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二年七月，北京刑部大牢，四十二岁的胜保接到了一个让他难以置信的消息：赐自尽。两年前的秋天，他还是清廷最有权势的军人——正是他统率京畿重兵支持两宫皇太后，扳倒了不可一世的顾命八大臣，把慈禧扶上了垂帘听政的宝座。
从政变第一功臣到狱中的死囚，中间只隔了不到两年。这个落差，本身就是晚清政坛最典型的一出戏：它既是一个武将政治命运的残酷样本，也是观察慈禧用人手腕的一面镜子。
胜保，字克斋，苏完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举人。在满人堆里，他是正儿八经的科甲出身，不是那种只会骑射的八旗子弟。
早年胜保在京里当内阁学士，以直言敢谏出名，笔杆子功底是有的。咸丰二年太平军杀向武昌，他上书陈说方略，咸丰帝点名让他去河南随琦善办军务，从此一头扎进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此后十年基本没离开过战场。
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北伐军直插直隶、兵锋逼近天津，京师一日数惊，清廷让他挂钦差大臣衔，与僧格林沁前后夹击，把林凤祥、李开芳堵在静海、独流一带，这是他军事生涯的第一个高光时刻。次年北伐援军曾立昌部在山东被胜保击溃，北伐军自此彻底断了外援。
但胜保的军事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李开芳率六百残兵退入高唐，胜保带着两万多人围了九个月，愣是没打下来。他自己给惠亲王绵愉写信倒过苦水，说北伐军“百战之余，凶狡无比”，他“亲督将士，冒死攻扑数十次，几乎无计不施，迄未奏效”。
这话一半是自辩，一半也是实情——他的对手是太平天国最精锐的“老兄弟”，而他的部队是见了仗就腿软的八旗绿营。
静海独流一战，副都统佟鉴、天津知县谢子澄阵亡，胜保和德勒克色楞各降四级留任，依旧没有消除咸丰皇帝的怒气。
1855年三月，僧格林沁在连镇干掉林凤祥，紧接着移师高唐，第一件事就是拿问胜保，解交刑部治罪。昨天还是前线统帅，今天就成阶下囚——这种陡变，胜保这辈子一再遭遇。
咸丰还算念旧，念他堵截北伐援军有功，发遣新疆之后不久，又赏了个蓝翎侍卫、伊犁领队大臣，1856年底把他召回内地，接着用。
这里有个少有人注意的细节：此时正值湘军崛起、朝廷满汉格局松动的关口，胜保在朝中是出了名的敢说话，关于重用汉臣、变通旗营，他都有过相当激进的建言，这使他在汉族士大夫圈子里并不完全是人见人厌的角色，胡林翼跟他就有书信往还，《胡文忠公遗集》里收着好几封给“胜克斋钦使”的复信。
真正让胜保咸鱼翻身的，是咸丰十一年那场政变。咸丰死在热河，顾命八大臣掌权，两宫皇太后被架空。胜保当时以兵部侍郎的身份掌握京畿兵权，成了双方争夺的关键筹码。他押上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赌注，而且押对了：不顾八大臣“统兵大臣不得赴热河奔丧”的禁令，奏请赴承德哭奠，率兵兼程北上，把军队摆在密云一带，实际上就是给政变上了保险。
回京之后，大学士贾桢率文臣上疏请垂帘，胜保以统兵大员的身份跟进一道关键奏折，吁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一外一内，一文一武，把“中外臣工共同吁请”的声势造足了。
