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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背景下，契丹族裔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通过诗歌创作，生动展现了对《孙子兵法》的接受与运用。耶律楚材的诗歌强调“庙算”“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战略思想，其子耶律铸在诗中更多的是“奇正相生”“兵贵神速”等战术思想。父子二人的诗作将孙子思想从汉文化经典转化为指导实践的思想资源，在多元文化交融中构建了独特的文化认同。他们以诗歌为桥梁，把中原兵学智慧与北方民族军事传统相融合，丰富了中华兵学的表达形式，也见证了少数民族精英对中华文明的内在认同与创造性转化。
关键词：耶律楚材耶律铸《孙子兵法》诗歌
文章出处：《孙子兵法研究》2026年第4期
作者简介：王希龙，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特别委托项目（一般委托）“孙子文化与中华文明研究”（24CWTJ60）阶段性成果。
宋辽金元时期，民族文化交融深入，契丹族的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作为蒙古政权里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思想与活动一直是学界关注重点。综观现有研究，成果多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为文学方面[①]；其二是人物与政治思想方面，探讨耶律楚材以儒臣身份怎样影响蒙古早期政治，推行汉法[②]；其三是家族与文化认同方面[③]。这些研究为深入认识耶律父子的生平、思想提供了广阔视野。本文以《孙子兵法》为理论框架，梳理耶律父子诗文中的兵学思想，并将之置于中国兵学传承与发展的脉络里去考量，这样有助于较为完整地把握他们的思想体系。这一探讨也能具体呈现出在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下，中华古典兵学如何被少数民族精英所吸收、运用，并在这个过程中融入新的历史经验的图景。
一、耶律楚材父子接受《孙子兵法》的历史背景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思想与文学现象的产生，都深植于其特定的历史土壤。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作为契丹裔士人，却能在其政治实践与文学创作中对汉文化兵学经典《孙子兵法》娴熟运用并有所创见，这一现象本身便是宋辽金元时期民族文化大交融的缩影，他们接受孙子兵学具有历史必然性与个人主动性。
宋辽金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规模的民族碰撞与融合时期。北方草原的蒙古势力崛起，先后覆灭了西夏、金与南宋，建立了囊括众多族群的庞大帝国。在这一历史变局中，像耶律家族这样原属辽朝皇族后裔、后又仕于金元的“世侯”或文士，其身份具有典型的过渡性与复合性。他们既保有本民族的文化记忆，又长期浸淫于汉文化之中，同时亲身经历金元鼎革、天下一统的历史进程。这种复杂的政治格局与民族关系，打破了单一的文化界限，为不同民族间的知识流通与思想借鉴提供了客观条件。一方面，战争与统治的迫切需求，使得任何有助于“取天下”与“治天下”的知识与技术都获得了流通价值，《孙子兵法》作为历经千年检验的兵学经典，其在乱世中的实用价值愈发凸显，自然成为包括耶律父子在内的各族政治家、军事家所共同汲取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政权鼎革之际，旧的意识形态约束相对松弛，为不同文化间的借鉴与融合提供了缝隙。耶律父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孙子兵法》进行了接受和运用。
耶律氏家族自身的文化选择特别关键。这一家族从辽初开始，对汉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一直保持深入认同与学习。东丹王耶律倍首开风气，他在立国之初就向辽太祖建议“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④]，推动建立了孔子庙，确立了尊儒的家族风气。耶律倍精通《左传》，他曾“令人赍金宝私入幽州市书，载以自随，凡数万卷”[⑤]，奠定了家族深厚的文化修养基础。耶律倍在治理东丹国时“一用汉法”，这是他把儒家理念应用于政治实践的早期尝试。另外，耶律倍对兵学亦有着一定程度的实践，他曾随军征渤海国，在辽军夺取扶余城后，辽太祖欲马上清查户口，耶律倍劝谏：“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势，径造忽汗城，克之必矣。”[⑥]这一建议体现了他敏锐的军事洞察与政治远见，他还翻译过《阴符经》，李筌称这部书包含“强兵战胜之术”的成分[⑦]，说明耶律倍对兵学理论有直接的接触与兴趣。