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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底发生的内阁危机，松方正义辞职后由于当时政界复杂的萨长藩阀政治家的内斗，使组阁困难，在御前会议上，睦仁一反过去不发言的惯例，明确提出让伊藤组阁的意见。
尾崎此番讲话的意图虽在于批判当时日本社会的拜金主义和财富支配国家的状况，但被保皇派看作是“破坏国体”的言论。睦仁的侍从长德大寺要求尾崎交出演讲草稿，天皇又派遣侍从职干事、公爵岩仓具定找总理大隈重信，并传达内旨“由于行雄共和论演说引起舆论大波，很难预测今后会发生什么不测之事，如此很难信任(尾崎)大臣，应尽快让其辞职。”
桂太郎在自传中透露，曾经通过大隈劝说尾崎“赶快到天皇御前谢罪，说天皇宽仁并非对尾崎怀恨在心。如果遗失谢罪的机会可能会使内阁总理也受殃及”。尾崎在听到大隈劝导后马上去参见天皇，承认他“犯了反复为自己辩解的错误”，引起天皇睦仁的不快，尾崎被迫辞职。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有名的“共和演说事件”。
在昭和前半期(1926~1945)的20年是日本不断进行大规模侵略战争的时代。这个时代日本军队被称为皇军，即天皇的军队，在亚洲许多国家进行侵略战争。
每一个参加过侵略战争的军人都有口头禅，就是“为了天皇而战”，为了“国家而战”，无论是在南京大屠杀的现场，还是在爪哇(印尼)攻坚战都是为了保卫日本的国家。“为了天皇”是皇军的宣言。
在每一次战争中天皇都要发布大量的诏书、敕语，它是对日本国民及军队下达的命令，其中包括宣战诏书、《赐予参加陆军大演习将士的敕语》、九一八事变后奖励日军侵略中国有功的《赐予关东军敕语》、七七事变以后奖励侵略中国有功的《赐予北支(华北)内蒙作战将士敕语》等等，命令军人作战，鼓励军队士气，要求军人全力为了天皇、为了“保卫国家”而进行战争。
作为常识，这些诏书及敕语虽不是天皇亲自起草的，但由天皇的认可和亲自签署才能生效，它反映了天皇的政治意向。从继位的1926年(昭和元年)开始，以昭和天皇裕仁名义发布的有关军事问题的诏书和敕语比明治时期多得多。这里仅列举其中有代表性的敕语。
1926年12月28日(昭和天皇于同年12月25日继位)发布《赐予陆海军人之敕语》称“告朕之肱股陆海军人：期望汝等以尽忠勇武以倍显国威，增进国民之福庆”。
在以后的“十五年战争”中“尽忠勇武、尽忠报国”成为全体日本国民的口号。1931年日军策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1932年1月5日裕仁在召见侍从武官长奈良(武次)时对《赐予关东军敕语》用语提出质疑，认为“内容能解释成为了本国利益而侵害别国利益，要注意”，反对暴露侵略目的。
8日该敕语发布称“满州事变（九一八事变）以来，为自卫之必要，关东军将士果断神速，不畏严寒在各地讨伐匪贼，英勇作战，以拔除祸根，显示我皇军之威武。对汝等将士之忠烈，朕深加嘉奖”。
9月8日又发布《赐予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敕语》：“卿为关东军司令，官居异城而指挥果断神速，在中外弘扬皇军威武，朕深深嘉奖卿之勋绩及将士之忠烈。”
接敕语后，本庄发表声明称：“关东军取得如此武勋，并能得到天皇嘉奖是枪后支援(日国内后方支援千田注)的结果。”
1933年2月27日日本退出国联前裕仁表示“(退出)是不得已的，但今后特别注意与英美的亲善关系"。3月27日《退出国际联合诏书》称：“此次满洲国新兴，帝国尊重其独立，促进其发展，以铲除东亚之祸根，保护世界和平。然不幸国联见解与之背道而驰，朕暨政府采取退出国联之措施。”
