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财政的真相：税收外包，按“闹”免税|咸丰|嘉庆|康熙|清朝|税收|胥吏

看清朝的书时，对于那个朝代的每一个公民（哦不对，应该叫子民），我一直有个问题搞不清楚，他们到底该交多少税?

活在清朝，对不同省、市，县,甚至一个县内部的人，收税的规矩都不同。

比如在道光初年，“江南之米，每石加至四五斗”，即上面定下征收一石粮食，底下征税时要额外多收5斗，税收成本为50%。（数据出自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师渠的文章）

这还算不错了，同时期山河四省的河南、山东，一石粮食“加至三石有余”，即实际税收是名义税收的400%以上。难道因为是贫困地区，纳税人少，就揪着少数几个韭菜往死里薅？

即使是同一地区，不同人家的交税规则也不同，在湖北江夏，大户人家1两银子的税实际缴纳1.4两，小户需缴2.4两，而直到衙役下乡催收的贫困户则需缴3.7两。

若是换个县令，交税规则也不同，比如嘉庆年间的湘潭，知县是谢攀云时每石漕粮税额折银五两（市场价是1两银子1石米）；四年后张云璈当县令，每石则需7两到8两。

为何收税这么随意，难道“你法我笑”出现在清朝？

更可笑的是，这么收还是符合清朝法律的。咱大清，每个县有正式编制的公务员都在10个以内，就知县、教谕等寥寥几人有工资，作为对比，当代一个县的公务员加上事业编有5000人。十个人显然无法治理一个县，县令就会自己招些没编制的临时工，担任衙役、文书、师爷等。这些多招收的人，工资要由县里负担，县里就得多收税。

仔细研究完这套税收体系后，我不禁想起一个词---包税人制度。元朝的某段时期曾实行该制度，皇帝将各省份发包给包税人，后者每年承担固定份额的税收。包税人在自己负责的区域会尽量多收，因为都归其个人所有。

你也可以理解为，大清就类似一个公司总部，对全国各省设置分公司，分公司老总完成每年的固定业绩后，都赚的钱都归他自己。

清朝早期的税额是根据明朝万历的原额定下的，每年大概4000万两，康熙又号称“永不加赋”，各省的税额就定了下来。

（这笔钱若按对粮食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200亿，而去年江苏苏州市下面的一个常熟的财政收入都有238亿）。

包括清朝在内，当一个国家的公民没有个人权力，被称为子民时，这个国家必然滑向包税制。

根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周健副教授的研究，清朝到了中期，其州县大多将钱漕征收交由各类书差包办。州县一级的经制胥吏——总书、柜书成为钱漕征解的总承包商，负责在奏销届限前垫缴赋额及相关费用，并将粮户之串票截出，交由册书、里书、粮差等在乡催征揽纳。

这不就是妥妥的包税制么？

既然清朝是子民而非公民，普通人没有个人权力，包税人最终收税的这一刀必然是贴着纳税人的头皮割过来，再低一分就脑袋就要落地你就要造反。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税收几乎是针对个人量身定制的，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的税收都不同，你家里有做官的就减税，有实力有影响力的就正常缴纳而不用多征。而对于要加征的普通家庭，住在县城附近的方便上访的就少加征，住的偏远的小户就多加征。

李鸿章做江苏巡抚就吐槽过，其治下“一以贵贱强弱定钱粮收数之多”，最富的人反而不会被多收。

最搞笑的是，对于爱上访的人反而收税最少，两江总督阿林保曾说，“其刁生劣监好讼包揽之辈，非但不能多收，即升合不足，米色潮杂，亦不敢驳斥”。

缙绅之米，谓之衿米；举贡生监之米，谓之科米；素好兴讼之米，谓之讼米。此三项内，缙绅之米，仅止不能多收，其刁生劣监好讼包揽之辈，非但不能多收，即升合不足，米色潮杂，亦不敢驳斥。----两江总督阿林保《嘉庆十四年九月初三日奏折》

在这种制度下，一个地区的税收实际收入往往是名义收入的几倍。比如在咸丰年间的湖南，粮户纳漕一石则被勒交银六两，相当于多交了六倍。而在湘潭,嘉庆中期以后就高达七八两。

这些钱中相当部分都被官员拿走，毕竟“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也有相当大比例进了胥吏的口袋，因为“铁打的胥吏，流水的官”，这些胥吏扎根地方几代人，很容易就拿捏外地调来的官。比如在康熙年间的江西吉永县，当地书吏们都练出了拿捏知县的“常胜套路”：每当新知县上任，就故意唆使上百个老百姓天天来告状，丁点鸡毛蒜皮的破事，都把知县老爷吵得头昏脑胀，最后只能当了甩手掌柜，由着书吏们来处置，自己心甘情愿当个摆设。

故此，湖北巡抚胡林翼在给咸丰的奏折中称“官不过稍分其余润，而小民之脂膏遂尽归书役之中饱，而国赋转致虚悬。”

其实，岂止是清朝，凡是没有公民全是子民的地方，税收都这样子。即使在号称老百姓最幸福的宋朝，仍旧有“冗官、冗兵和冗费”，而养这些官、吏、兵的费用都出自百姓。即使改革家范仲淹喊出“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要给公务员裁员，可他刚刚合并了一个县的编制，自己倒下台了。

同样，凡是税收是说不清道不明地方，那这里也都没有公民全是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