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耿 磊
江蓝生(左)和王楠工作照(摄于2010年)。 受访者供图
韩敬体近照。 崔家宁摄
左图：《现代汉语大词典》书影。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供图 右图：《现代汉语大词典》学术研讨会现场。 李婧姝摄
翻开学生时代的记忆，除了课本与老师的讲授，相信很多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在辞书的方寸之间，探寻字词的奥秘。
今年4月，五卷本《现代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现汉》)的面世，再次唤醒了这份文化记忆。这部1200余万字、收录15.7万余词条的大型辞书，系统呈现了百年现代汉语词汇的真实面貌，是一部在中国现代辞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型词典。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这部现代汉语活态发展的“百科全书”出版背后，是新中国三代辞书工作者20多年的躬耕不辍。
20多年坚守
只为完成一项艰难而有意义的事业
一部词典的编纂，往往是一场跨越数年甚至数十年的“马拉松”，考验着编纂者的学识、毅力与情怀。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语言学界就曾动议编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词典。然而，受限于当时条件，这项工作几经波折，三度搁浅。直至2005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来的《大现汉》主编江蓝生接过了接力棒，这一干就是20多年。
“当时老韩找到我，说起吕叔湘和丁声树两位先生曾嘱托要编纂一部大型词典。”回忆立项之初的情景，江蓝生十分感慨，“我对编纂辞书的辛苦已有所耳闻，但作为学生后辈，我感到有责任完成前辈的期望与嘱托。”
江蓝生口中的老韩，就是后来担任《大现汉》副主编的韩敬体，他曾参加过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先生主持的《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工作，对于老一辈学者的愿望和这项工作的意义很了解。
为何编纂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词典会成为几代辞书人的夙愿？这还要从我国辞书发展历程说起。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老一辈学者就曾组织编纂过《辞源》和《辞海》等大型辞书。新中国成立后，先后编纂过《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两部重要的语文辞书，在普及教育和语言文字规范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都是中小型的，不能完全满足读者的需要。
横向来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小学馆推出《日本国语大辞典》，在世界范围内积极推广日语；有着百年历史的《牛津英语词典》也于1989年推出了第二版，词汇量极大扩展。而我们手里只有中小型辞书，甚至在收到外国友人赠送的百科全书时，回赠的只是一部小小的《新华字典》。
所以编纂一部现代汉语大词典，就成为社会的需要、时代的召唤。
“既是前辈的嘱托，也是现实需要。”江蓝生说，“编纂《大现汉》就是我们这一代辞书人的使命。”
《大现汉》的编写工作，像极了一场艰难曲折的攀登。
“《大现汉》第四次上马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科院语言所”)原本参与过《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的一些同事已经退休，还有人承担着其他研究任务。”江蓝生回忆道，“人手不足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难题。”
在江蓝生和韩敬体两位先生的多方努力下，2005年底，近30人的编写组组建完成。其中不少是新手，只能“边干边学”。
从立项到付梓，二十载寒暑，其间虽经历项目调整、人员进出，但“坚持下来，这次绝不能再夭折”始终是编纂团队的共识。
他们翻阅各类语料库，广泛研读近百年来的各类文献，搜集历史词汇；通过专题研究带动编写工作；积极“开门编词典”，征集读者意见；召开专家审稿会，听取同行学者建议……一项项工作逐次推进、落地完成。20多年中，编写组成员有人从壮年熬到了两鬓斑白，有人从青涩的大学生成长为研究室骨干，而这部词典也一点点厚实起来，逐渐打磨成器。
今年4月，在《大现汉》首发发布会上，江蓝生满带使命感地说：“我们应当打造与中华优秀文化和人民需求相匹配、能够帮助群众正确运用和传承祖国语言文字的辞书产品。”韩敬体感慨：“这是社科院语言所三代学人寄托梦想和期望并为之不懈奋斗的一部力作。”
“汉语语言学的发展，从来不是一人之功、一时之绩，而是代代学人薪火相传、携手奋进的接力征程。《大现汉》的出版问世，既是对吕叔湘、丁声树等前辈学者学术思想与治学精神的传承弘扬，也是当代语言学界集体智慧的结晶。”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陆俭明说。
做经世致用的学问
写一部既有学术含量，又有可读性的辞书
“内容丰富”“严谨规范”……今年4月，在《大现汉》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毫不吝啬对这部巨著的赞许。
不过，当这部词典走向大众时，普通读者的评价却出人意料——“生动”“有趣”“新鲜”“好读”成了高频词。
“我们想要编的是一本既可以查，也可以‘读’的词典。”江蓝生说。
翻开《大现汉》，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跃然纸上：读者能一睹百年前的文字风貌，比如当时的“知识”常写作“智识”，“揭幕”称作“除幕”；还能看到“爱咋咋”“哪儿跟哪儿”等鲜活的日常口语。