17日侍从武官长本庄繁请求发布嘉奖关东军占领长城线敕语时，裕仁表示“很好”并批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略中国。11月12日，裕仁发布《赐予北支内蒙作战将士敕语》:“北支及内蒙作战将士克服严峻困难，于异域长驱挺进，击溃敌阵显示皇位(应为皇威’)于中外，朕对汝等将士之忠烈深为嘉奖。此次出兵乃为确立东洋长久之和平，朕期待汝等继续高昂士气，克服艰难。”
11月20日，裕仁又发布《赐予在上海作战之陆军将士敕语》：
12月13日，华中派遣军攻陷南京并开始骇人听闻的大屠杀。12月14日，裕仁发表《赐予华中方面之陆军部队的讲话(御言叶)》：“继上海附近作战之后，又勇猛果敢迅速攻陷首都南京，将(朕)深为满意之意传达诸将士。”南京大屠杀事件正是在这种最高当局鼓励侵略及日本举国庆祝的背景下发生的。
1938年7月7日，裕仁发布《事变一周年赐予陆海军人之敕语》：
即命令日军继续侵略，以征服全中国。上述敕语、诏书的起草者虽不是天皇本人，但所有内容都必须在得到天皇本人的首肯和签署后才能发出。
这些敕语及讲话为鼓励前方军人拼命进行侵略战争发挥了作用，其政治影响和法律效力都不能低估。诏书及敕语内容可以了解天皇裕仁对侵华战争的基本态度，也反映了天皇的意图，如在发表退出国联诏书时天皇就授意要强调“不得已”、“国际协调”的内容。
战场上多少军人就是喊着“天皇陛下万岁”，“为了国家”而去死的。天皇能否拒绝发出诏书呢?回答是肯定的，据裕仁自己战后回忆，曾在东条内阁末期、小矶、铃木内阁时期都拒绝过总理提出发出激励国民进行战争的诏书，其理由是“如果发表诏书就不能尽快恢复和平，只能使用讴歌战争、赞成侵略的语言，这与皇室的传统相反，所以一直拒绝发表”。
裕仁这段话是对美国说的，这与其在九一八事变以来多次发表鼓励日军侵华的诏书、敕语形成鲜明对照。人们不禁要问：裕仁为什么不在日军对华侵略时拒绝发表敕语呢？同样的问题，在审判战犯时也被提出，“(九一八事变时)天皇如采取毅然态度应能阻止事态的扩大。天皇能召集御前会议，明确不许再在中国挑起事件，否则军法从事，军人会不听从他吗”?(1936年二二六事件)天皇下令镇压政变等说明“天皇采取坚定态度都能得到支持”(国际检查局搜查处长萨凯特中校询问内大臣木户幸一)。
井上清就裕仁的政治责任进行过全面分析。他把这个时期日本政治体制叫做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并以实证方式论证了天皇在政治体制上并非傀儡。
裕仁参与政治决策的事例世人皆知。最有名的大概算迫使田中义一内阁辞职事件。1928年(昭和三年)关东军为了加强对东北的控制，另找傀儡而暗杀张作霖。事发后，天皇就此事询问总理田中，田中表示将严肃处理此案。然而事过之后并没有对凶手河本大作做认真处理。天皇裕仁再次过问此事，田中称想不了了之。裕仁认为“(总理)前后说法完全不同，应该提出辞呈”，对田中表示出强烈不信任态度。为此，田中被迫辞职。裕仁在日后自白录中称，这是当时自己“年轻气盛”所致。不过天皇在田中因张作霖事件而被迫辞职问题上的做法并不说明裕仁反对日军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有的西方研究者认为，“裕仁是指使暗杀张作霖的后台。因为裕仁集团委派执行暗杀的是建川美次，此人是陆军元帅闲院宫的党羽。1928年5月，建川派随员向主动要求执行暗杀任务的河本大作下指令。事件后裕仁因田中追查该事件可能使其败露，而勃然大怒并迫其辞职，田中在辞职三个月后死亡，传说其自杀是反对国家政策的爱国壮举，但宫廷则解释为喝醉后死在艺妓情人的怀里。”
