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红军化装奇袭入遵义城，未经激烈巷战，战后清点入库的军械记录：步枪900余支、轻机枪22挺、82毫米迫击炮6门，无入城缴获的重机枪记录；
步枪、轻机枪型号比较繁杂：
汉阳造88式步枪：汉阳兵工厂（湖北）国产仿制德国1888委员会步枪，这是黔军最主要的制式枪械；
捷克Vz.24短步枪：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原厂生产，以及巩县兵工厂仿制版本，装备黔军精锐部队；
少量老套筒（原厂1888式）、贵州赤水兵工厂土造“九响连珠枪”（本地仿制，工艺粗糙）；
极少数缴获的三八式步枪（中央军遗留流入贵州）。
捷克式ZB-26轻机枪：捷克斯洛伐克原厂进口，金陵兵工厂、大沽兵工厂的仿制版占小部分；仅有1挺瑞士启拉利KE7轻机枪，为中央军淘汰后调拨黔军的装备。
迫击炮（6门）是法国布朗德M1931式82毫米迫击炮（沪造仿制款，上海兵工厂生产），也就是俗称的沪造二十式迫击炮，是当时国内通用的团属支援火炮，配套缴获炮弹百余发；
可是，红军没有缴获重机枪……
1935年2月，遵义战役（娄山关、追歼吴奇伟中央军）第二阶段，此战击溃国民党中央军2个师、黔军8个团，合计缴获轻重机枪数十挺：全部是工农红军在乌江边追击溃散的吴奇伟中央军时缴获的二十四年式马克沁水冷重机枪（金陵兵工厂国产），并非在遵义城区、黔军守城部队手里缴获；
1935年，遵义城内的黔军守备部队确实没有被缴获重机枪：不是我军不英勇，而是黔军太穷了！
黔军军阀王家烈第25军全军仅有五十余挺马克沁水冷重机枪，全部收拢在军部特务团、师属独立机枪营，只摆在乌江沿岸、娄山关等外围险要阵地，遵义城内的普通守城步兵团，编制里本身就不配发重机枪。城内部队只有步枪、少量捷克式轻机枪，这是编制上的硬性原因；
而马克沁水冷整机接近50公斤，需要专用枪架、冷却水筒，无法随军快速机动。红军逼近遵义城时，黔军守城指挥已经提前把仅有的重型机枪，连夜后撤到乌江以南的防线，没有留在城内；红二师六团伪装成溃兵雨夜入城，黔军守军毫无防备，大部选择弃城向南逃跑，建制完整、有序撤退，没有被包围歼灭，所以重型装备可以全部带走，不会遗弃在城内。如果是巷战被全歼，才会遗留重武器；
贵州当时工业贫瘠，无力自产大量重机枪，所有水冷重机枪都依靠外购、接收中央军淘汰装备，极其珍贵。王家烈对重火器管控极严，绝不下放给普通守城连队，只用来扼守江河隘口，不会放在遵义城区固守；
但是，红军却有其他战略收获：药品和电台！
红军入城后，由林伯渠、毛泽民牵头的军委没收征发委员会，统一收缴全城军阀官邸、西药房、教会诊所、黔军后方卫生仓库的全部医用物资：一共收缴两百余箱成套药品与医用耗材，具体包含：进口奎宁（治疗疟疾，长征时期最紧缺的西药）、碘酊、消毒酒精、外科磺胺粉剂、医用绷带、脱脂棉、手术刀、止血钳等全套外科器械；同时大量收集本地中草药；
中央红军300多名重伤病员全部在遵义就地休整，依托这批药品搭建临时战地医院，超过八成伤病员得到有效救治痊愈归队；同时把药品分装下发各连队的随军卫生员，彻底解决了湘江战役之后部队大面积疟疾、外伤感染无药可用的困境。另外，所有西药全部登记造册，由军委总卫生部统一管控，不允许私自截留；
至于电台，黔军军阀第25军本身无线电装备极少，仅军部、师部才有电台，城内部队的步兵建制不配无线收发报机。红军化装入城，黔军是成建制向南有序撤退，把仅有的电台设备全部带走，城内军阀官邸、警备库房，只搜到有线电话单机、电话线缆、电池、无线电零配件、矿石收音机（民用），不存在军用完整电台。
所以，红军军委三局（无线电通信局）的原始工作记录明确记载：入城清查阶段，没收征发委员会没有登记在册的军用电台入账；
但是，在遵义下辖的桐梓县城（黔军军部所在地，红军同时进占），缴获两部国军完整15瓦便携式无线电台（民国中央军制式，上海、南京无线电厂制造），附带全套手摇发电机、蓄电池、电键、天线原件：红军军委三局副局长喻述祥专门带队前往桐梓搜集通信器材，这两台电台完整无损，全部上交军委无线电总队统一使用，这是这次遵义战区通信器材最核心的收获；
而在1935年2、3月遵义战役（娄山关、乌江边追歼吴奇伟中央军）中，红军留下了电台缴获记录：红军击溃中央军两个整编师，在乌江边的溃兵遗弃物资里，缴获3部军用电台：包含2部15瓦便携电台、1部50瓦车载电台（金陵无线电厂生产）。这一批电台，极大补充了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损耗的通信设备，遵义会议之后，正是依靠这批补齐的电台，实现了军委和各个军团全天候不间断联络，也保障了对敌军无线电信号的侦听破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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