值得强调的是，关于《孙子兵法》在辽代的传播，虽然明确记载不多，但兵学思想的载体是多元的。“言兵者不止于兵书，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都有涉及兵学的内容，汉文典籍在辽的传播也就必然地带有兵学的成分。”[⑧]宋辽和平时期，中原文献广泛流入辽地，苏辙使辽时就发现宋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在辽境“无所不有”[⑨]，这当中自然不乏论及军国利害的篇章。汉族士人参与辽军政事务，这也是中原兵学思想北传并得以付诸实践的重要通道。自辽初开始，韩延徽等汉族士人就成为契丹统治者的重要谋士。“汉族士人和武将在辽朝或参谋军机，或率兵打仗，甚至担任枢密使等要职，必然将中原汉族兵学思想带入契丹。”[⑩]这给后来像耶律父子这样的少数民族精英学习中原兵学，铺垫下潜在的知识环境。到了金代，耶律楚材的父亲耶律履，将家族的儒学修养推向了新的高度。耶律履以“通儒”闻名，史书记载他“通六经、百家之书，尤邃于《易》《太玄》”。他借助精通契丹、女真文字的长处，参与金世宗时期“译经史”的文化工程，将儒家经典译为少数民族文字，促进儒学在北方的深入传播。他还积极运用儒术影响政治，曾给金世宗进献司马光的《古文孝经指解》，劝导时为藩王的金章宗研读《尚书》《孟子》这些承载“圣贤纯一之道”的经典。耶律履在朝廷“论事上前，是非利病，惟理所在，未尝有所回屈”，呈现出儒家士大夫的品格与风骨。耶律履奠定的家学传统，在他的子辈中得以延续且有多方面的体现。长子辨才“资倜傥，躯干雄伟”，长于武略，以射箭技术见长，投身军队后多次立下战功，担任过许多军职，积累了丰富的军政实践经验。次子善才“资雅重，读书知义理”，走的是文臣的道路，长期担任中央与地方官职，以清廉谨慎闻名，并且在金末汴梁危难之时选择为国殉难，践行了儒家的忠节观念。[11]季子耶律楚材从小就承接了家学，“十三学诗书，二十应制策”[12]，“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13]，他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认知已经深深扎根于儒学传统，故能在蒙古政权中以“治天下匠”自称，推行“以儒治国”的策略。至于耶律铸，是在他父亲耶律楚材的培养下，对这一家学传统进行传承和实践。耶律楚材曾作《为子铸作诗三十韵》，教导他“儒术勿疏废，祖道宜薰炙”[14]。《元史》本传记载他“幼聪敏，善属文，尤工骑射”[15]，展示出文武兼备的家风延续。耶律铸成长在蒙古政权逐渐汉化之时，他继承了其父沟通蒙汉文化的桥梁角色，通过自身的仕途与军事实践，将家族积淀的文化资源运用于军政事务之中。
可以说，耶律楚材父子对《孙子兵法》的接受，是时代潮流、家族传统以及个人际遇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处在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前沿，这为他们深刻领悟且自如运用《孙子兵法》，打下了坚实的历史和思想基础。
二、耶律楚材父子诗歌关于《孙子兵法》的书写
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并不是专门的兵学家，他们是身居高位的政治家与富有才情的文学家。他们对《孙子兵法》的接受与理解，巧妙地融入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形成了一种文学化的兵学书写。这种书写超越了简单的概念套用，把孙子的战略智慧内化成他们观察时局、思考军事与政治的思维框架，并通过精炼的诗歌意象与典故自然地呈现出来。
（一）耶律楚材诗歌中关于《孙子兵法》的书写
耶律楚材作为蒙古帝国早期的核心执政者与军事谋臣，他诗歌中反复出现的关于“庙算”的书写，反映出他对战略谋划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他将《孙子兵法》中的战略思想运用于军政实践的自觉意识。“庙算”一词源于《孙子兵法·计篇》“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16]。意指战前在庙堂之上对敌我双方各种条件进行周密权衡比较，从而制定胜算更大的战略。耶律楚材诗中多次援引这一概念。在《除戎堂二首·其一》中他写道：“除戎堂主震威名，一扫妖氛消未萌。不出户庭成庙算，折冲樽俎有奇兵。何须公瑾长江险，安用蒙恬万里城。坐镇大河兵偃息，居延不复塞尘惊。”[17]这首诗题为“除戎堂”，取自《易经》萃卦“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18]，意思是指整备兵器以防不测，耶律楚材借这个题旨，在诗中进一步强调“庙算”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不出户庭成庙算”一句，化用《孙子兵法》庙算思想，强调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智略。“折冲樽俎”典出《晏子春秋》，指在酒宴谈判间制敌取胜，诗人以此暗合孙子“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全胜”思想，将外交斡旋视作“奇兵”之用，体现出他以智谋与政治手段替代单纯武力征伐的战略倾向。