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六年他跑去给人当书启师爷，第二年跟着老板从南昌到成都上任，一路没事就写日记。
他的老板叫蒋志章，新任四川布政使。这个官放今天，相当于四川省常务副省长，还是主管财政的。
当时四川不单设巡抚，由总督兼任，所以布政使是省里的二把手，说是省长毫不为过。
当然，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趟路花了多少钱。
更重要的是，这笔钱由谁出。
这趟上任之旅，全程足有三千多里。
如果放到今天，从南昌坐高铁到成都只用九个小时。可那年头，决定旅程长短的，是船和腿。
毕竟，省长可不会骑马，他们只坐轿子。
好在有长江在，大部分时间可以走水路：南昌→九江→汉口→三峡→万县（今重庆万州）上岸，然后陆路到成都，所以最终只花了八十多天。
他们一路大体顺利，只在三峡遇到点麻烦。三月十六过拖肚子滩，四号船翻了。两天后，三月十八进夔峡，三号船又搁浅穿漏。
徐敦仁在日记里写：
你看我写四号船、三号船，大概也能想象这支队伍的规模了。
徐敦仁是这么记录的：
是的，你没看错，光力夫就有六百人。
我以前写过《张集馨的官场笔记：败军之将，革职回乡带 3000 人、吃垮一个县》，说的是闽浙总督颜伯焘革职回乡的事。
那老兄当时带了3000人，龙溪县光接待几天就花了一万多两，差点没把县令急死。
颜伯焘是被革职回家，蒋志章是新官上任。一个革职的人尚且花了龙溪县一万多两，一个去上任的布政使，沿途要花多少，你自己想。
那这笔钱谁出？
那钱总不可能天上掉下来吧？
算来算去，只剩沿途州县。可清朝州县相当于承包制，亏了钱主官要自己垫。
所以州县官也不会自己出，这钱还得往下摊。
怎么摊？靠一个常设机构，叫夫马局。
光绪三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上了道折子，把这事说透了。四川各县都有夫马局，最早是打仗时设的，后来不打仗了也没撤。名义上应付过境兵差和官员，实际按田亩摊派收钱。
摊多少？有的州县"每有粮一两，派收银六七两、制钱八九千不等"。
也就是说，你除了一两银子的田赋，夫马局还要你再交六七两。附加税是正税的好几倍。
丁宝桢的原话是"小民脂膏，半入官绅之橐"。
除了出钱，还要出人出牲口。
林鹄在《做官赔本》里写过：往来官员任还没到，就“火票飞驰”，地方官不仅要备马备车、安排住宿，还得备下“满汉酒席”。
百姓"只能放下农活，带上自家的骡马、车辆，自备口粮、草料，先期守候，苦不堪言"。甚至连"过往客商之车、骡"也被征用，"无可告诉"。
北大校长蒋梦麟回忆他老家浙江余姚，说每次学台过境，知县提前一天就“从老百姓手中‘抓’去好几条大船”。
所以钱从哪来？
抓！
上面说的是直接费用——人、车、船，硬支出。
还有一笔更大的，招待费。
这就回到前面那位闽浙总督颜伯焘了。
这哥们是鸦片战争打败仗被革职的，回广东老家路过漳州。闽浙总督相当于福建、浙江两个省的省委书记兼军区司令，从一品大员。
这哥们丢官后带着一堆家当返乡，兵役、抬夫、家属、仆从加起来动员了3000多人。
途经龙溪县时，当地蒋县令每天得安排400多桌酒席招待。
结果估计是住美了，居然一待就是半个月，县里光招待费就花了1万多两白银。
按1两≈1000元人民币算，这就是1000多万。
这谁受得了？
蒋县令实在扛不住了，去找张集馨请教。最后靠搞定颜伯焘的亲兵营守备，才送走了这伙瘟神。
张集馨为什么能出这个主意？因为他干了多年接待工作，太懂这里面的门道了。
他之前担任陕西督粮道，这个职位有个外号，叫"天下第一肥缺"。
既然是肥缺，名声就传得远。往来官员路过西安，都要找他打秋风。省里也知道他有钱，凡碰上接待的事，一律往他身上推。
偏偏西安又是西北交通要道，去新疆、西藏、甘肃、四川的官员都从这儿过，所以他明明是督粮道，主要工作反而成了搞接待。
他在《道咸宦海见闻录》里详细记了接待规格：
200两银子一顿饭。按刚才的算法，一顿得20多万。
而且这不是偶尔吃一顿。张集馨自己说，他
算下来，接待费"每年总在五万金上下"。
所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一个省长上任，要花多少钱？
没人算得清总数，因为这笔钱从来不进任何一本账。
反正朝廷不拨，州县不报，主官不掏。
我们只知道，蒋志章光力夫就有六百个，沿途州县的夫马局为了支应他，向沿途百姓按粮摊派，每两正税再加六两、七两。
要知道，蒋志章在当时风评很不错，被誉为清官、能臣。
左宗棠给他的评语是"外和中介，清风惠问"，还把他和骆秉章并列。骆秉章是晚清有名的廉吏，死后"身后萧然，家无长物"。
什么是外和中介，清风惠问？
“清风”指两袖清风，为官清廉；“惠问”指仁惠的声望、体恤民情的好名声。
合起来就是：为官清廉，对百姓有仁惠之心，声望很好。
这样的人尚且如此，更何况贪官。
顺治朝有个叫任克溥的给事中，在奏折里写过一句话：
是啊，七分奉上官，这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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