后人说辛酉政变兵不血刃，其实哪有那么轻巧。肃顺事后在宗人府里拍着大腿骂“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八大臣不是输在笨，是输在没有兵。兵在胜保手里，胜保站了慈禧，这局棋就定了。
辛酉政变的成功，将胜保推上了人生顶峰：镶黄旗满洲都统、兵部左侍郎、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也是从这时起，他开始犯所有“定策功臣”都会犯的毛病，而且犯得比谁都彻底。
他自认有拥立之功，专横跋扈，根本不把朝廷规制和同僚放在眼里。曾国藩后来在奏折里给了他一句极准的定性：“胜保捭阖疑忌，好陵同列，本难与之共事”，并且点明“臣所知胡林翼、翁同书、李续宜、严树森等皆不愿与胜保共事”。
注意这份名单的含金量——胡林翼、李续宜、严树森，这不是政敌构陷，这是当时第一线军政大员的普遍态度。胜保在安徽跟袁甲三争、跟湘系争、跟多隆阿争功，为了压过同列，他甚至把袁甲三写给他的密信拿给苗沛霖看，这一点被曾国藩写进了给朝廷的答复。
最能看出胜保行事逻辑的，是他跟苗沛霖这桩烂事，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政治污点。
苗沛霖是什么人？皖北团练枭雄，降清复叛、再降再叛，连陈玉成都骂他是“墙头一根草，风吹两面倒，龙胜帮龙，虎胜帮虎，将来连一贼名也落不着”。
这样一个人物，胜保竟然三番五次上奏力保，原因不难猜：苗沛霖是他手里的筹码，是他“以降人为兵、拥兵自重”的本钱。
1862年，苗沛霖假意约陈玉成到寿州会师，设伏擒获，装进囚车送到胜保颍州大营，换取清廷的信任。据记载，胜保升堂提审，喝令下跪，陈玉成昂首站着，指着他的鼻子骂：“尔胜小孩，在妖朝第一误国庸臣。本总裁三洗湖北，九下江南，尔见仗即跑，在白石山踏尔二十五营，全军覆没，尔带十余匹马抱头而窜，我怎配跪你？”
胜保拿高官厚禄劝降，陈玉成就回一句：“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
同年六月四日，陈玉成在河南延津被凌迟处死，年仅二十六岁。从朝廷立场看，这是胜保的大功——太平天国后期的擎天柱折在他手里。可左宗棠听说后的反应，很能说明士大夫圈子里的真实观感。他叹息道：“四眼狗诚项羽、狄青之俦也，古今之悍贼，奈何竟败于胜保之流，瓦鸡土狗之手，此亦为气数也！”“瓦鸡土狗”四个字，就是胜保在当时能臣干吏眼中的分量。
更不堪的是，陈玉成死后，他霸占了陈的遗孀吕氏为妾。他军中携带姬妾，美其名曰随营眷属，实际上按人冒领军饷——每个姬妾都算一份“亲军”名额，从朝廷领钱粮。后来锁拿他进京时，押解途中就有官员拦住囚车，指认“此陈玉成贼妇也，不得随行”，把吕氏截了下来。
野史笔记《清代野记》里还记着一个细节：胜保军中真正算朝廷经制官兵的只有雷正绾两千人，其余全是苗沛霖、宋景诗、长枪会、大刀会这类杂色队伍，饷银号称每月二十万，实际到手六七万，各路协饷先尽他挥霍，挥霍剩下才归军用；雷正绾一部在同州遇伏大败，伤亡枕藉，士兵负伤累累抬到辕门外彻夜呻吟，胜保连恤赏都发不出，“无过而问者”。写笔记的人最后说了一句大实话：“呜呼！胜治军如此，自奉又如此，焉得不败？”
如此之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那个他一辈子改不掉的习惯——拿朝廷的兵权给自己铺路。
1862年七月，朝廷调他督办陕西军务去镇压回民起义，他在陕西连吃败仗，老部下宋景诗又复叛，搞得他灰头土脸。
为了保住政治本钱，他索性不经奏准，擅自调动苗沛霖部入陕助战。调兵遣将例须请旨，这是任何朝代都不能碰的红线，他碰了。朝廷的反应极其强硬，严令苗沛霖“不许一人一骑入陕”，随后派多隆阿、僧格林沁多路重兵把他圈堵在淮上。
