软烂入味，我吃了一碗米饭，还添了半碗。她坐在旁边，只夹青菜，我说你怎么不吃肉，她说她不爱吃。
她不是不爱吃，她是舍不得吃。
她要把肉留给我，把好的都留给我，把我当成她后半辈子的依靠。
她算计我，她也依赖我。
这笔账，我算不清楚。
我往锅里放了酱油，放了糖，放了八角，放了葱姜，盖上锅盖，小火慢炖。
肉香飘出来，弥漫在整个厨房里。
儿子站在我旁边，看着锅里咕嘟咕嘟冒泡的红烧肉，说：“爸，闻着挺香。”
“那是，”我笑了笑，“你老子别的不行，做饭还是可以的。”
他笑了，我也笑了。
客厅里，电话响了。
儿子去接，说了两句，回头喊我：“爸，是秀兰阿姨。”
我手里的锅铲停了一下。
“她说什么？”
“她说，她到了，让您按时吃药。”
我站在原地，锅里的红烧肉还在咕嘟咕嘟地炖着，肉香飘满了整个屋子。
“知道了。”我说。
儿子挂了电话，看着我，欲言又止。
“你想说什么？”
“爸，您要是……要是舍不得她……”
“什么舍不得，”我打断他，“她算计我，我不能留她，这是原则。可原则归原则，人情归人情，十六年，不是假的。”
儿子不说话了。
我们把红烧肉端上桌，又炒了个青菜，蒸了碗鸡蛋羹。
坐在餐桌前，儿子给我盛了饭，自己夹了块红烧肉，咬了一口，说：“爸，这肉真好吃。”
“好吃就多吃点。”
我们父子俩对坐着，吃着饭，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窗外的天黑了，路灯亮起来，橘黄色的光照在窗户上。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问儿子：“你刚才说，你跟你妹妹商量过了，商量什么？”
“商量把您接北京去，”儿子放下筷子，“爸，我跟妹妹真的挺担心的，您一个人在这儿，我们不放心。”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又不是小孩子。”
“可您年纪大了，万一……”
“万一什么，万一我死了你们不知道？”我笑了笑，“没事，我买了块墓地，就在你妈旁边，到时候你们把我埋那儿就行，不用太操心。”
“爸！”
“行了行了，不说这个，”我夹了块肉给他，“吃你的饭。”
吃完饭，儿子收拾了碗筷，洗了碗，坐在客厅里陪我看了会儿电视。
十点多，他说要走了，明天还要上班。
我送他到门口，他站在门口，看着我，突然说：“爸，我以后每周都回来看您。”
“不用每周，你忙你的。”
“我说真的，”他眼圈红了，“爸，对不起。”
“行了，走吧。”
他走了，我关上门，坐回沙发上，电视开着，但我不想看。
屋子里又安静下来了。
我看了看手机，有几个未接来电，都是秀兰的，我没接。
她打了五遍，不打了。
我打开微信，看到她发了一条消息：“老赵，药在床头柜抽屉里，白色的那个一天三次，一次一颗，别多吃，也别少吃。毛裤在衣柜里，天冷了就穿。”
我看了很久，把手机放下，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乱糟糟的。
儿子说把她接回来，我不同意。
她算计我，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不然我赵德山一辈子白活了。
可这屋子空荡荡的，没有她，确实冷清。
我睁开眼，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十一点半了。
以前这个时候，她该催我睡觉了。
“老赵，该睡了，别看太晚。”
她总是这么说。
我站起来，走到卧室，打开衣柜，那条灰色毛裤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最上面。
我摸了摸，软软的，厚实。
她说我膝盖不好，冬天得穿厚点。
我关上衣柜，躺在床上，关了灯。
黑暗中，我听见客厅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还有楼上楼下偶尔传来的脚步声。
以前这些声音，我都不在意，因为身边有人，心里踏实。
现在这些声音，我听得清清楚楚，因为身边没人，心里空落落的。
我想起秀兰在账本上写的那行字：“老赵血糖高，降压药不能停，但有些药可以少买点。”
这句话，我琢磨了一晚上。
她给我减药量，是真的。
可她也写了“降压药不能停”，是真的。
她怕我死，又想给我省点钱。
这笔账，到底该怎么算？
我闭上眼，脑子里全是她抱着鞋盒子，站在门口，回过头对我说：“老赵，你以后要按时吃药，别减药量。还有，冬天别忘了穿我给你织的毛裤。”
她眼眶红了，声音发抖。
那眼泪，是真的。
那算计，也是真的。
我翻了个身，看着窗外路灯的光，心里乱得很。
人老了，最怕的不是没钱，是没人。
可人老了，最怕的也不是没人，是你分不清谁是真心，谁是假意。
我给她每月一万九千六百二十七，十六年，三百多万。
她陪了我十六年，给我做饭，给我织毛裤，给我量体温，给我端水递药。
最后，她背着我给儿子转了一百五十多万，账本上写着等我死了分我房子。
我赶她走了，我不后悔。
可我想起她做的那盘红烧肉，想起她坐在桌边，只夹青菜，说自己不爱吃。
那些画面，十六年了，刻在脑子里，抹不掉。
你说，这钱花得值不值？
不好说。
你说，这人我该不该赶走？
也不好说。
这笔账，不是加减乘除能算清楚的。
它里头有算计，有真心，有欺骗，有陪伴，有恨，也有舍不得。
我活到六十八岁，才明白一件事——
人这一辈子，最难算的账，不是钱，是人情。
钱给出去，还能挣回来。
人情给了，算不清，拿不回来，一辈子堵在心里。
朋友们，你们说句公道话，换你是秀兰，伺候了十六年，你会不会也想给儿子留条后路？
换你是我，这家你是让她走，还是让她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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