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 涛
图①至图④依次为：彩陶带盖高圈足罐座(库库特尼文化早期三段)、彩陶钵(库库特尼文化晚期一段)、彩陶鼓腹罐(库库特尼文化晚期一段)、彩陶大口罐(库库特尼文化早期二段)。 以上图片均选自《罗马尼亚库库特尼文化彩陶集萃》，图①为罗马尼亚雅西摩尔多瓦历史博物馆藏，图②至图④为罗马尼亚巴克乌县“尤利安·安东内斯库”博物馆综合体藏。
罗马尼亚多布若瓦茨遗址航拍图。多布若瓦茨遗址是库库特尼文化时期的重要聚落，自2019年开始，中国和罗马尼亚两国考古工作者持续对该遗址展开考古发掘。红框内为多布若瓦茨遗址的发掘区。 罗马尼亚考古队供图
2026年新年伊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罗马尼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编辑的《罗马尼亚库库特尼文化彩陶集萃》一书正式与读者见面了。笔者在2025年8月访问罗马尼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期间，曾走访多处库库特尼文化的考古遗址和博物馆，并有幸参加该书在罗方的相关发布活动，深感本书的出版凝结了中罗考古学家共同的心血，了却几代学人心愿，也解答了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世纪之问。
长久遥望：和仰韶文化的关联之谜
库库特尼文化是距今6600—5000年出现的一种铜石并用时代的彩陶文化，主要分布在罗马尼亚境内喀尔巴阡山东北部的摩尔达维亚高原和摩尔多瓦共和国。与其文化面貌相近的遗存在乌克兰的黑海西北部地区和德涅斯特河中上游地区也有发现，被称作特里波利文化。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共同体，是东欧平原到黑海北岸地区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的典型代表。
这样一种年代遥远，又与中国远隔千山万水的史前文化遗存，为什么会成为中国考古学家，乃至中国史学界长期关注的研究对象？
1921年，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仰韶文化，这是在黄河流域发现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史前文化遗存。在仰韶文化发现的最初阶段，中国的其他地区尚没有考古工作，不能给这种以彩陶为特点的文化遗存的比较研究提供可靠的对比资料，因此，仰韶文化的发现者、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将仰韶文化与在中亚发现的安诺文化和更加遥远的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进行了比较，发表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论断。中国早期文化西来说的观点一经提出，便在中国史学界引起极大的震动，也产生了长久的影响。时至今日，经过几代中国考古学家的持续努力，我们现已在黄河流域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若干种文化，明确了仰韶文化产生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并有逐步向西发展扩散的趋势。安特生晚年根据在中国的一些新发现，修正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这种盛极一时的说法被学术界彻底否定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只是解决了仰韶文化自身的来源和发展去向问题，并没有同时说清安诺文化和特里波利文化与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早期文化之间到底有没有交流和接触？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考古学家没有机会走出国门，去近距离观察和研究那些遥远国度中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存，这个问题一度是中国学术界无法回答的难题。
实地发掘：多布若瓦茨遗址
2019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罗马尼亚的多布若瓦茨遗址进行了连续4年的考古发掘，专题研究库库特尼文化时期的彩陶和聚落。在这期间，中罗双方学者通力合作，把历年来在库库特尼文化核心分布区摩尔达维亚高原发现的彩陶进行了梳理，精选出200件标本编辑成书，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本图录收录了中国学者陈星灿、李新伟，罗马尼亚学者科尔内莉娅—马格达·拉扎罗维奇等人的3篇文章，介绍了中国学者研究库库特尼文化的心路历程和罗马尼亚学者对该文化的基本认识。图录以300多页篇幅，分早、中、晚3个阶段，详细展示了库库特尼文化彩陶的不同器型、不同花纹母题的艺术风格和特征。图录最后附录了200件标本的出土地点、馆藏编号、器物特征描述、参考文献等详尽信息，便于研究者核实材料和进一步比较研究。全书文字说明使用中英文双语标注，体现了严格的国际学术规范意识。这是中国出版的首部有关库库特尼文化研究的学术专著，代表了我们对库库特尼文化研究的认识水平，堪称一部中罗早期文化交流研究的经典力作。
