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年，杜凤治在南海当知县的时候，碰到件挺有意思的事。
他手底下有个典史，叫席宝书，本来在南海干得好好的，突然接到调令，要把他调到东莞去。
按说从南海调东莞，也不算贬职，平调而已。
可席宝书接到调令当天就急了，天天堵在县衙门口求见，最后见着杜凤治，"扑通"就跪下，猛猛磕头，头都磕红了，只求杜知县帮帮忙，无论如何别让他走。
他话说得特别明白：钱他自己掏，关系他自己跑，只求杜凤治在上司面前帮他说两句好话。
有人可能会想，不就是个从九品的小官吗，在哪当不是当？南海到东莞也就百十里地，至于急成这样？
当然至于！太至于了！！因为南海县典史这个位置，实在太肥了！！！
先介绍一下，典史是个什么官。
知县是正七品，下面是八品的县丞、主簿，再往下就是典史，从九品，也就是俗称的九品芝麻官。相当于今天的县公安局长兼监狱长，连副科级都算不上。
这个职位级别低，但权力不算小。至于来不来钱，主要看地方。
像南海县就特别肥，管着广州西关，大清最肥的商业区，银号盐商挤一堆，赌场烟馆遍地开。席宝书在这儿当典史，好比90年代深圳的区公安局长——你说他权力大不大？来不来钱？
他还管着监狱，那也是来钱的好地方。进去了，想少受罪就得掏钱。
有钱的，塞十几二十两，单间住着，家里饭送着；没钱的，屎尿堆里躺着，差役想打就打，几天折腾掉半条命。
杜凤治在日记里写过，死刑犯上路，家里送五十两，刽子手一刀给个痛快；不送？砍好几刀才断气。
想留全尸脑袋不挂城门？得加钱！
抓差办案更好搞钱。县里出了命案盗案，典史是要带差役下乡的。但他们有套规矩 —— 进了村先不抓贼，先找富户。
不管你跟案子有没有关系，先吓唬你"通匪""窝赃"。不拿银子？锁回衙门。
老百姓怕官司，只能花钱消灾，少则几两多则几十两，典史和差役们分。
杜凤治刚到广宁当知县时就发现，他手底下的典史每次下乡查案，捞的钱比他还多。知县是一把手，多少得端着点；典史可没这顾忌，什么钱都敢揣。
还有西关那些赌场烟馆，非法生意，想开下去每月得给典史送"月规"。私宰耕牛的、开当铺的，逢年过节也得送礼。这些钱不多，但架不住家数多，积少成多。
光是这些“保护费”加各种罚款，一年下来，少说一千多两。
一千多两是什么概念？当时四品知府法定年俸一百零五两，加上养廉银也就两三千两。席宝书一个九品芝麻官，一年捞的钱，轻轻松松就能赶上一个知府的合法收入。
关键是，人家这钱是"税后"的，几乎全是净收入——不用养师爷长随，不用承担办公费用，除了县令，也不给一大堆上司送重礼，可以落袋为安。
你说这种肥缺，谁愿意丢？
2
当然，不是所有典史都好搞钱。能捞钱的位置，也不是谁都能抢到。
清代官场选缺有"冲繁疲难"四个字。典史、巡检也一样——驻省城驻码头驻税关的，肥缺；分到穷乡僻壤山区的，苦缺。
广东南海、番禺这两个首县的典史，珠江口各个码头的巡检，一年捞几千两很简单。
这些位置是谁的？全是知府、布政使、按察使的亲戚同乡亲信，早就内定好了。
你没背景，就算当上了典史，也只能分到粤西粤北那些穷山沟，那里人穷路远、民风彪悍，你捞谁去？
杜凤治日记里写过许多典史，两极分化很严重。
一种是席宝书这样的，在南海当典史，天天有人送礼，为了不调去东莞，磕头求人花钱活动；另一种是俞凤书、沈锡章那样的，被分配在山区，穷得叮当响。
特别是沈锡章，八十多了，儿子都死光了，身边只剩个两三岁的孙子，整天衣衫褴褛，最后还是杜凤治看他可怜，每月给 10 块银元资助才没饿死。
同样从九品，天上地下。肥缺抢破头，苦缺没人去。
没背景的，分到穷地方别说捞钱，能活着干完一任都算命硬。
说到这儿肯定有人问：知县知道这些典史捞钱么，管不管？
答案很简单：基本不管，也不敢管。
这些能当上肥缺典史的，哪个背后没人？席宝书能在南海当典史，那是知府布政使点了头的，说不准就是哪个上司的亲戚门生。你今天把他参了，明天布政使就找个错处把你撤了，你动他试试？
而且大家早就分好赃了。典史捞的钱也不是自己独吞，逢年过节得给知县知府送"公礼"，这是规矩。
杜凤治在日记里写过，户房典吏欠了他五百两公礼没交，他拍着桌子训："今日要钱亦大声疾呼！"——今天我要钱就明说了，赶紧送来。
最关键是，知县是流官，三年一调，屁股没坐热就得走人，本地人情方言宗族帮派，两眼一抹黑。
维持治安靠典史抓人，管监狱靠典史盯人，跟犯人索贿、收赌场保护费、吓唬富户要钱，这些事自己干太掉价容易被人参，得靠典史这些地头蛇。
小官在前面捞，捞完分一部分给上司，大家一起发财，出了事小官背黑锅。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烂泥。
至于百姓吃什么？想多了，他们就是烂泥。
你要是装青天大老爷把典史参了，先不说得罪了上面的人，就算换个新的来，一样是这路货色。而空档期还没人干活，没人给你分钱，出了事连个背锅的都没有。
这买卖，傻子才做。
清代官场有句老话：官大有险，官小有钱。
总督巡抚看着风光，但天天在权力斗争里打滚，站错队会抄家灭族；知府道台也不轻松，上巴结下应付，一个不小心革职充军。
反倒是七品以下这些小官，只要跟对了人占住了肥缺，不用站队不用担大风险，闷声发大财。当然，前提是你有那个命，占得住那个位置。
小官真比大官滋润？拿知府一比就清楚了。
老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知府是从四品，相当于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正厅级，绝对是位高权重。
而且能当上知府的，基本都是进士出身，连举人都瞧不上，和席宝书这种捐班出身的九品典史比起来，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可真要比搞钱——一般知府还真不见得比得过南海的典吏、巡检。
学者张仲礼估算过，晚清一个知府，每年的额外收入（也就是陋规）平均能有 52500 两。但那是平均，穷地方一年也就几千、万把两。
看着不少？可这钱不是他一个人的——上司要送、幕僚要养、衙门的办公费要他自己贴，七七八八扣下来，真正落到口袋里的，顶多两成。
席宝书呢？一年捞几千两，轻轻松松。除了知县，人家还不用送重礼，不用养那么多人，几乎全是净收入。真要论起来，他一个南海典史的净收入，真抵得上半个知府。
当然，小官也有小官的难处。他们是官场食物链最底层，走与留全看关系。关系没了，说调走就调走，像席宝书要调东莞一样，除了磕头求情送钱，一点办法没有。
但至少在他当南海典史那几年，他是真有钱，真滋润。
席宝书后来到底留没留在南海，杜凤治日记里没明写，估计花了钱托了关系，最后也没走成。
其实他后来怎么样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这么一件从九品小官调动的小事里，你就能把整个清代基层官场看明白。
只要你手里有那么一点具体的权力——管监狱的、抓人的、盖章的——在那个年代，就能换成钱。
杜凤治刚当官时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未入公门，先闻铜臭。"
进了公门，铜臭就长骨头里了，抠都抠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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