裕仁强烈意识到国际组织和公约问题，九一八事变日本公然违反九国公约尊重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条款，9月22日裕仁称“这次没办法，将来要谨慎”，追认了侵略中国东北。9月25日裕仁对币原说明如何答复国联的谴责时表示“非常满意”。
在总理人选上“裕仁需要能使自己安心的人选，即使是法西斯主义者，只要总理绝对忠实并顺从，反对政变式的变革，裕仁就满意，如裕仁对陆军提出的‘国防国家’论没提出异议，而该论来自纳粹德国，意味着明治国家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重组”。
至于日方史料中提出的曾反对法西斯人物任总理的原因主要是担心对明治宪政体制的变革。在每次总理组阁前，天皇都有具体指示。1939年8月裕仁任命阿部信行为总理并指示：“阿部为总理，找适当的陆军大臣人选，不整顿陆军，内政外交都不行了。”
阿部组阁时，裕仁下达三条指示：
按照天皇的指示，由5月刚任侍从武官长的畑俊六担任陆军大臣，原法务大臣小原直任内务大臣。当时裕仁十分满意地说“这次的武官长不错”，对小原，裕仁认为他“在法务大臣时干得很好”，对组阁人选非常满意。
1941年在任命东条组阁时，裕仁称：“近卫内阁辞职后的总理人选，必须是了解(1941年)9月6日御前会议的人，必须有能力控制陆军。后任人选有东条、及川和丰田，而海军反对开战，也绝对反对从海军派人出任总理，所以最后决定由东条担任总理。认为东条能够控制住陆军内部的人心，只要组阁时附加条件，就可以顺利地控制局面”。
裕仁通过木户要求东条“在面临目前重大时局情况下要遵守宪法，密切陆海军的合作关系”。“东条在是充分理解我的心情的情况下组阁的”，“近卫提出拥护东久迩宫稔彦组阁，但我想如果皇室当总理时发生战争会使皇室承担战争责任，而且东久迩宫也不想当，所以就让东条组阁了”。
木户回忆“是自己把东条推荐给天皇的。其理由是：
1946年2月21日裕仁在谈论东条英机时还表示，“没有人能比东条那样把朕的意见直接付诸实行的"，他高度评价东条的忠诚。1944年7月东条在重臣压力下被迫辞职，由小矶国昭组阁。在组阁仪式上裕仁具体指示“卿等组成合作内阁，遵守宪法条章、为完成大东北亚战争不要刺激苏联”。即在战场形势对日极端不利情况下，天皇还在坚持“完成战争”的政策。
1945年8月初政府内部在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争论焦点就是要求联合国保留“国体”，即天皇制，这说明天皇制在明治宪政体制中的核心地位。据美方披露，1945年9月27日裕仁拜访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时为自己没有制止(对美国)战争辩解称“我的国民非常喜欢我。因为喜欢我所以如果我反对战争，或做和平的努力，国民肯定会把我关进精神病院或什么地方，直到战争结束。如果国民不爱我的话，他们可以很容易地砍下我的头”。就是说日本国民要求战争，裕仁的战争决定不过是“顺应”了这种国民要求。
日方史料中多数否定天皇直接的战争指导，有的说天皇是(国家军政)大权持有者，但不是行使者。“二战”前后的日本战争指导是通过政治的最高辅弼者内阁总理与军事统帅的最高辅翼者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总长三者鼎立实行的。史料显示虽然最高统帅的天皇不可能万事俱细，但天皇裕仁对战争指挥的过问还是十分具体的，以1932年一二八侵略上海为例，为转移国际社会对日军侵略东北的视线，日方把战火引到上海。
2月10日裕仁指示：“告诉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满州事变尽量少花钱”。21日裕仁显“稍微劳累的样子”，担心国际社会批判而指示侍从武官长奈良：“陆军要在国际联盟大会开会的3月3日前撤出上海。”