“何须公瑾长江险，安用蒙恬万里城”，批判了依赖天险与军事工事的被动防御思维，进一步凸显“庙算”在战略层级上的优先性。结尾“坐镇大河兵偃息，居延不复塞尘惊”，则描绘出通过高层谋略实现边境安定、兵戈不用的理想局面，正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境界的诗意呈现。耶律楚材对“庙算”的推崇在其交游赠答之作中亦有体现。如在《张汉臣因入觐索诗》一诗中他写道：“汉臣千里觐龙庭，欲使天皇致太平。十事便宜言恳切，三千貔虎令严明。好筹庙算如留相，莫忆鲈鱼似季鹰。一统要荒君勉力，云台须占最高名。”诗中“好筹庙算如留相”一句，以汉初张良运筹帷幄之典，赞誉张汉臣具备如留侯般的庙堂谋略之才，体现出耶律楚材对高层战略筹划能力的推崇。他的另一首诗《云汉远寄新诗四十韵》写道“大权归禁阙，成算出岩廊。”[19]诗中“成算出岩廊”一句，“岩廊”意为高大的厅廊，诗中借指朝廷、庙堂[20]，再次强调庙堂谋略对军事行动的根本指导作用。
在《和张敏之诗七十韵三首》这首长篇诗作里，耶律楚材对《孙子兵法》的运用，呈现出从战略到战术的理解。他写道“雄材能预算，大略固难量。迭出神兵速，无敌我武扬……九畴从帝锡，五事合天常。大乐陈金石，朝仪具冕裳。降升分上下，进退有低昂。拓境时方急，郊天且未遑。应兵无血刃，降虏自壶浆。按堵无更肆，因敌不馈粮……”[21]诗作当中“雄材能预算，大略固难量”虽说并未直接使用“庙算”一词，却体现了相似的战略预见思想。他描绘蒙古大军的所向披靡：“迭出神兵速，无敌我武扬”。“神兵速”这三个字，正是《孙子兵法·作战篇》“兵贵胜，不贵久”，以及《九地篇》“兵之情主速”思想的生动体现，精准把握住了蒙古铁骑凭借高机动性来展开迂回包抄、进行战术穿插等特点。[22]“五事合天常”与《孙子兵法·计篇》所提出的“五事”道、天、地、将、法这一完整的战略评估体系相对应，耶律楚材把兵家的理论框架与儒家“天常”观念相融合，体现出他在儒家思想体系当中去理解和运用兵学智慧的思路。“应兵无血刃，降虏自壶浆”这两句，体现了耶律楚材对《孙子兵法》最高战略理想“全胜”的追求。“应兵无血刃”指向“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降虏自壶浆”则运用《孟子》中“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典故，描绘出了敌方百姓主动归顺、犒劳仁义之师的景象。这两句诗一同构建了耶律楚材理想中的战争结果，也就是凭借政治优势以及战略威慑达成征服，而非单单凭借武力拼杀，这跟他在蒙古政权中推行“以儒治国”、劝阻屠戮的政治实践相一致。“按堵无更肆，因敌不馈粮”，体现了他对《孙子兵法》后勤原则的具体运用，强调利用敌方资源补充己方，这与蒙古军队远征时的实际补给方式高度契合，而“按堵无更肆”则描绘出了占领区市井安宁、商业照常的情形，这是对“因粮于敌”政策的补充，也反映出了耶律楚材注重保护社会经济、维持正常秩序的治理理念。
此外，耶律楚材的笔触进一步深入到具体的战术场景与军事训练之中。《扈从冬狩》这首诗，记录了蒙古皇室的冬狩活动，场面就像一场实战演练：“天皇冬狩如行兵，白旄一麾长围成。长围不知几千里，蛰龙震慄山神惊。长围布置如圆阵，万骑云屯贯鱼进。千群野马杂山羊，赤熊白鹿奔青獐……”[23]诗里“天皇冬狩如行兵，白旄一麾长围成”，与《孙子兵法·谋攻篇》中“十则围之”有一定的相通之处[24]，呈现出蒙古军队运用大规模包围聚歼敌人的典型战法。耶律楚材还对围猎的具体部署进行了描绘：“长围布置如圆阵，万骑云屯贯鱼进。”“圆阵”属于古代兵法里一种攻防兼备的基础阵型，《孙膑兵法·十阵》中即有“圆阵者，所以槫也”的论述，意思是圆阵能用在集中兵力进行环形防御上，同时也可以收缩包围。耶律楚材用“圆阵”来形容长围布局，生动地描绘出了围猎队伍的整齐与严密，而且揭示出了其战术原理，也就是借助稳固的环形部署去预防猎物逃脱，达成全歼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耶律楚材所描述的“万骑云屯贯鱼进”这种推进方式，其巧妙之处甚至可以跟《孙膑兵法》中对于破解圆阵的论述形成互文关系。《孙膑兵法·十问》专门针对击破敌方“圆阵”的方法展开了论述：“击此者，三军之众分而为四五，或傅而佯北，而示之惧。彼见我惧，则遂分而不顾。因以乱毁其固。”[25]也就是借助佯装败退来诱使固守的圆阵部队分散、移动，在阵法松动之际去探寻破绽。而耶律楚材所描绘的“万骑云屯贯鱼进”——参与围猎的军队如同云聚屯，又好似穿成一串的鱼首尾相接、序列严整、整体压上——正好避免了孙膑所指出的“分而不顾”的兵家大忌。这种紧密连贯、有序推进的阵法，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圆阵”的完整性与稳固性，让敌人找不到可乘之机。这表明，耶律楚材很有可能以某种形式接受过《孙膑兵法》，并能把他对阵法的领会，自然地运用到对实际军事行动的观察与描绘之中。在他另一篇宏阔的史诗性作品《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中，耶律楚材把他对兵法的反思置于历史长河之中。诗文“兴亡千古事，胜负一枰棋。感恨空兴叹，悲吟乃赋诗……朝廷严衮冕，郊庙奏埙篪。校猎温驰射，行营习正奇……”[26]中，“行营习正奇”这一句化用《孙子兵法·势篇》的核心战术概念：“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27]耶律楚材指出，就算是在和平时期的行营训练里，也始终贯穿着“奇正”战术。这是对蒙古军队灵活多变、出奇制胜的战术根源的揭示，也是他从历史维度对兵法实践重要性的强调。