不仅如此，这部词典还收录了因误用而通行开来的词，如“回怼”的“怼”，就在说明中解释了其原本释义。
这些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网络鲜活感的词语，让《大现汉》跳出“被动查询的工具书”，成为一部兼具学术价值与可读性的作品。
这一切都离不开《大现汉》的编纂理念。
“编写辞书或教材最忌雷同，要编就要突破前人，有特色、有新意。”秉持吕叔湘先生的治学理念，编写组跳出传统辞书编纂范式，在理念上大胆突破——正如《大现汉》前言所写：“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规范性与描写性相结合”“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
简单来说，就是既关注语言词语当下的意义与使用方法，也追溯其演变脉络；既提供准确、简明、严谨的释义，也补充语用规则、文化内涵等深层信息，力求让词典适配更广泛的读者群体。
想要编出一部新颖且有深度的大型词典，需要从海量语料中提取大量的词汇作支撑。
为此，编纂团队广泛调研各类已出版辞书，利用多种语料库等资源，遴选尚未收录的有价值词语。
特别是为了打捞散落在岁月长河中的旧词语，编写组翻阅近百部民国小说，从许地山、梁实秋、林语堂、郁达夫等名家的小说与散文集中勾乙第一手资料。
“有时候吃着饭，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词，就赶紧掏出手机发到工作群里，生怕漏掉。”《大现汉》编写组成员、社科院语言所《新华字典》编辑室副主任范文杰的笑谈，生动勾勒出编纂团队的“收词狂热”。
把工作融入生活中，已经成为常态，也正是这种学用结合的治学态度，使编写组在浩瀚语海中“淘沙拣金”，筛选出前人未曾收录的有价值的词目。
正如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王宁所说，“《大现汉》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正在使用和发展中的现代汉语真实面貌。更为难得的是，它在共时描写中融入历时视角，让我们从这部词典里掇拾到百余年社会变迁的微观记忆。”“它不仅提供个体词语的形音义查检，更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现代汉语，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语言大典。”
三代人的传承
能够择一事终一生也是一种幸运
“当初接下《大现汉》主编的担子，是因为不知道它有多难。但能坚持做完，靠的是责任感与使命感。”多年后，手捧已出版的《大现汉》，江蓝生依然记得接到编纂任务时的感受。
超过15.7万个词条，大多数条目都要亲自审改。因常年伏案工作，她的颈椎和腰椎出现严重问题，先后动了3次大手术。在住院期间，她仍放心不下词典编纂工作，在工作群里及时与大家交流沟通。
“辞书编纂是一项磨炼人的工作，既能增长知识、提升思维概括能力，又能淬炼坚毅的意志品质。”江蓝生说，“语言研究者能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相结合，为国家文化教育事业作贡献，便实现了学者的人生价值。那些吃过的苦头，都是必交的学费，是值得的。”
如今，辞书队伍的成长建设与这门学问的传承，是江蓝生最关心的事。
编纂《大现汉》的过程也是精神与学问的传承。《大现汉》编写组成员、社科院语言所《新华字典》编辑室原主任王楠告诉记者：“通过《大现汉》的编纂工作，许多当年的‘年轻人’积累了经验，成长为骨干。”她介绍，正在开展的《现代汉语词典》第8版修订中，这些人已有不少成为主力。
《大现汉》编写组成员、社科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副主任苏颖，便是其中之一。在她看来，能够坚持完成《大现汉》的编纂工作，既有榜样的感召，也有责任与热爱的支撑，更离不开团队的相互扶持。
“老一辈学者治学严谨，热心传帮带，对解答我们的问题极有耐心。工作中，年轻人遇到问题，随时可以推门请教，前辈们总会放下手头工作，耐心给予指导。”苏颖说。
如今，社科院语言所拥有15位专业的辞书编纂研究人员，其中博士11人，专业方向涵盖训诂学、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计算语言学等领域。团队中既有冷门绝学学科、现代语言学各分支的研究者，也有前沿应用交叉学科的探索者，为各类辞书编纂修订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现汉》的顺利面世离不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编写工作相继被列为社科院重点课题和院创新工程项目。“编词典和做基础研究不太一样，成果不能立竿见影地显现。”范文杰告诉记者，“这些年院里、所里相继出台了很多支持政策，比如更加科学完善的辞书岗位考核评价体系，极大消除了大家的后顾之忧，让我们能够专注词典编纂工作。”
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之外，学术的积累发挥了更大作用。王楠是1995年进入社科院语言所的，至今已工作30多年。她记得刚到社科院语言所时，为了搜集资料，每年要从报纸、杂志等手写摘抄约1000张新词、新义卡片，如今所里还存放着当年抄写的近百万张卡片。“虽然现在已不再手写卡片，但随时随地关注新词、新义，时时刻刻思考字词释义已经成为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她说。
“人生最美的事，莫过于事业与热爱的双向奔赴。”王楠动情地说，“现在想来，编辞书虽辛苦，但翻开几代人都在用的《新华字典》——如今发行量已达约7亿册，编写、修订者却只有几十个人，自己能成为其中一员，是件很幸运的事。《大现汉》也会是这样一部书，一部让我们一生都为之骄傲的书。”
《 人民日报 》( 2026年07月19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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