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五月二十日，徐州，一座简朴的官舍中，六十四岁的老人闭上了眼睛。消息传出，朝野震动，各地士人纷纷设位祭奠，西夏边境羌人、幽燕百姓皆绘制他的画像供奉祠堂，羌人部落更尊称他为“龙图老子”。
这位老人，就是范仲淹。《宋史》评价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范仲淹的一生，是一部“三起三落”的传奇。他两岁丧父、随母改嫁，从寒门孤儿一路考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他五次被贬出京，却越贬名声越大；他主持的“庆历新政”只持续了一年多便宣告失败，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奠定了基础。
他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十六个字不是书斋里的空谈，而是他用一生践行的信念。范仲淹被后世誉为“一代名世之臣”，谥号“文正”——这是宋代士大夫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他是唐宰相范履冰之后，到他这一代早已家道中落。《宋史》记载：“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
两岁丧父，母亲改嫁，他跟随继父姓朱，取名“朱说”。继父家境并不富裕，少年范仲淹在长山县的寺庙里读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这就是著名的“断齑画粥”——粥凝固后切成几块，就着咸菜度日。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他却安之若素。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世后，他“感泣辞母”，前往应天府求学，拜在名儒戚同文门下。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迎其母归养”，然后“始还姓，更其名”——恢复范姓，改名仲淹。
范仲淹入仕后，历任广德军司理参军、集庆军节度推官、泰州西溪盐税等职。每到一地，他都尽心民事。在泰州，他主持修筑“范公堤”，挡住了海潮的侵蚀，当地百姓世代受益。
真正让范仲淹名动天下的，是他进入京城之后的事。天圣七年（1029年），垂帘听政的章献太后刘娥准备在冬至接受百官朝贺。范仲淹上了一道奏章，直言“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太后和皇帝是一家人，在家里行家人礼就行了，让百官在朝堂上给太后拜寿，这个先例不能开。
不仅如此，他还上书“请太后还政”——让太后把权力交还给已经成年的宋仁宗。一个刚入京不久的小官，敢对掌握生杀大权的太后说这种话，无异于以卵击石。结果不出所料：“不报”——奏章石沉大海。不久后他被贬出京，任河中府通判。
第一次被贬，范仲淹毫无怨言。太后去世后，仁宗召他回京任右司谏。此时朝中大臣纷纷揭发太后的旧事，范仲淹却说：“太后受遗先帝，调护陛下者十余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当年被他批评的人，如今他替她说话——因为他要的不是打倒谁，是公道。
不久他又被外放。范仲淹知睦州时，主持修建了严子陵祠，写了一篇《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里面有八个字：“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八个字，其实也是他自己的写照。
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因治水有功被召回京，任权知开封府。开封府是北宋最难做的官之一——皇亲国戚、权贵豪强全在这里，一般官员根本压不住。范仲淹到任后“决事如神”，把京城治理得井井有条。
但他的锋芒很快又指向了当时最有权势的人——宰相吕夷简。吕夷简执政多年，朝中官员大多出自他的门下。范仲淹对此极为不满，他画了一幅《百官图》，进呈仁宗，指斥吕夷简用人“不视贤不肖，惟计私”——不看能力，只看关系。
吕夷简当然不会坐视不理，反指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结果范仲淹再次被贬，出知饶州。
《宋史》记载，范仲淹这一次被贬，“士大夫莫不为之惜”。好友梅尧臣写了一首《啄木》诗送他，把他比作啄木鸟——专门啄出树干里的虫子。范仲淹回赠了一首《灵乌赋》，里面有一句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这八个字，是一个士大夫对自己立场的终极宣告——宁可因为说话而死，绝不因沉默而活。
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挑起对宋战争。康定元年（1040年），在韩琦的推荐下，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副使，前往西北前线。
一个文臣被派去带兵打仗？事实证明，范仲淹不仅能打仗，而且比那些武将打得更有章法。他在延州（今延安）推行“屯田久守”之策，修筑城寨、安抚羌人、训练士兵。他的战略思路和韩琦截然相反——韩琦主张速战速决，范仲淹主张以守为攻。
事实证明范仲淹是对的。好水川之战，韩琦主战的宋军大败，死伤数万。而范仲淹驻守的延州方向，西夏始终无法突破。
范仲淹戍边期间还做了一件事——提拔了一个年轻将领，名叫狄青。狄青后来成为北宋第一名将，在范仲淹的鼓励下“折节读书，悉通兵法”。一个文官，给一个武将当了老师，这才是“出将入相”的真正含义。
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将范仲淹召回京师，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仁宗对他的期待极高，“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每次见面，都要他以天下太平为己任。
同年九月，范仲淹与富弼联名上呈《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主张：明黜陟（明确升降标准）、抑侥幸（限制恩荫）、精贡举（改革科举）、择官长（选拔好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宋仁宗接受了大部分建议，陆续以诏令形式颁行全国——这就是著名的“庆历新政”。
新政的核心是吏治改革——限制权贵子弟靠关系做官，让真正有才能的人通过科举进入官僚体系。
然而阻力来得比预想更快。新政触动了太多既得利益者——那些靠恩荫做官的权贵子弟、那些靠关系上位的官员。章得象、夏竦等一众保守重臣联合朝堂势力集体反对，众人纷纷攻讦范仲淹一众改革派结为“朋党”。
“朋党”在宋代是极其严重的政治罪名。欧阳修写了一篇《朋党论》来辩护，说“君子有朋，小人有党”，结果反而越描越黑。
庆历四年（1044年）十一月，新政推行仅一年零四个月，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出知邠州。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也相继被贬出京。庆历新政就此宣告失败。
离开朝廷后，范仲淹先后出任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等地的地方官。无论被贬到哪里，他都“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
在邓州时，他应好友滕子京之邀，写下了一篇不到四百字的短文——《岳阳楼记》。这篇文的核心只有十六个字：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一生五次被贬，越贬名声越大。皇祐四年（1052年），他在调任颍州的途中病逝于徐州，终年六十四岁。临终前他“无一言及家事”，只留下了一份《遗表》，仍在劝谏皇帝“亲贤臣、远小人”。
范仲淹死后，谥号“文正”。“文正”是宋代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谥号，整个北宋一百七十年间，共有四人获此殊荣。仁宗亲笔题写了他的墓碑——“褒贤之碑”。
《宋史》范仲淹本传的最后，有一段极其精炼的盖棺之论：
“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
一个官至副宰相的人，家里“非宾客不重肉”——不是招待客人都不吃肉；妻子儿女“仅能自充”——仅仅够穿暖吃饱。他把俸禄用来设立“义庄”，赡养族中贫困之人。
但他留给后世的，远不止一座义庄。他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一个读书人可以贫寒到“断齑画粥”，可以五次被贬而“宁鸣而死”，可以在一年零四个月里推动一场震动天下的改革，可以在被贬之后写下“先忧后乐”的千古绝唱。
他不完美——庆历新政失败了，他的改革理想没有实现。但他比所有成功者都更配得上“文正”二字。因为“文正”不只是对一个官员能力的肯定，更是对一个士大夫人格的最高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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