耶律楚材对《孙子兵法》的书写有着多层次、多维度特性。从宏观的“庙算”“全胜”战略，到具体的“兵贵神速”“正奇”等战术，再到“因粮于敌”的后勤原则，他熟练地运用兵学概念，将其转化为观察与思考军事实践的思维框架。这种书写源于他亲身参与蒙古军事征伐与政权建设的实践经验，是他把兵学智慧、历史反思与现实观察熔铸于诗歌艺术当中的独特创造。耶律楚材的诗歌，因此成为其汇聚政治家眼光、军事家谋略与诗人才情的重要载体，生动呈现了孙子兵学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生命活力与跨文化影响力。
（二）耶律铸诗歌中关于《孙子兵法》的书写
耶律铸身为耶律楚材之子，他的诗歌创作亦呈现出对《孙子兵法》的深刻领悟与灵活运用。他继承了家族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并且将兵学智慧融入诗歌意象与叙事里面，凸显出他对孙子战略战术的吸收与文学表达。他的诗作题材广泛，包含赠别、凯歌、战场纪实等，以下结合具体诗作来分析耶律铸诗歌中有关《孙子兵法》的书写。
在《送宁朔》一诗当中，耶律铸写道：“说从薛烛授吹毛，从事孙吴与六韬。应策腾空调赤电，惊弦裂石试乌号。鼎鱼幕燕由西极，假气游魂在北郊。击惰捣虚元有策，必须先直取窠巢。”[28]这首诗为赠别之作，以兵学意象勉励友人。首句“说从薛烛授吹毛”借用薛烛论剑的典故，暗喻友人精于技艺，“从事孙吴与六韬”则直接点明友人对孙武、吴起兵法和《六韬》的研习，体现了耶律铸对先秦兵学传统的推崇。诗中“击惰捣虚元有策，必须先直取窠巢”一句，集中体现了耶律铸对《孙子兵法》战术思想的融合运用。“击惰”是《孙子兵法·军争篇》“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深度概括，强调在敌军士气懈怠、兵力疲惫时发动攻击；“捣虚”则呼应《孙子兵法·虚实篇》“避实而击虚”及《计篇》“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原则，主张集中兵力打击敌方薄弱与要害。[29]反映了耶律铸对主动进攻、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弱点的战术认同。
耶律铸对“奇正”战术的书写尤为突出，这在其诗中多有体现。例如，《后凯歌词九首·其六·降王》中写道：“控黄龙戍争雄地，登白龙堆抟战场。奇正相生神算在，粪除勍敌献降王。”[30]全诗以战场胜利为背景，“奇正相生神算在”一句，呼应《孙子兵法·势篇》中“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31]，强调战术变化无穷、正奇互用的神妙算略。诗中“粪除勍敌献降王”的结局，正是通过奇正相生的战术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效果。另一首《古战城南》则更具叙事性：“结阵背南河，指顾望城北。冠军申号令，谓彼是勍敌。今朝一战在，有国与无国。但得社稷存，此命不足惜。风云为动色，士卒为感激。奇正遽雷合，横冲奋霆击。雌雄势未决，忽忽日将匿。以剑指羲和，挥戈呼天日……”[32]诗中“奇正遽雷合，横冲奋霆击”生动描绘了正兵与奇兵如雷电般结合、迅猛冲击敌阵的场景，这与《孙子兵法·势篇》中“以正合，以奇胜”的原则相契合[33]，强调战术运用的灵活性与突发性。耶律铸通过“奇正遽雷合”的意象，揭示了兵法中奇正转换的动态过程，体现了他对奇正战术的深入把握。
耶律铸对《孙子兵法》“速战”与“机动”思想的书写，在《后凯歌词九首·其七·科尔结》中有着鲜明体现：“初若疾雷威似虎，复如脱兔速于神。想当持节为飞将，秪是今如着翅人。”[34]诗中“复如脱兔速于神”化用《孙子兵法·九地篇》中“后如脱兔，敌不及拒”的意象，强调军队在行动中应如脱兔般迅捷，使敌人措手不及。这与孙子“兵贵胜，不贵久”“兵之情主速”的原则一致，反映了耶律铸对蒙古骑兵高机动性战术的观察与认同。
耶律铸对《孙子兵法》的运用还深入到对军队组织和战场指挥的描绘中。在《贤王有云南之捷》一诗中，他写道：“诏出甘泉总六军，渡泸深入建元勋。旌旗蟠地惨遮日，金鼓震天寒搅云……”[35]其中“旌旗蟠地惨遮日，金鼓震天寒搅云”一联以宏大意象渲染军威，化用《孙子兵法·军争篇》的治军众之法：“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36]耶律铸以“旌旗蟠地”“金鼓震天”的形象描绘，生动诠释了孙子所强调的通过统一的视觉与听觉信号来指挥大部队、实现行动一致的军事原则。
