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114位状元中，他名声最差，死后没获谥号，正史也不愿为他立传
1907年11月，北京宣武门外的寒风裹着尘土，送殡的人队伍并不算小，却听不到应有的礼部官员宣读谥号的声音。
人们疑惑地交头接耳：一个生前位列协办大学士、红顶加身的老人，为何棺木前连“谥号”两字都无人提起？在清代，这意味着朝廷不愿为他定论，更像一种无声的否定。
这位失落的权贵叫徐郙，嘉定人。四十多年前，他曾以二十四岁的年纪夺下同治元年恩科状元，名动京师。那年四月，新榜发后，他蹲在贡院角落里失声痛哭——不是激动，而是不知往后能否在陌生的京城立足。
他确实穷。吴地方言让他与北方同僚沟通生涩，更缺衣食。恰在此时，直隶乐亭的崔姓士绅伸出援手，给他修了一座小书房。夜深人静，油灯下，徐郙在薄被里写信：“若无君等相助，吾必南归。”崔家主事回信只有一句：“好生攻书，他日光耀门庭。”
两年后，清廷为弥补内战与列强冲击造成的仕途缺口，仓促加开恩科。策问四道皆关军事、洋务。徐郙的答卷直陈“长技以制夷”，引用克里木战争的炮舰战例，考官大为惊异。传言他怀带小抄，巡考却讳莫如深；有人讥笑他“会耍巧”，真伎俩究竟如何，史料并无定论。
才华暂时压住了贫寒。进入翰林院后，他先后出任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履历漂亮，政绩却薄得像宣纸。江西学政任内，学生许林因斗殴被知府呈请革名，地方官等回批，等来的却是一封写着斗大“卑”字的手札——徐郙劝知府“莫为小事污法司”，一句话把案子摁了下去。吏胥们暗骂：“学政摆官威，学生敢欺州县。”
有意思的是，宫里对他却颇为青睐。慈禧爱好笔墨，每逢寿诞，总要他挥毫。一次寿筵后，太后看着横幅上的行草，轻声问：“爱卿，可愿常驻紫禁？”他跪答：“臣惟笔墨侍奉。”这段对话在京城流传甚广，也成了他仕途稳步上升的隐秘推手。
然而，洋务新政方兴未艾，边疆战火未息，徐郙却躲在红墙内习字弄墨。光绪二十六年，他被点为协办大学士。军机章京曾当面请示东三省防务，他只答：“且俟机宜。”一句空话，换来的是战报失利。
同僚私下议论：“此公文章天下第一，办事却句句不着地。”
徐郙去世那年，朝廷照例颁发诰命抚恤，却拖延赐谥。照规矩，正二品以上官员大都能获“文忠”“文肃”之类的定评；此番静默实属罕见。理由没有明说，暗地里却流传三条：政务无功、风评不佳、皇室已无心顾及旧人。
史馆修《德宗实录》时，主修官问：“徐某可入传否？”答曰：“无可书，毋庸赘笔。”尘封档案里只剩一行枯燥的履历，连一则本传都未留下。
试想一下，若他当年真能把试卷里的“练兵图强”付诸实践，或许不仅是书法能入御览，其名亦不至于如此冷清。科举能赐人金榜题名，却无法保证官场上的担当；才学与政绩之间，隔着的是制度的缝隙，也是个人的选择。
殡队散去，暮色沉沉。石狮子前，一位老翰林低声感叹：“文章千古事，官声一朝休。”说罢拂袖而去，留下一地落叶，与那无名的碑座一同冷却。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