这一下，弹劾的折子雪片一样飞来，罪名从“骄纵贪淫、冒饷纳贿”到“拥兵纵寇，欺罔贻误”，应有尽有。
真正一锤定音的，是湖北巡抚严树森那份著名的弹章。话说到这个份上，胜保已经没有活路了：“观其平日奏章，不臣之心，已可概见。至其冒功侵饷、渔色害民，犹其余事。”最要命的是接下来的比喻——“回捻癣疥之疾，粤寇亦不过支体之患，惟胜保为腹心大患”。
要知道，辛酉政变之后，汉臣带兵的格局刚刚确立，朝廷最怕的就是“兵为将有”四个字。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冒出一个手握重兵、以拥立功臣自居、坐拥数万“私兵”、奏折里动不动透出“不臣之心”的满洲大臣。
所以说，在这种棋局之下，严树森的弹劾，几乎就是对胜保的政治生命宣判死刑。清廷先命僧格林沁核查覆奏，再令多隆阿查办并接管其部军马，随后将其锁拿解京。
同治二年七月，清廷以“讳败为胜，捏报战功，挟制朝廷”等罪名，赐令自尽。顺便说一句，他一手保出来的苗沛霖，在他死后不到一年就被朝廷勒令解散部众，走投无路再度反清，年底即兵败身死——陈玉成那句“吾今日死，苗贼明日亡耳”，一个赛一个准。
棋局走到这里，慈禧对胜保的真实态度也就明白了，八个字可以概括——用完即弃，弃前犹疑。
辛酉政变时慈禧需要一把刀，胜保就是那把刀，用完封官进爵，毫不吝惜；然而刀一旦有了自己的意志，她立刻变脸。历史学家朱维铮分析这段公案时，特意把它和雍正杀年羹尧作对比：胜保自居年大将军，从地位、战功、威望任何方面讲都只是东施效颦，绝无帝制自为的可能，但慈禧“尚未成为一人独裁的僭主，便对胜保疑忌如此之深，以致胜保也非死不可”。
注意这个判断的分量——慈禧杀胜保，不是因为他该死，而是因为她需要让所有带兵的汉臣满臣都看明白一件事：兵权是朝廷借给你的，拥立之功不是可以拿来讨价还价的本钱。从这个角度说，胜保之死是一桩政治示范案件，跟到底该不该死，关系不大。
同朝之臣究竟是怎么看待胜保的？曾国藩的两副面孔，最具代表性。
论公事，曾国藩跟严树森立场一致：这个人“捭阖疑忌，好陵同列”，胡林翼、李续宜、严树森这些封疆大吏没有一个愿意跟他共事，必须把他调离安徽；胜保反咬他“党袁而不公”，两人的梁子结得很深。
然而等到胜保真的死了，曾国藩说过的却是另一番话：“胜克斋有克复保卫之功，无失地丧师之过，虽有私罪而无公罪。”
时人都服这句评语公允。这两段话不矛盾——前一句说的是胜保不能共事，后一句说的是他不该死的法理依据。冒功吃空饷、渔色害民是私罪，按律顶多革职抄家；而“挟制朝廷”这种罪名，本就是胜利者给失败者量身定做的口袋。
曾国藩心里清楚：这个案子的性质，从立案那一刻起就是政治性的。
左宗棠的态度更鲜明，一句“瓦鸡土狗”，连表面客气都懒得给。而咸丰朝的老臣们记住的，是他在静海独流、在临清实打实堵过北伐军——没有那九个月的高唐围困把李开芳死死堵在山东，僧格林沁的连镇之功也未必那么顺当。
《清代野记》里还留着两个意味深长的尾巴。
一个是他军中书吏冯继昌后来讲的：路过宿州，见旅舍里有个扫地杂役，相貌酷似胜保，打听之下，其母年轻时是地方官进献的土妓，一度侍过胜保寝，“贵种沦为下（贱）矣”。
另一个是说他有个儿子海某，袭了蓝翎侍卫，后来因事被斥，同治年间漂泊到安徽，靠英果敏公（英翰）集资给他捐了个同知糊口，再后来不知所终。
在老黑看来，胜保身上最致命的问题，是分不清拥立之功和自立之本的区别，当然了，这也是一个当局者迷的难题。
说来容易，做起难。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