此外，在《战城南》一诗中，耶律铸进一步拓展了对孙子“全胜”思想的阐释：“自来古战场，多在长城南，少在长城北。茫茫白骨甸，如何直接黄龙碛。或云是从汉武开西域，耗折十万众，博得善马数十匹……明皇不虑渔阳厄，万里孤军征碎叶……圣人有金城，贵谋贱战不战屈人兵。”此诗以历史反思为基调，结尾“圣人有金城，贵谋贱战不战屈人兵”引用《孙子兵法·谋攻篇》中“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思想，批判了历史上穷兵黩武的教训，强调谋略优于硬战。耶律铸通过对比汉武帝、唐明皇的扩张政策与元初“平江南”的胜利，突出“贵谋贱战”在实现“帝王真统业”中的核心地位，体现了他对孙子“全胜”战略的推崇。同样，在《后骑吹曲词九首·其八·逻逤》中，耶律铸写道：“磨崖金字昆仑颂，勒石银书逻逤铭。且述要知方略在，圣人不战屈人兵。”[37]此诗以铭功为主题，“圣人不战屈人兵”再次强调“不战而胜”的至高境界。
耶律铸的诗歌在继承耶律楚材兵学书写的基础上，拓展了对《孙子兵法》的书写与运用。他对“奇正”“速战”等战术概念的文学化表达，以及对“不战而屈人之兵”战略思想的高度推崇，呈现出了兵学智慧在诗歌之中的鲜活生命力。他的诗作是个人才情的体现，同时也是宋元之际民族文化交融与兵学知识传播的生动见证。
（三）耶律父子对《孙子兵法》的接受与分野
总体来看耶律楚材和耶律铸父子二人的诗歌创作，他们对《孙子兵法》的接受与书写呈现出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的样貌。这种同中有别的特征，源于二人不一样的历史背景、政治角色和个人经历，共同构成了元代初期少数民族士人群体对中华兵学传统接受与转化的生动画面。
就书写重心和风格而言，耶律楚材的诗歌更多地体现了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思维特质。他的诗作侧重于“庙算”“伐交”“全胜”等宏观战略以及根本原则的阐发，目的在于“以儒化兵”，把兵学智慧有机融入到他自己的政治实践当中，服务于使新兴王朝稳定、减少战争破坏这样的宏大目标。与此相对应，他的诗风一般显得沉郁厚重，说理性较强，体现了他作为帝国制度奠基者的深远考量。反观耶律铸，他的诗歌则更多地展现了军事统帅的观察视角。他多专注“奇正”“速战”“击虚”等具体战术原则，意象更为具体，画面动感十足，展现出他对临阵机变的敏锐把握。
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二人职位与经历的不同。耶律楚材身为运筹帷幄的宰相，长期处于决策中枢，他的视野自然聚焦于王朝奠基与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他更多的是用文治来管理国家，靠谋略来取得胜利，曾在《扈从羽猎》这首诗中自嘲“自笑中书老居士，拥鼻微吟弓矢废”[38]。道出自己作为文臣、远离战阵的身份特征，这也恰恰说明他更注重在庙堂之上运筹谋划，而非亲临战阵指挥。而耶律铸则多次统兵作战或扈从征伐[39]，他的身份更贴近军事行动的实践层面，故其诗笔能深入战术执行的具体细节。同时，时代背景的变化也是重要因素。耶律楚材主要活动于蒙古大规模开拓、迫切需要建立统治秩序的时期，他运用《孙子兵法》带有强烈的顶层设计色彩；耶律铸则更多参与到元朝建立后的巩固与征伐之中，他的诗歌对兵法的反映，更着重于既定战略下的战术执行与军事经验的总结。
然而，超越这些具体差异，父子二人共同彰显了《孙子兵法》作为超越族群界限的普遍智慧，在宋元鼎革、民族交融的历史洪流中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与适应性。他们均非简单地、教条式地征引兵书文本，而是将兵学思想内化为自身观察、思考与表达世界的一种方式，并娴熟地运用诗歌这一典型的汉文学形式加以呈现。他们的创作实践充分证明，源自中华文明的经典兵学，已然成为包括契丹族裔在内的各族精英共同的知识构成与思想资源，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持续发挥着指导实践、启迪思想的作用。
总的来看，耶律楚材与耶律铸父子二人的诗歌，从战略与战术、庙堂与沙场等不同维度，共同完成了对《孙子兵法》在蒙元时期接受史的文学书写。他们的诗作，是个人才情与家族学养的体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兵学文化，在多元一体国家形成过程中生命力与影响力的切实见证，为后世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化交融与思想传承提供了珍贵的文学文本。
三、耶律楚材父子兵学思想对蒙元用兵的影响
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对《孙子兵法》的理解及运用，并非仅仅体现在诗文当中，同时也融入到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实践当中。在蒙元多民族政权建立的过程中，他们身为契丹后裔，主动学习中原兵学，并把它转化成影响国家军事策略的思想资源。他们的兵学思想，通过上疏进言、带兵作战以及诗歌创作，实实在在渗透到蒙元时期的战争决策与军事行动中，成为连接用兵之道和治国之策的桥梁。耶律楚材的军政生涯开始于成吉思汗时期，而他的兵学思想切实影响帝国实践，主要在窝阔台执政之时。在蒙古灭掉金国及南下作战的过程中，耶律楚材多次运用《孙子兵法》所强调的“全胜”“伐谋”等思想，来影响蒙古最高统治者的战争决策。这里面最显著的，当属汴京围城后政策的转变。