3月3日奈良报告日军占领了上海大场镇，裕仁“表示满意，并询问第十四师团使用情况(该师团准备增援上海)”。3月11日裕仁再次催促撤军，但16日向上海派遣军发出嘉奖敕语：“以寡克众，向中外宣扬皇军威信，对汝等忠烈，朕深为嘉奖之。”
这里反映了天皇裕仁对战争指挥的具体性和因担心国际社会谴责日本侵略而要求撤军。而其对侵略战争的嘉奖更成为日军进行战争的精神动力。5月23日裕仁向进攻上海的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发布敕语，6月24日向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大将)发布敕语，嘉奖侵略上海陆海军将领之“忠烈”。
1933年1月16日，日军向热河进攻，裕仁称：
2月4日裕仁“以不超越长城入关为条件”，批准了日军对热河作战计划。尽管日内阁因担心国际社会制裁而有反对意见，2月12日天皇再次认可热河作战，裕仁担心“热河作战，国联恐怕会援引规约12条将日本除名”，并指令“绝对不得越过长城，否则就下令停止”。这是大元帅的命令，而非无条件服从军部指示者的指令。
这既说明天皇明知故犯，认可日军的违反国际法的侵略，也说明天皇有能力自主下达军事命令。据此日军全线进攻、占领包括热河在内的整个东北。8月8日在接受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报告塘沽协定及大连会议(7月初)情况时，裕仁“非常满意”地说“这次关东军的做法避开名而求实很好"，对关东军扩大对东北及华北非法占领表示赞许。
以后数年里，天皇为3000名“九一八”及“一二八”以来“有功人员”授勋、提级。裕仁的愿望是“维持对通过侵略建立伪满洲国的现状。帝国吞并了新领土，但日本依然在经济上依赖敌对者英美，这种情况下裕仁当然希望避开与英美新的摩擦，并热心于保持吞并伪满洲国后的‘和平’"七七事变后，日军把侵略战火扩大到全中国，对此裕仁曾表示忧虑，并召见总理近卫，要求其与蒋介石达成妥协，称“事件在中国东北那样的乡下发生还问题不大，但在天津、北京这样的地方发展肯定会引起英美列强的干涉，造成与日本的冲突”。
七七事变后裕仁询问战争需要多长时间，陆军大臣杉山元的答复是三个月可以结束战争。对此，裕仁没有要求军部停止对中国的侵略，更没表示异议或明确反对。
8月，日军重演“九一八”故伎，再次把战火扩大到上海，以转移国际视线。总理近卫代表政府宣称“不扩大方针”，以掩盖日军侵略的真实意图，8月16日裕仁称：“上海‘战斗’牺牲者虽为可怜也是不得已。”“战火扩大到上海，防止扩大战争就困难了”，“在上海军人数量太少，因为日军担心苏联对中国东北可能的介入，所以不想兵力过于分散。石原莞尔（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只向上海派两个师团，我想仅派两个师团会在上海倒霉，所以坚决督促对上海增兵，而石原还是不动”。“我经常说，在(武力)威吓的同时，也要谈和平论。对此参谋本部赞成我的意见，陆军省则反对。"
裕仁本人并不反对日军对中国采取的侵略和军事威胁行动，不过是主张软硬兼施的对华政策。9月6日裕仁对陆军暂时不能出兵侵略青岛，在青岛的日本人被迫暂时撤退称“日本在大正三、四年(1914~1915)用血夺取的权益被迫暂时放弃实在遗憾，并要求事变后再寻机夺回来”。
10月13日日军部署进攻南京部队，裕仁问“两个师团太少了吧”(与宇佐美侍从武官长谈话)。12月初日军以5个师团的重兵进攻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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