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之智经济原创）

前一篇文章谈了动用历年财政结余来弥补赤字的做法，这是最为稳妥、政治阻力最小的方式，既不涉及增税，也不增加债务。然而，它的实际效果极为有限，且本质上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被动应对，其劣势远大于优势。《债务密码》一书梳理了弥补财政赤字缺口的五种主要途径，本篇文章重点分析其中的第三种：上缴国有资本收益。

通过上缴国有资本收益来弥补财政赤字，是一种依托于公有制经济体系的独特路径。其核心逻辑在于，国家作为国有资本的所有者，有权依法分享其经营成果，将这部分收益纳入公共财政统筹使用。这种方式看似兼顾了“不增税负、不增债务”的双重优势，但其实际操作空间与长期效果却受到多重约束，既有其独特的优势，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局限。

上缴国有资本收益存在的优势

一是操作简便，不涉及社会层面的直接摩擦。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是在政府体系内部进行的资金调配，无需经历税制调整的复杂立法程序，也不涉及向市场发行债券或向公众借贷。政府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通过调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缴比例，相对灵活地增加当期财政收入。

二是增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财政功能。将国有资本收益纳入财政统筹，有助于强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公共属性，使其真正成为国家财政四本预算中一个有效补充收入的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有资产全民所有、全民受益的原则。

三是形成对国有企业的外部倒逼机制。上缴收益的制度安排，对国有企业形成明确的利润考核压力——企业不能仅仅满足于账面盈利，还必须实现真实的现金流回报。这种倒逼机制有助于推动国企改善经营管理、提升资产运营效率、强化成本控制，从而在微观层面促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的劣势与深层风险

然而，相比其有限的优势，这一路径的劣势与风险更为显著，尤其需要警惕其对国有企业长期竞争力和经济基本面的潜在侵蚀。

首先，收益规模有限，难以填补巨大赤字缺口。国有资本的收益水平根本上取决于国企的经营效益，而这又与宏观经济周期、行业景气度和市场环境密切相关。在经济下行、企业利润承压之时，恰恰是政府财政赤字压力最大的时候，但此时国有资本收益也往往同步萎缩。也就是，补缺需求最大时，可供补充的收益反而最稀缺。这种来源与需求同步波动的特征，使上缴收益难以成为可靠、稳定的赤字弥补来源。

以近年数据为例，全国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占比通常在1%-2%左右，近年来我国财政收支缺口动辄以数万亿计。相较于巨大的财政赤字缺口，上缴的国有企业利润明显不足以构成有效填补，充其量只是锦上添花的补充性收入。更关键的是，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本身也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难以承担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的重任，并非一个稳定增长的财政支柱。

其次，存在杀鸡取卵的风险，可能侵蚀国有资本的长期竞争力。国有企业的利润不仅是当期收益的体现，更是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产能升级、研发投入和人才储备的核心资金来源。如果政府为填补赤字而过度提高上缴比例，相当于挤占了企业本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资金。短期看，国库数字得到改善；长期看，企业因缺乏资金进行设备更新与技术创新，竞争力逐级下降，利润逐年萎缩，最终导致未来的上缴收益基础也随之崩塌。

若为填补赤字而过度调高上缴比例，本质上与向民营企业过度征税如出一辙。两者都是以牺牲微观主体的造血能力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财政账目平衡。二者虽路径不同，实质完全一致，都是在透支未来收益以填补当下缺口，都是在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应对蛋不够吃的困局。短期来看，国库数字确实因这笔进账而得到改善；但长期来看，企业可能竞争力逐级下降，利润萎缩，最终导致未来的上缴收益基础和税源基础同步崩塌。

再次，上缴收益本质上仍属存量博弈，而非增量创造。国有资本收益来源于国企在市场竞争中创造的利润，它本身是国民经济总产出的一部分。政府将其从企业手中抽走用于财政支出，只是改变了这笔资金在公共部门内部的配置方式，并未创造新的购买力或新增财富。这与通过税收或债务融资弥补赤字的逻辑相似。都是在既有的国民收入蛋糕中进行再分配，而非做大蛋糕。

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上缴国有资本收益本质上并不是在创造新的购买力，而是将一笔本可由企业用于投资支出的资金，转移为政府主导的消费或投资支出，即资金只是在公共部门内部完成了左口袋到右口袋的转移。这一转换能否形成正向的净拉动效应，完全取决于政府支出端的效率能否超过企业自主投资的效率。

理论分析和国际经验反复表明，政府效率通常低于企业效率，政府投资乘数也常常低于企业投资。企业投资直接贴近市场，对需求变化敏感、对成本控制苛刻、对利润回报负责，它天然具有较高的边际产出效率。而政府主导的投资则需要经过立项审批、预算编制、招投标、工程实施等多重行政环节，决策链条长、信息传递慢、甚至可能出现与市场需求脱节的低效投入。

若将企业利润抽走用于政府支出，资金配置效率从高向低转移，非但不能有效扩大总需求，反而可能对整体经济形成隐性拖累，那么整个社会的净拉动效应便是负值。这正是上缴收益弥补赤字路径中极易被忽视却极为致命的一个隐性代价。

最后，可能弱化国企的市场化改革动力。如果上缴比例频繁调整、缺乏稳定的制度预期，国有企业将难以形成稳定的利润留存预期，可能导致管理层短视化。更关注当期账面利润以满足上缴要求，而忽视长期战略布局和核心技术攻关。这种为缴而盈的经营导向，与国企改革所追求的市场化、专业化、竞争力目标背道而驰。

总之，上缴国有资本收益作为一种弥补财政赤字的途径，具有一定的补充价值。尤其在财政紧张时期，它可以作为一项临时性的开源手段，在不直接触动税收和债务的前提下缓解短期资金缺口。但它绝非解决财政赤字的根本之道，更不是弥补赤字的最佳方式。其核心局限在于，收益规模的有限性决定了它只能扮演配角，而过度上缴对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的侵蚀则意味着这种做法的边际效用递减、边际代价递增。

要真正实现财政可持续，重心不在于如何从国企多收一点，而在于如何让国企做优做强，使其贡献更高质量的税源与收益。同时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升整体经济潜在增长率来从根本上扩大财政收入的总盘子。正如《债务密码》所揭示的逻辑，真正健康的财政，永远是靠增长驱动的，而不是靠榨取既有资源来维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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