1233年，蒙古军攻破汴京，大将速不台请求屠城，以此惩罚金人持久抵抗。耶律楚材立即进言劝谏说：“将士暴露数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无民，将焉用之！”这话看似是从功利角度出发，实际上融合了孙子“全国为上，破国次之”的战略观与儒家保民思想，他指出，“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城，屠之则实利尽失。窝阔台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达诏令停止屠城，汴京百万生灵得以保全。耶律楚材这一举措改变了蒙古军队以往“克城必屠”的惯例，也标志着以“得地”兼“得民”的治理思维开始进入蒙古军事决策层。这种“伐谋”与“全胜”的思想，在他后续的建策中一以贯之。金亡后，秦、巩等二十余州凭借险要地势坚守，连续多年没有被攻克。耶律楚材把其中的关键问题看清楚后，上奏说明：“往年吾民逃罪，或萃于此，故以死拒战，若许以不杀，将不攻自下矣。”[40]窝阔台听从他的建议下诏赦免，各州果然接连打开城门投降，山外之地迅速平定。耶律楚材此类建言，并非孤立事例，而是其一贯主张的体现。他逐渐让蒙古高层对征服以及治理形成了新的认识，也为后来忽必烈南征时推行招抚政策奠定了一定的理念基础。他诗歌中所表达的孙子兵学全胜、伐谋等理念与他反对滥杀、主张安民的实际作为是互为表里的。
在后勤保障与战略规划方面，耶律楚材的举措虽没有直接援引《孙子兵法》内容，但他的思想内核与《孙子兵法》中的具体篇章思想是相通的。蒙古早期征战多靠即时掠夺，缺少持久稳定的后勤体系。1230年，耶律楚材上奏设立十路课税使，建立税收制度。从根本上来说，这一改革是为大规模、长时段军事行动提供稳定的财政支持，其思路同《孙子兵法》重视经济基础、强调“因粮于敌”同时也需本国支撑的后勤观念，在战略层面确实存在呼应。在战略规划方面，见于《元史·耶律楚材传》所载的一次重要廷议：“朝议将四征不廷，若遣回回人征江南，汉人征西域，深得制御之术。”[41]这个提议的核心是所谓“制御之术”，也就是靠着交叉派遣不同民族军队远征异地，让他们因环境陌生、后方遥远而更倚赖中央，去加强朝廷控制。这无疑是一种基于权谋的统治策略。不过耶律楚材敏锐觉察到这提议在军事上的大风险，他言：“不可。中原、西域，相去辽远，未至敌境，人马疲乏，兼水土异宜，疾疫将生，宜各从其便。”这一谏言虽没直接引用兵书，但内在逻辑与《孙子兵法·军争篇》“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42]的思想精髓很是契合。孙子深刻指出盲目追逐利益、过度驱使军队会引发的毁灭性后果。耶律楚材秉持着一样的军事理性，预测到长途劳师作战、军队疲惫、不服水土以及疾疫等情况会极大地削减军队战斗力，甚至可能致使战略失败。他提出的“各从其便”原则，实质是主张根据军队的民族构成、生活习惯与作战专长，将其布置在相对熟悉且适应的战场环境中，这可有效保护士兵的战斗力，也可最大限度地提升军事效率。这一建议最后获得采纳，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一次军事挫折，在决策层面将《孙子兵法》中蕴含的重视实际条件与士卒状态的“知天知地”“卒善而养之”等人本理性，注入了蒙古政权的军事思维中。
到耶律铸这里，家族的兵学传承得以在更为具体、更为深入的军政实践中延续与转化。耶律铸的军事活动主要集中在蒙哥汗以及忽必烈汗时期，这恰是蒙古军事行动从粗放扩张向注重策略与治理转变的关键阶段。他随蒙哥汗征蜀时，“屡出奇计，攻下城邑”，已表现出灵活运用战术的能力。在决定元朝命运的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中，耶律铸受命带领军队防备北边，并参与了上都北郊战役，帮助忽必烈取得了关键的胜利。这些经历让他能将兵书的原则与战场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虽然具体战例的细节因史料所限难以尽数还原，但他多次扈从征伐的经历，以及他诗作中流露出的对战场细节的精准把握，都显示出他绝非纸上谈兵的文人。从他与忽必烈的历史互动来看，耶律铸作为忽必烈的潜邸旧臣与长期倚重的亲信，他在忽必烈朝官至中书左丞相，对于机务有着颇深的参与。忽必烈主动吸收中原文化，这就给耶律铸运用与阐释其兵学思想提供了有利的政治以及文化环境。耶律铸的角色不只是战将，还是连接中原兵学智慧与元代最高军事决策的重要媒介。在他的诗歌创作里，像对“奇正遽雷合，横冲奋霆击”这种战场动态的描绘，对“击惰捣虚元有策”这类战术原则的强调，以及对“贵谋贱战不战屈人兵”这一战略理想的反复申说等，并非单单是文学想象，而是他军事阅历与思想观念的诗意凝结。这些观念与他政治军事活动中所形成的整体形象是相契合的，与元朝在统一进程中日益注重招降纳叛、力求减少破坏的战略倾向在精神气质上是一致的。
结语
