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夏天来得特别早，麦子黄得也比往年快了七八天。村长家那几十亩地在村东头，是全村最大的一片。我是临时被喊去帮忙的，那年我十九岁，刚从技校回来还没找到活干，正蹲在自家院子里修一台旧风扇，村长的二儿子跑过来喊我：“远哥，我爸让你去帮忙收麦子，管饭，晚上能睡仓库。”

麦子收了三天，白天顶着日头割麦、打捆、装车，晚上吃过饭就在仓库里铺一层稻草席地而睡，仓库里堆着半屋子的新麦，散发着一股干燥的草木香气。我睡得浅，翻了个身的时候，听见旁边传来细细的声响，像有人正轻轻踩着稻草走过来。然后有一只手落在了我的肩膀上，隔着薄薄的棉布衬衫，那只手的温度顺着布料慢慢渗进来，不重，带着一点犹豫。我睁开眼，仓库里的煤油灯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拧暗了，只剩一点微弱的光从灯罩边缘渗出来。她蹲在我旁边，是村长的女儿，叫麦苗。她比她哥小两岁，平时不怎么说话，总是低着头，吃饭的时候坐在最边上。她蹲在稻草堆旁边，声音低得几乎只有我能听见：“我怕你睡不好，就过来了。”她手里攥着一把旧蒲扇，扇叶边沿已经磨得发毛了。她把扇子放在我旁边的稻草上，又蹲了一会儿才站起来。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那把蒲扇还在，搁在枕头边上。白天割麦的时候，我特意多看了她两眼，她坐在屋檐下择菜，像在翻一本她还没有读完的书。傍晚收工的时候我路过她身边，她正在收晾干的衣服，弯腰把一件旧衬衫从晾衣绳上取下来，她侧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然后又低下头，把衬衫叠好放进篮子里。

后来麦收结束了，我没有立刻走，留在村长家帮了几天零工。每天傍晚收工以后，我会在院子里那口井旁边洗脸洗手。她会在厨房里烧水，端一碗凉茶出来放在院墙的矮墩上，我喝完了把碗放回去。她从来不催我走，也不多说话，只是坐在灶房门口那把矮凳上，借着煤油灯的光慢慢择菜。

有一回傍晚刮了大风，把她晾在院子里的几件衣服吹落在地上。我帮她捡起来的时候，手里攥着她那件碎花衬衫，布料晒了一下午，还带着阳光的温度，边缘微微卷起，像一枚正在缓慢成型的旧书签，等着被人重新翻到它该在的那一页。她正走过来，看见我手里的衬衫，没有接过去，只是站在暮色里说：“你放着就行。”我弯腰把那件衬衫搭回晾衣绳上，把领口理顺，衣摆拉平，风从院墙外面吹过来，吹动那件衬衫的袖口，像一个正在等待被翻开的手势。

后来我离开了村子，去了县城的一家机械厂上班，偶尔会回去看看，也只是经过村口，没有进去。麦苗没有嫁人，至少那几年没有。她在家帮村长种地，后来她开了一家小卖部，卖油盐酱醋和针头线脑，门口种着几棵凤仙花，夏天开得正盛。听说有人去提过亲，她都推了，说现在不想嫁。

我是在离开村子第四年，才又见到她的。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我路过村口的小卖部，看见她正蹲在门口择一把韭菜。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看见我，她没有站起来，没有笑，只是低头择着韭菜，像在翻一本她已经合上很久、却始终没有放回书架的书：“你回来了？”我站在门口：“路过。”她放下韭菜站起来走进屋里，那扇门在她身后合拢了，隔住了屋内的声响和正在变暗的天光。那道亮痕在门框边缘收窄成一道细线，然后消失了。我蹲下去，把那把已经枯黄了的野草一根一根拔掉，把新土填进那个浅浅的坑里。

1994年春天，她嫁到了邻县。是媒人介绍的，听说对方在镇上开了家修车铺。她出嫁那天，我刚好在镇上办事，远远看见迎亲的队伍从巷口拐出来。我没有走近，只是站在街对面那棵老槐树底下，看见她坐在轿子里，穿着一件红嫁衣，辫子已经盘起来了，在头顶挽成一个髻，插着一朵红绒花，随轿子的颠簸轻轻晃动。轿子在转弯处停了一下，她的脸在轿帘边缘露了出来，像在翻一本她还没有读完的书，然后轿子继续往前走了，嫁衣的边角在风里翻动了一下，像一个正在被翻开的手势，然后消失在巷口的暮色里。我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看着迎亲的队伍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一片正在变暗的天光里。那道亮痕在路面上停了一下，像一个正在等待被翻开的手势。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只听说她丈夫对她不错，生了一儿一女，日子过得安稳。我结了婚，有了孩子，那些旧事慢慢地就被日子压到了最底层，很少再翻动。偶尔在收麦子的季节，会想起那间堆满新麦的仓库，想起那把旧蒲扇被放在枕头旁边，在煤油灯的微光里泛着温润的旧色。她低头择菜的样子，她站在水井边擦汗的样子，她翻书的样子，像一道道被翻过的旧折痕，正在等待着重新被翻开。我走到水井旁边，弯腰打了一桶水，洗了一把脸，然后坐在院子里那把旧竹椅上。竹椅的边沿已经被磨得光滑了，像一个正在被翻开的手势，等着有人走过去，把它重新翻开，读到最后一行，然后轻轻地合上，放回它该在的位置。那道亮痕在井沿上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向前延伸，融进了正在变暗的天光里。灶膛里的火光还亮着，我坐在那里，等着锅里的水烧开，等着那道光慢慢暗下去。那道亮痕在窗台上停了一会儿，像一个正在等待被翻开的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