那么，这部考古学研究著作给读者带来怎样的学术新知？
依据罗马尼亚学者研究，库库特尼文化早期阶段的遗存，存在于距今6600—5900年，主要分布在东喀尔巴阡山的山前地带、摩尔达维亚高原的山间谷地，以及普鲁特—德涅斯特河的河间地带。其后阶段，人群逐步向东和东北方向扩散。早期的聚落可区分为中心聚落、次级聚落和季节性聚落，最大的聚落面积可达400万平方米。聚落的布局一般为椭圆形或圆形，外围有防御性的环壕。聚落中的房址多以圆形或半圆形成组排列和布局，单个房屋的面积大、中、小不等，在25—100平方米之间，有的有附属建筑，用作贮存杂物或进行手工业生产活动。聚落的中心有大型建筑，应为公共设施。库库特尼文化人群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种植的农作物有小麦、大麦、小米、豌豆等，饲养的家畜主要有牛、猪、绵羊和山羊，狩猎和渔捞经济的比重较小。
制陶业是该文化最重要的手工业生产活动，制作方法以泥条盘筑法为主，也出现了慢轮修整技术。大部分陶器以彩陶为主，总占比高达50%—80%，甚至更高。这些彩陶一般在白色或红色陶衣上以红褐彩或黑褐彩构图。部分器类如杯、碗、器盖、豆、器座等的内外表面通体施彩，另一些器类如罐、瓮等，一般仅在器物外面施彩。彩陶图案的构图母题比较多样，早期以几何形纹样为主，有连续的螺旋纹、连续的菱格纹、连续的水波纹、三角纹、S形曲线纹等，完整画面图案繁复多变，不具有左右对称或中心对称的特点。中期以后，构图母题中出现了多重同心圆构图的连续螺旋纹，且画面分布多为四等分或六等分的对称结构，并出现植物针叶纹、鸟纹、蛇纹、奔跑的食肉动物纹、人形纹等写实纹样母题。施彩风格多见黑红两色的复彩构图纹样。器型组合也有相应变化，显示出库库特尼文化在100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早晚阶段的文化面貌出现了复杂的阶段性变化。
文明表征：彩陶花纹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如果把库库特尼文化各阶段的彩陶与仰韶文化的彩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者无论在施彩风格、构图母题和主要器类等方面，都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仰韶文化不是受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影响而产生的，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
如果把库库特尼彩陶和在中国西北甘青地区发现的彩陶相比较，就会发现有很多相似因素，这些相似性表现在器物造型、施彩风格、构图母题等多个方面，如连续的菱格纹、四大圆圈构图的同心圆纹、复彩风格的动物纹等，在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彩陶中时常出现。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马家窑文化的早期阶段，即马家窑类型时期的彩陶风格主要受仰韶文化晚期类型遗存的影响。但到了马家窑文化的中、晚期，即半山和马厂时期，彩陶的整体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且这种变化很多时候不能从马家窑文化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找到合理解释。距今4600—4000年，西北地区的彩陶文化是否与更加遥远的西方彩陶文化发生了直接接触或某种艺术观念之间的交流，这是需要在今后的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中给予更多关注的学术课题。
彩陶纹样的变化，不仅反映了考古学文化自身的发展演变关系，也体现了创造彩陶艺术的人群所具有的审美观念和社会组织结构特征。中外彩陶研究的成果一再表明，创造出辉煌彩陶文化的人群一般从事着定居的农业生产。彩陶母题花纹的纷繁变化，象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展示出江河安澜、五谷丰登的生活图景。
从罗马尼亚东部那些一望无际的河谷平原，到中国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大地，在距今6000年前后的大暖期气候和环境背景下，各自孕育出独立发展的农业文化聚落，其稳定的食物生产方式，保证了人群的长期有效增长，也产生了创作和拥有彩陶制品的审美需求和社会条件。我想，这正是中罗早期文化发展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也是今天我们理解彩陶文化，进而深化文明互鉴研究的主要着力点。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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