纵观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对《孙子兵法》的接受、书写与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军事谋略应用，更深层次地体现为一种跨越族群的文化融合与认同。耶律楚材父子诗歌创作，成为连接不同文化传统有效媒介。通过将“庙算”“奇正”“因粮于敌”等典型的汉文化兵学概念，与描绘蒙古“冬狩”“长围”“铁骑”等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军事活动相结合，耶律父子在诗歌意象层面实现了两种军事文化的对接与互释。耶律楚材笔下的“长围布置如圆阵”，是以中原兵学的阵型理论诠释蒙古围猎战术；耶律铸诗中的“奇正遽雷合”，则是用汉文化的战术概念生动再现了蒙古骑兵的战斗场景。这种文学化的诠释，使得源自草原的实践经验，能够被纳入到中华兵学的话语体系中进行讨论与传承，同时也丰富了中华兵学本身的内容。他们的诗歌，因而成为不同军事传统相互理解、彼此融合的文本见证，为多元族群共存的帝国，初步奠定了共享的兵学文化基础。
他们的诗歌创作与兵学运用，本身也是其文化立场与身份追求的体现。凭借深厚的汉学修养与高位的政治实践，耶律父子向蒙元统治者证明了经典兵学战略的有效，同时也向汉人士大夫展示了对中华经典的精熟与内化。他们并非以征服者自居，而是自觉扮演起文化传承与转化的角色。这份自觉有其深厚的家学渊源，耶律楚材曾作《为子铸作诗三十韵》、《子铸生朝润之以诗为寿予因继其韵以遗之》二诗来教育劝勉耶律铸“儒术勿疏废，祖道宜薰炙”，并令其“继夜诵诗书”[43]，使其自幼便系统接受汉文化熏陶。耶律铸亦使其子耶律希亮“师事北平赵衍”[44]学习汉文化，形成了跨越族裔的文化传承。正是这种对中华文明的内在认同，驱动他们超越出身，在更广阔的文明体系中寻求归属，并将其兵学智慧转化为影响现实政治与军事实践的思想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耶律父子对《孙子兵法》的接受与实践，是在一种相对矛盾的儒家文化语境中展开的。阎盛国《宋代诗人笔下的孙武与〈孙子兵法〉》一文曾指出，宋代部分儒家士人对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家权谋之术抱有警惕乃至贬抑态度，认为其“诡诈”内核与儒家崇尚的仁义道德相悖，如司马光、苏轼等大家曾明确主张不必或不宜学习《孙子》。[45]这种态度在元代依然延续，魏鸿著、黄朴民主编的《中国兵学通史·宋辽夏金元卷》也论及此现象。[46]在诗歌表达上，如元代大儒刘因在《答或者以所注孙子见示二首》诗中认为兵家“权书不免增多口，霸论谁教混一途”[47]；理学家许谦《次韵景文杭州见寄四首·其四》一诗以“安能凿三窟，诡道收薛贵”[48]之句，直斥兵家“诡道”不足为取。这种主流儒家价值观对兵学的疏离，反衬出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选择的独特与可贵。作为契丹后裔，他们并未被汉文化中这种内在张力所束缚，而是基于现实的政治军事需求与超越族群的文明认同，主动汲取《孙子兵法》的智慧，将其从被部分儒者质疑的“权谋之书”，转化为经世致用、融合胡汉的“兵学圣典”。他们的实践，不仅是对中原兵学知识的吸收，更是在儒学主流话语之外，开辟了一条将兵学智慧“合法化”、实用化并融入王朝军政体系的有效路径。
总而言之，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在诗歌中对《孙子兵法》的接受与运用，是一个从知识接受到价值认同的过程。他们将兵学智慧作为辅政济世的实用工具，同时也将其视为可资共建多元一体文明秩序的重要精神资源。他们的文学实践，生动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时期，非汉族群精英如何通过主动汲取、内化并创造性转化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华兵学经典，从而参与到中华文明话语的延展与创新之中，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文化认同的构建机制，提供了一个来自文学与兵学交叉视域的生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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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例如：阎福玲.耶律铸边塞诗论析［J］.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3）：80-84；徐雅婷.耶律楚材西域诗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2010；雷旭宁.耶律铸诗歌研究［D］.成都：西南民族大学，2020；陈光.耶律楚材文集原序与其诗学旨趣本色钩沉［J］.民族文学研究，2024（6）：144-155.
[②]李慎仪.耶律楚材评传［J］.史学月刊，1981（4）：22-25；苏日雅.耶律楚材“以儒治国”政治思想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13；杨忠伟.论耶律楚材“以儒治国”的经济思想［J］.民族论坛，2016（10）：58-62；郭亚宾.耶律楚材治学理政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20.
