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0年，盛夏七月，一支规模庞大的车队正沿着驰道缓缓向北行进，这支队伍属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车内躺着的那个人，是刚刚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几天前，他还在山东之东亲自操弩射杀鲛鱼，身姿矫健，看不出任何病态，可就是这么一个正值壮年的帝王，却在沙丘宫（今河北广宗县）突然暴毙，年仅四十九岁。
更诡异的是车队随后的操作，丞相李斯没有立即发丧，反而将秦始皇的遗体放进一辆可以调控温度的辒辌车中，继续按原计划巡游，时值酷暑，尸身很快腐烂发臭，李斯干脆命令随行车辆装载大量咸鱼，用鱼腥味来掩盖尸臭，一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死后竟要靠咸鱼来遮掩气味，这本身就透着一股不对劲。
而真正把这份“不对劲”推到极致的，是近两千年后一个人的一句话，这个人叫郭沫若，他在1935年发表的历史小说《秦始皇将死》中直言：秦始皇不是病死的，是被一根三寸长的铁钉从右耳插入头颅而亡。
这个说法太惊人了，也太具体了，郭沫若在文中描述，秦始皇死后的第二天，李斯和赵高打开辒辌车查看时，发现始皇右耳流出大量黑血，由此推断，耳道内藏有一根三寸长的铁钉，他甚至进一步指出，凶手很可能就是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
三寸，在秦代约合今天的六点九厘米，一根近七厘米长的铁钉，从耳道钉入头颅，这在今天法医学上属于典型的致命贯通伤，耳道深处就是颅底，骨质薄弱，铁钉贯穿后可直接损伤脑干——这个地方一旦受损，呼吸和心跳会在瞬间停止，这个细节太过专业，不像一个文学家的凭空想象。
郭沫若的推论并非空穴来风，他先引用了秦始皇癫痫发作撞上青铜冰鉴导致脑震荡的说法，然后提出一个逻辑：即便不钉钉子，秦始皇也活不久了，但胡亥等不及了，他害怕夜长梦多，担心赵高和李斯内心动摇，于是先下手为强。
这个逻辑链条里有个关键人物——蒙毅，蒙毅是蒙恬的弟弟，也是扶苏的坚定支持者，一直与秦始皇同乘一车，居内则侍奉左右，可在秦始皇最需要医疗监护的关键时刻，蒙毅被派去会稽祷告山川，谁调的？史书记载只有秦始皇自己能调动蒙毅，但一个病重到无法理事的皇帝，真的还能下达这种命令吗？蒙毅离开的时间点太过精准，恰好给赵高、胡亥、李斯三人留下了不受干扰的操作空间，这个“巧合”，在阴谋论者眼中几乎就是铁证。
更耐人寻味的是《史记》的记载方式，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只写了寥寥数语——“至平原津而病”、“上病益甚”、“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但在《李斯列传》和《蒙恬列传》中，他却详细描述了赵高、胡亥、李斯合谋篡改遗诏的全过程，正史写死因一笔带过，写阴谋却浓墨重彩，司马迁治学严谨，爱憎分明，他反复暗示胡亥和赵高有谋杀动机，这种“正史不说，但处处都在说”的写法，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不过，谋杀说有一个硬伤：机会。
秦始皇一生遭遇过多次暗杀，警惕性极高，身边的护卫都是最信任的人，每道环节都严防死守，他所吃的东西要经过仔细检验，不会轻易被人毒死，有一件事可以说明他的控制力有多强：一次他在梁山宫看到丞相李斯随行车马过多，随口表达了不悦，没过多久，李斯的车马数量就骤减，秦始皇立刻判断身边有人泄密，把当时在场的人全部杀了，在这样一个多疑、强势、动辄杀人的主子面前，谁敢轻易结党营私？
但也恰恰是这种极致的控制欲，暴露了一个致命漏洞，秦始皇最防备的是李斯，所以写遗诏时瞒过了李斯，只让赵高用印，他千算万算，没算到赵高才是那个真正咬人的毒蛇，一个被他视为心腹的宦官，一个掌管玺印的“身边人”，恰恰是唯一能绕过所有安保环节的人，赵高不需要下毒，不需要动刀，只需要在秦始皇昏迷时，把那根钉子从耳道送进去，动作快的话，几秒钟就够了。
那根三寸长的铁钉，至今没有在考古中发现，秦始皇陵至今未被打开，地宫之内是否藏有关于始皇帝死因的直接证据，谁也不知道，郭沫若的说法更像一个“合理的猜想”，而非“确凿的结论”，但它之所以流传近百年，至今仍被人反复提及，恰恰因为它解释了很多正史无法解释的疑点：为什么秦始皇正值壮年突然暴毙？为什么李斯要秘不发丧？为什么扶苏接到诏书后即刻自杀？为什么赵高能如此顺利地篡改遗诏？
这些问题，病死说解释不了，但“铁钉说”全都能串起来。
郭沫若本人也说过，他是写实主义者，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对历史故事重新演绎和解释，《秦始皇将死》本质上是一部历史小说，不是学术论文，但历史小说的魅力恰恰在于，它可以在史料的缝隙里填补人性的逻辑，秦始皇死前右耳流黑血这个细节，正史没有记载，郭沫若却写了出来，是他凭空想象，还是有所本？这个问题，恐怕只有等到秦始皇陵真正打开的那一天，才能见分晓。
公元前207年，距离秦始皇去世仅仅三年，秦朝灭亡，那个用铁钉和阴谋织成的帝国，终究没能撑过第二代，胡亥如愿坐上了皇位，可他得到的，不过是一座在尸骨上摇摇欲坠的宫殿，而秦始皇的右耳里到底有没有那根钉子，或许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永远无法解开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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