[③]王筱芸.蒙元新西域诗与蒙古王朝认同建构——以耶律楚材、丘处机为中心［J］.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2011（00）：262-296；张海云.蒙元时期耶律楚材家族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2；杨金戈.耶律楚材与元代民族文化融合［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1-4；和谈.耶律楚材家族及其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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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魏鸿，著.黄朴民，主编.中国兵学通史·宋辽夏金元卷［M］.长沙：岳麓书社，2020：283.
[⑨]“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传语臣辙云：‘令兄内翰《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郑颛押宴，为臣辙言：先臣洵所为文字中事迹，颇能尽其委曲。及至帐前，馆伴王师儒谓臣辙：‘闻常服伏苓，欲乞其方。’盖臣辙尝作《服伏苓赋》，必此赋亦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传在彼。其间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参见苏辙.苏辙集［M］．陈宏天，高秀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747.
[⑩]魏鸿，著.黄朴民，主编.中国兵学通史·宋辽夏金元卷［M］.长沙：岳麓书社，2020：284.
[11]元好问.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中册［M］.狄宝心，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693，705，712，717.
[12]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3：320.
[13]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传［M］//元史：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3455.
[14]杨镰，主编 . 全元诗：第 1 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13：320-321.
[15]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铸传［M］// 元史：第 11 册 . 北京：中华书局，1976：3464.
[16]杨丙安，校理 .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M］. 北京：中华书局，1999：20.
[17]杨镰，主编 . 全元诗：第 1 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13：259.
[18]李修生，朱安群，主编 . 四书五经辞典［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174.
[19]杨镰，主编 . 全元诗：第 1 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13：293，326.
[20]江蓝生，陆尊梧，主编 . 实用全唐诗词典［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382.
[21]杨镰，主编 . 全元诗：第 1 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13：276-277.
[22]杨丙安，校理 .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M］. 北京：中华书局，1999：39，245.
[23]杨镰，主编 . 全元诗：第 1 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13：285-286.
[24]杨丙安，校理 .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M］. 北京：中华书局，1999：52.
[25]张震泽，撰 . 孙膑兵法校理［M］. 北京：中华书局，1984：129，145.
[26]杨镰，主编 . 全元诗：第 1 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13：312-313.
[27]杨丙安，校理 .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M］. 北京：中华书局，1999：87.
[28]杨镰，主编 . 全元诗：第 4 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13：49.
[29]杨丙安，校理 .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M］. 北京：中华书局，1999：150，124，18.
[30]杨镰，主编 . 全元诗：第 4 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13：5.
[31]杨丙安，校理 .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M］. 北京：中华书局，1999：90.
[32]杨镰，主编 . 全元诗：第 4 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13：13.
[33]杨丙安，校理 .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M］. 北京：中华书局，1999：87.
[34]杨镰，主编 . 全元诗：第 4 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13：5.
[35]杨镰，主编 . 全元诗：第 4 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13：83.
[36]杨丙安，校理 .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M］. 北京：中华书局，1999：146.
[37]杨镰，主编 . 全元诗：第 4 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13：13-14.
[38]杨镰，主编 . 全元诗：第 1 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13：289.
[39]“铸字成仲，幼聪敏，善属文，尤工骑射……宪宗征蜀，诏铸领侍卫骁果以从，屡出奇计，攻下城邑……诏将兵备御北边，后征兵扈从，败阿里不哥于上都之北。”参见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铸传［M］// 元史：第11 册. 北京：中华书局，1976：3464-3465.
[40]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传［M］// 元史：第 11 册 . 北京：中华书局，1976：3459.
[41]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传［M］// 元史：第 11 册 . 北京：中华书局，1976：3460.
[42]杨丙安，校理 .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M］. 北京：中华书局，1999：137-139.
[43]杨镰，主编 . 全元诗：第 1 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13：320-321，327.
[44]元史卷一百八十：耶律希亮传［M］// 元史：第 14 册 . 北京：中华书局，1976：4159.
[45]阎盛国 . 宋代诗人笔下的孙武与《孙子兵法》［J］. 军事历史研究，2011（3）：191-197.
[46]“从戴表元的序文中，我们还可以约略感受到当时普通士人对于兵学的态度。戴表元说，潘可大‘一日袖以过余曰：“自吾为此书，朋友始而骇焉什四，中而疑焉什六，卒而非且笑焉什八矣。”’作为一个醉心兵学、痴迷于《孙子兵法》的青年学者，潘可大的兵学研究显然遭到了朋辈的不解和非议。我们无由得知世人对潘可大具体有怎样的评论，但这种状况起码说明，儒生研究兵学是很小众的行为，在价值观上也不为儒家主流所接受。”参见魏鸿，著.黄朴民，主编.中国兵学通史·宋辽夏金元卷［M］. 长沙：岳麓书社，2020：313.
[47]杨镰，主编 . 全元诗：第 15 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13：121.
[48]杨镰，主编 . 全元诗：第 23 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1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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